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小山，你大伯说哑婆自己走了，去了福利院。”孙大娘把一碗面端到我面前，眼睛却不敢看我。
“孙姨，你跟我说实话。”我放下筷子。
她沉默了很久，才压低声音说：“你晚上去村后那间守山屋看看。别让人知道。”
我攥紧了拳头。
一
1980年深秋，我八岁。
那天下午，父亲从地里回来，脸白得像纸。他说头疼，倒在床上就没起来。母亲去请村医，村医来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行了。脑溢血，村医说。母亲哭得昏过去好几次，亲戚们帮忙操办了丧事。棺材是薄皮木的，纸钱烧得少，唢呐只请了两个人，吹得断断续续的。
父亲走了不到一个月，母亲也倒下了。她本来身体就弱，加上日日夜夜地哭，整个人瘦成了一把骨头。有天早上我醒过来，去推她，她没醒。她的手冰凉。村医说是心碎死的，加上身子早就亏空了。
我还记得跪在母亲床前的那个早上。天刚蒙蒙亮，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快烧没了，光一跳一跳的。我拉着她的手不肯松开。她的手很轻，轻得像一片干叶子。后来是大伯娘把我拽开的，她力气大，一把就把我提起来了。
“哭什么哭，死了就是死了，你哭她也活不过来。”大伯娘说这话的时候，嘴里还嗑着瓜子。
丧事是大伯张罗的。他把父亲留下的三间土坯房里的东西清点了一遍，拿走了一部分，说是“保管”。我不懂什么叫保管，只知道母亲陪嫁的那口樟木箱子后来不见了，大伯娘屋里多了一口新的。
头七刚过，大伯把我叫到跟前。他坐在堂屋的条凳上，抽着旱烟，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件碍事的物件。
“小山啊，你爹生前借了我二百块钱，这账你得认。现在你住的那三间房，就当抵债了。”
我说：“我爹没借过钱。”
大伯一巴掌扇过来，打得我耳朵嗡嗡响。“小兔崽子，你爹借没借钱你知道什么？你才几岁？”
大伯娘在旁边帮腔：“三山两口子这一走，留下个拖油瓶，谁家愿意白养？这房子要是不抵债，你吃啥喝啥？你倒是说说。”
二叔和二婶坐在角落里，没人吭声。二叔低着头，二婶拿手肘捅了他一下，他也没说话。
那天晚上，大伯娘把我的东西扔到了院子里。其实也没什么好东西——两件换洗的衣裳，母亲留给我的一件旧棉袄，一双布鞋。衣裳摔在地上，沾了泥。
天黑了，开始下雨。秋天的雨不暴，但冷，冷到骨头里。
我蹲在院子里，抱着母亲的旧棉袄，缩在屋檐下。雨水顺着瓦片往下淌，滴在我脖子上，我往墙根缩了缩。大伯家的灯灭了。二叔家的灯也灭了。隔壁几户人家亮着灯，有人从窗户里往外看了一眼，又把窗帘拉上了。
没有人出来。
我又冷又饿，肚子咕咕叫。我想起母亲做的面疙瘩汤，热乎乎的，里面放一点猪油和葱花，香得不行。我咽了咽口水，把棉袄裹紧了一点。棉袄上有母亲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反正闻着心里踏实。我把脸埋进棉袄里，眼泪又流出来了。我不敢哭出声，怕大伯听见了又出来骂。
雨越下越大，屋檐下也挡不住了。我浑身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我想找个地方躲雨，可哪也去不了。村子里黑漆漆的，只有几户人家的窗户透着昏黄的光，但那些光不是给我的。
我抱着棉袄站起来，想去找二叔。二叔平时话不多，但他是我亲叔，总不会不管我吧。我走到二叔家门口，抬手想敲门，手举到半空中又放下了。我想起二婶白天跟大伯娘说的话：“我们家三个娃都吃不饱呢，再多张嘴可不行。”
我把手放下了。
我转身往回走，走到大伯家院门口，蹲下来，缩成一团。雨打在背上，冷得像针扎。我想，要不我就这么死了算了，死了就能见到爹和娘了。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不是说话的声音，是脚步踩在水坑里的声音，啪嗒啪嗒，很慢，很稳。
我抬起头，雨幕里有个人影，佝偻着腰，撑着油布伞，深一脚浅一脚往这边走。
是哑婆。
二
哑婆住在村尾，离大伯家有一里地。村里人都叫她哑婆，因为她不会说话。她年轻时候发过一次高烧，烧了好几天，等烧退了，嗓子就坏了，从此再没说过一句话。她没嫁人，一个人住在村尾那间土屋里，平时靠给人家做针线活、种一小块菜地、养几只鸡过日子。
村里人不太跟她来往。有人嫌她“不吉利”，有人说她“脑子不正常”，也有人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是觉得一个又老又哑又穷的女人，没什么可来往的。逢年过节，没人去她家串门。她生病了，也没人去照顾。她好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跟谁都没关系。
可那个雨夜，她来了。
