2026年6月初，苏州大学有位副教授薛艳华离开了，她父母发的讣告里没提具体病因，只说是因病去世，消息很快在朋友圈和学术群传开了，薛艳华29岁拿到博士学位，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2021年进入苏州大学工作，五年里从讲师升到副教授，还成为硕士生导师，这个速度在现在高校里不算稀奇，反而算标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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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是普通工薪家庭，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孩子成才就是全家最大的指望，可没人问过这“快”是怎么来的，高校现在普遍实行“非升即走”，三年或五年一考核，论文、项目、教学全得压着来，薛艳华那五年，基本等于每天干十二小时以上，没完整休过假，科研和上课两头跑，这不是她多能扛，是不这么干就留不下。

高校的考核表上从来不包括健康这一项,你生病了,别人可能认为是你意志力薄弱,实验室晚上十点还亮着灯很常见,课题申报季大家熬夜都习以为常,没人觉得有问题,中国青年科研人员平均每周工作超过五十五个小时,七成多人长期睡眠不足,薛艳华的离世,只是这些数字里一个被记住的名字。

媒体总爱讲寒门博士五年破格晋升的故事，听起来很励志，却很少提到这背后可能是制度逼着人拼命干活，2025年教育部发布过减负清单，说要少填表格、少摊派任务，可到了年底考核的时候，还是看论文数量和项目经费，去年中科院也有一个年轻研究员猝死，网上议论了几天就没了消息，这种事情好像已经让大家习以为常。

青年教师还得承担很多没写在合同里的工作，比如拉学生参加活动、组织各种项目、填写各类表格，文科老师处境更不容易，课题申请难度大、经费有限、周期拖得长，如果薛艳华从事的是人文社科领域，她在“五年晋升”过程中可能比理工科同事付出更多努力、承受更大压力，这些隐性劳动没人统计过，但它们确实存在，也在不断消耗人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