哑婆走到我跟前，蹲下来。她把伞撑在我头顶上，雨水打在她背上，蓝布衫很快就湿了一大片。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我从来没在别人眼睛里见过的东西。
那眼神我说不上来。不是可怜，不是同情，就是心疼。像母亲看我那样。
她伸出手，把我脸上的雨水和眼泪一起抹掉了。她的手粗糙，全是老茧，但很暖。她指了指自己土屋的方向，然后站起来，把手伸给我。
我看着她。雨水顺着她的白发往下淌，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小腿，脚上是一双露了脚趾的布鞋。她就那么站在雨里，把手伸着，等我。
我犹豫了一下，把手递了过去。
她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往村尾走。她的手很大，把我的手整个包住了，很暖。雨还是那么大，但伞一直在我头顶上，她的半边身子都在雨里淋着。
到了土屋，哑婆推开门，让我先进去。屋里不大，一间灶房一间卧房，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扫得没有一根草屑，灶台擦得发亮，碗筷整整齐齐摆在木架上。墙上糊了旧报纸，报纸上用炭笔画了几朵花，画得不好看，但看得出是花了心思的。
哑婆让我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她去灶膛里扒了扒，还有一点火星子。她添了些干柴，火很快烧起来了。火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皱纹很深，皮肤黑红，但眼睛很亮。
她先给我煮了一碗面。
面是手擀的，切得粗细不匀，但煮得很软。哑婆从碗柜里摸出一个鸡蛋，磕进锅里，卧在面上。鸡蛋是她的老母鸡下的，平时她自己都舍不得吃，要拿到镇上去换盐。
面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盯着那个荷包蛋看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看哑婆，她笑着比划了一下，手在嘴边比了个“吃”的手势，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意思是吃饱。
我端起碗，三口就把面吃完了。那个荷包蛋我没舍得一口吃掉，咬了一小口，蛋黄流出来，黄澄澄的，香得不行。我把剩下的蛋分成几小块，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想让它多留一会儿。吃完面，我把汤也喝了个干净。
哑婆坐在对面看着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又比划了一下：还要不要？我摇摇头，她就收走了碗。然后她从灶膛里夹了一块炭，在墙上写了几个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
“好吃吗？”
我点点头。她又笑了。
晚上，哑婆把卧房里唯一的床铺让给了我。床板上的稻草是新换的，有一股淡淡的草香。棉被虽然旧，但洗得干干净净，上面打了几个补丁，补得很整齐。我躺在上面，觉得比大伯家的被子还软。
哑婆在地上铺了一床旧褥子，和衣躺下了。我说我不要睡床，我睡地上。她假装生气了，皱着眉头，用手指了指床，又指了指我，意思是你给我躺好。然后她把煤油灯吹了，屋里一下子黑了。
黑暗中，我听见哑婆翻了个身。我想说谢谢，但不知道怎么说给她听。她听不见我说的话，可我说了也没用，她听不见。
我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哑婆，谢谢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踏实。雨一直在下，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啪啪响。但没有一个晚上比这个晚上更暖。
三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就知道了：哑婆把林三山家的孤儿领回去了。
消息是大伯娘传出去的。她站在村口跟几个女人说话，声音大得半条村都听得见。
“那个哑巴怕是想捡个娃养，给自己养老送终。你说她一个哑巴，自己都吃不饱，还养孩子？养大了也不是她亲生的，能对她好？真是脑子不清楚。”
旁边有人接话：“三山家那娃也是可怜，爹妈没了，亲戚不要，跟了哑婆，以后怕是要吃苦。”
大伯娘嗑着瓜子说：“吃苦也比在我家强。我们家可养不起闲人。”
话传到孙大娘耳朵里，孙大娘没吭声，回家装了一袋米，趁着天黑送到哑婆家。孙大娘住在哑婆隔壁，两家隔了一道矮墙，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孙大娘心善，但不敢得罪大伯家，所以做什么事都偷偷摸摸的。
她敲了哑婆的门，哑婆开了门。孙大娘把米递过去，压低声音说：“秀兰姐，这点米你收着，给孩子熬粥喝。别让人知道是我给的。”
哑婆接过米，眼圈红了。她想比划谢谢，孙大娘摆摆手，转身走了。
那袋米，哑婆吃了好久。她每次只抓一小把，掺上红薯和野菜，熬一锅稀饭。稠的给我，稀的自己喝。
哑婆养了七只鸡，每天早上她先喂鸡，鸡下了蛋就拿去镇上换东西。她还种了一小块菜地，萝卜、白菜、茄子，什么季节种什么。她给人家做针线活，缝补衣裳、做小孩的虎头鞋，赚几个零钱。
那些钱，她全花在了我身上。
秋天的时候，她去镇上给我买了两支铅笔和一本田字格本。她把铅笔削好，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字：小山。那是我的名字。她在墙上又写了几个字：“去念书。”
我摇头，比划着说我不要念书，我要帮她干活。
哑婆第一次打了我。
打得很轻，拍在我肩膀上，不疼。但她哭了，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她用手比划了很多，我只看懂了一部分：你要念书。念了书才有出息。你不念书，以后怎么办。
我去了学校。
学校在镇上，离村子三里地。哑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用布包好中午的干粮塞进我书包里。走之前她总要帮我整整衣领，拍拍我肩膀上的灰，然后把我推到门外，指指路的方向。
我走出百十步回头看，她还站在门口看着。
那时候学校里没什么人看得起我。我穿的是哑婆改的旧衣裳，布鞋是哑婆一针一线纳的底，书包是哑婆用碎布拼的，花花绿绿的，同学们笑话我。有人喊我“哑巴的野种”，我气得跟人打了一架，把人家鼻子打出了血，老师叫了家长。
哑婆来了。
她不会说话，就站在老师面前，低着头，像做了错事一样。老师训了她几句，说孩子要有教养，不能打人。哑婆不停点头，拉着我的手走了。
走出校门，她蹲下来看着我，眼睛里没有责怪。她用手比划：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他们骂我是哑巴的野种。哑婆愣了一下，然后把我搂进怀里，搂得很紧，紧得我透不过气。
那天晚上，她做了红烧肉。
那是过年才吃的菜。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小块五花肉，切得薄薄的，用酱油炖了，放了很多糖，炖得又红又亮。她把肉全夹到我碗里，自己就着肉汤拌饭吃了一口。
我夹了一块肉递到她嘴边，她摇头，用手比划说她不爱吃肉。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吃。
我把肉塞进她嘴里。她嚼了嚼，笑了。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
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春天，哑婆在菜地里种豆角，我跟在后面浇水。夏天，她在老槐树下缝衣服，我在旁边写作业。秋天，她带我去山上捡柴火，我跟在她后面踩她踩过的地方。冬天，她把棉被让给我盖，自己缩在旧褥子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唇都是紫的。
她的手一年到头都是裂的。冬天裂得更厉害，口子很深，渗着血。她洗碗洗衣服的时候，水混着血往下滴。我看了心疼，学会了帮她洗衣服、洗碗、烧火、喂鸡。她一开始不让，抢着干，后来拗不过我，就坐在旁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笑。
她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像一朵花。
我渐渐学会了她比划的那些手势。拍胸口表示“想”，指眼睛表示“看”，握拳头表示“打”，双手合拢贴在脸边表示“睡觉”。她还有一个手势是专门给我的——用手指在空中画一个圈，然后指指天，意思是“好好的”。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跟我说了一辈子的话：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我们之间不需要太多语言。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彼此都懂。她不识字，但会用炭笔在墙上画画。画一个小人代表我，画一个更小的小人代表她自己。有时候她在小人旁边画一朵花，我就知道她今天心情好。
那几年，我长高了不少。八岁到十二岁，我的个子蹿了一大截，衣服年年不够穿。哑婆就拆了又补，补了又拆，把她的旧衣裳改成我能穿的，把我穿小了的衣裳改成更小的，留着以后穿。
她自己永远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一年四季都是它。夏天单穿，冬天里面套一件破棉袄。我给她买过一件新衣裳——不是买的，是我捡废品卖了钱，在镇上供销社扯了一块布，请孙大娘帮忙做的。哑婆收到的时候，捧在手里看了好久，然后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箱子。
我让她穿，她摇头，比划说留着过年穿。
过年的时候，她还是没穿。我问她为什么不穿，她比划说新衣裳要留着，等我长大了她再穿。
我没等到那一天。
十二岁那年冬天，哑婆生了一场大病。她发高烧，烧得说胡话，但她不会说话，胡话也只是“啊啊”地叫。孙大娘听见了，过来一看，吓了一跳，说赶紧送医院。
可镇上卫生所离村子三里地，哑婆走不动。我背着她去的。
那三里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哑婆趴在我背上，浑身滚烫，呼吸又急又短。我走几步就喊一声“哑婆”，她有时候“嗯”一声，有时候不吭声。我不停地喊，我怕她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
到了卫生所，医生说肺炎，要打针。我交了钱，钱是哑婆攒的，藏在枕头底下，用一块手帕包着，全是毛票，数了数，一共十二块八毛。刚好够药费和针水。
哑婆在卫生所躺了三天。我请了假在旁边守着。她醒了之后，看见我在，第一件事不是看自己，是摸摸我的脸，然后比划：你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其实我没吃，我把钱全交了药费，自己饿了两顿。
哑婆不信，她比划：你骗我。
我没说话。
她看着我的眼睛，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天下午，她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去卫生所后面的菜地里找了几根萝卜，用刀切成块，放在锅里煮。她做了一锅萝卜汤，分了一大碗给我，自己喝了一小碗。汤里没放盐，寡淡寡淡的，但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汤。
哑婆好了以后，身体大不如前了。她走不了远路，干不了重活，大部分时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缝缝补补。我去上学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说哑婆你别干活了，我养活你。
她笑着点头，但第二天还是起来喂鸡、浇菜、缝衣服。
她闲不住。
五
我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了。
成绩不算差，能考上高中，但我没打算念。哑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的腰弯了，走路要拄棍子，眼睛也不太好了，穿针引线要穿半天。我不想再拖累她。她养了我七年，够了。
村里有个人去南方打工回来，说深圳那边的工厂招人，一个月能挣好几百。我动了心。
我把想法跟哑婆说了。她听完了，坐在那里好久没动。我以为她不同意，正要再解释，她站起来，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
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毛票，块票，钢镚儿，还有几张旧版的五块钱。她一张一张数给我看，一共八十三块六毛。
她用手比划：这是你的路费。
我说我不要，你留着用。
她摇头，把钱塞进我手里，攥着我的手不放。她比划：去挣钱。挣了钱回来。我等你。
那天晚上，她给我包了一包东西：一袋炒面，几个煮鸡蛋，一双新布鞋。炒面是她自己炒的，用麦子在铁锅里炒到焦黄，再磨成粉，冲水就能吃。煮鸡蛋是她的老母鸡下的，她攒了一个星期。布鞋是她纳的底，一针一线缝的，鞋面上绣了两朵小花，歪歪扭扭的。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背着这些东西站在门口。哑婆站在院子里，拄着棍子看着我。
我跪下来，给她磕了三个头。
“哑婆，我出去挣钱，挣了钱就回来接你。”
哑婆过来扶我起来，她拍着我肩膀，张着嘴想说什么，发不出声音。她的嘴唇哆嗦着，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
我转身走了。
走出百十步回头看，哑婆还站在老槐树下，朝我挥手。风把她的白发吹得乱糟糟的，她穿着那件蓝布衫，瘦得像一根枯枝。
我没敢再回头。
我咬着嘴唇往前走，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六
深圳比我想的大得多。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深圳。出了火车站，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楼。我背着哑婆做的布包，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往哪走。
后来有人介绍我去了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做插件，把电容电阻插在线路板上，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手不停。一个月底薪加加班费能拿三四百块，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我干活很卖力。别人上厕所磨蹭半个小时，我五分钟就回来。别人偷懒聊天，我手不闲着。组长看在眼里，半年后把我提成了线长。
线长管二十来个人，多拿一百块津贴。我把这钱攒起来，一分不花。吃最便宜的食堂菜，住集体宿舍，不抽烟不喝酒不逛街。工友说我抠，我说我有个哑婆要养。
他们听不懂什么是哑婆。我也不解释。
一年后我升了车间主任。两年后我跟人合伙开了一个小加工厂。三年后工厂倒闭了，赔了不少钱，我欠了一屁股债。最难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五块钱，连饭都吃不起了。我想过回村，但回了村能干什么？回去见哑婆，怎么跟她说？说我没出息，混不下去了？
我没回去。
我找了个工地搬砖，一天二十块钱。白天搬砖，晚上睡桥洞。我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还债。那段日子我常常想起哑婆，想起她啃红薯皮的样子，想起她把手伸给我的那个雨夜。我就觉得，她那么苦都把我养大了，我这点苦算什么。
三年后我还清了债，重新开始做生意。赶上经济起飞，做什么赚什么。我先做配件代理，后来自己开公司，一步步做大。到1998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手下百来号人，身家过了千万。
那年我二十八岁。
我结了婚。妻子叫方敏，是厂里的会计，人很踏实，不贪不占，过日子精打细算。我给她讲哑婆的事，讲了一个晚上。从那个雨夜讲到背哑婆去卫生所，从哑婆的红烧肉讲到那双绣了花的布鞋。
方敏听完哭了很久。
她说：“咱们一定要回去看她。”
我说：“好。”
七
1998年秋天，我开着车队回村。
六辆车。一辆黑色的轿车我开，五辆皮卡拉满了东西。米、面、油、棉被、衣服、鞋子、收音机、电视机，还有一辆轮椅。轮椅是给哑婆买的，我打听过了，最好的牌子，可以推着走也可以自己摇着走。
方敏坐在副驾驶上，看我手在发抖。
“紧张？”她问。
“嗯。”
“怕什么？”
“怕她老了。”我说。
方敏握了握我的手，没再说话。
车队从县城开出来，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镇上。镇上的变化不大，还是那条主街，还是那个供销社。但过了镇子往村里走，路修了，以前的土路铺了石子，好走了不少。
车子拐进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秋日的阳光把村子照得金灿灿的。路边的那排杨树还在，长了十年，比以前高了。几户人家盖了新房，贴了瓷砖，在村里很显眼。但大多数老房子还在，还是那些夯土的墙，还是那些灰瓦的顶。
车子一进村，就有人看见了。
“谁啊？这么大的排场。”
“那个开黑轿车的，我看像是……林三山家的小山？”
“不能吧，他不是出去打工了吗？”
车慢慢开过去，路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认出了我，喊了一声：“林小山回来了！”
我把车停在村尾老槐树下。
老槐树比以前粗了一圈，枝叶铺开，遮了一大片阴凉。树下的那口井还在，井沿磨得光滑锃亮。
我跳下车，快步走向哑婆的土屋。
院子里长满了草，齐腰高。那棵哑婆种的小枣树还在，但没人修剪，长得歪歪扭扭的，枝头挂着几个干瘪的枣子。屋檐下挂着蛛网，风一吹，晃晃悠悠的。
门锁着。
我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灶台是凉的，积了一层灰。碗柜空空的，只有一只破碗倒扣在木板上。床板上光秃秃的，没有被褥，没有枕头。地上落了一层土，墙上的炭笔画还在，但褪了色，模模糊糊的。
空气里有股霉味，像是很久没人住过了。
我的脑子里“嗡”了一下。
“哑婆！哑婆！”
没人应。
“哑婆！我回来了！”
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响，风从田野上刮过来，带着一股子稻草味儿。我站在院子里，浑身发冷。十年前哑婆站在这里送我走，十年后我站在这里找她，找不到她了。
我转身去敲隔壁的门。
隔壁是孙大娘家。我敲了三下，门开了一条缝，孙大娘探出头来。
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是……三山家的小山？”
“孙姨，是我。哑婆呢？”
孙大娘的脸色变了。那种变不是慢慢的，是一瞬间的，像有人在她脸上关了一盏灯。她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你问你大伯去。”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攥紧了拳头。
身后传来脚步声。
“哎呀小山！你可算回来了！”
我转过身。大伯林大山一路小跑过来，身后跟着大伯娘、二叔、二婶。大伯穿了一件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看上去比十年前年轻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笑得像抹了蜜。
“我们都惦记着你呢！这些年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大伯娘在旁边擦眼睛：“你大伯没少念叨你，就怕你在外面吃苦。隔三差五就说起你，说小山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瘦了没有。”
二叔跟着点头：“是是是，你大伯惦记你呢。”
二婶没说话，低着头站在最后面。
我没接话。我看着大伯的眼睛，问：“哑婆在哪儿？”
大伯的笑容僵了一瞬。很短，短得别人可能注意不到。但我注意到了。这十年来我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欠债的、赖账的、骗钱的，我见过太多这种表情。这是一个说谎的人被突然问到要害时的表情。
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那表情换成了“沉痛”的样子：“小山啊，有件事我们一直想跟你说，但又怕你伤心……”
“说。”
“哑婆她，前年走了。”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什么？”
“去、去了镇上的福利院。”大伯擦了擦眼睛，但没有眼泪，“我们也想照顾她来着，但她非要走。她说自己不想拖累村里人，要去福利院。你也知道，她一个哑巴，脾气倔得很，我们拦不住啊。”
大伯娘在旁边帮腔：“可不是嘛，我们劝了好久，她就是不听。你大伯还去镇上找过她两次，给她送过东西。但你知道，她那个人……”
二叔跟着说：“我们也没办法，她非要走。”
我看着二叔的眼睛。他低着头，盯着地面，不敢看我。
“哪个福利院？”我问。
“就是、就是镇上的那个，养老院。”大伯说，“不过后来好像又转到县里去了。你先歇着，我帮你打听打听。”
我说：“不用了，我自己找。”
大伯连忙拉住我的胳膊：“你先别急着去，先到家里坐坐。你大伯娘给你炖了鸡，你尝尝。这么多年没回来了，住两天再走。”
大伯娘笑着说：“对对对，家里炖了鸡，你先吃饭。找人的事不着急。”
“不着急？”我看着大伯娘。
她的笑容僵住了。
我说：“我找哑婆，很着急。”
我转身走了。大伯在后面喊了好几声，我没回头。
八
那天晚上我住在镇上的招待所。方敏跟我一起，她看我脸色不好，没多问，给我倒了杯水。
我坐在床边，脑子里全是孙大娘的表情。她那种变脸，不是普通的变脸，是害怕。她怕什么？怕大伯？还是怕别的？
我把白天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大伯说哑婆去了福利院，但他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对。大伯娘说去镇上找过哑婆，但她连福利院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二叔从头到尾不敢看我。
我把水杯放下，站起来。
“我回村一趟。”
“现在？”方敏看了看窗外，天已经黑了。
“嗯。你在这儿等我。”
我从镇上开回村子，天全黑了。村子里的灯稀稀拉拉的，像几颗快灭的星星。我把车停在村口，摸黑走到孙大娘家门口。
敲了三下。
门开了。孙大娘看见是我，往左右看了看，一把把我拉了进去。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孙姨，你跟我说实话，哑婆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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