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高校教师来回答。
作为一名同在高校任教的老师，看到薛艳华副教授36岁骤然离世的消息，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平日里，各种新闻没少关注，在当下各行各业普遍“内卷”的大环境下，似乎只有看到这些“过劳死”的案例时，我们才会停下忙碌的双手和思绪，反问自己：我的身体还吃得消吗？
如今我已四十多岁，十年前，我也和薛老师一样，一心扑在科研和教学上，恨不能长出分身，拼命去把所有事都做好。
我的身体也在近些年发出警报，首当其冲的是眼睛，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几乎人人用眼过度。我也不得不慢下来。
薛老师只有三十多岁，还没等她慢下来，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总说三十多岁是学者的黄金期，是思想喷涌、成果井喷的年纪。可薛老师却在这个本该肆意绽放的年华，永远停下了脚步。
她的离去，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每一个还在深夜亮着灯的年轻学者心上。
翻开薛老师的履历，那是一部被按下“快进键”的传奇。
从西南政法大学的博士，到重庆大学的博士后，再到苏州大学的副教授，她手握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还出版了个人专著。
在外人眼里，她是妥妥的“学术女神”。
但只有身处这个圈子的人才知道，这份光鲜背后，是无数个凌晨三点未曾合眼的夜晚，是长期三餐不规律的透支，是连续几年没有完整休过的寒暑假。
这种透支生命的狂奔，在当下的学术界早已不是孤例。
就在上个月，山西传媒学院39岁的副教授秦秀宇，在刚主持完本科毕业答辩后，因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离世。
再往前看，浙江大学材料学专家刘永锋教授，最终倒在了西安学术会议的讲台上。他的妻子翻出他生前的日程表，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277天内出差或晚9点后下班，135天熬到深夜10点，整整18年没有休过完整假期。妻子那句泣血的质问——“是不是非得用命才能换来一张体检假条？”至今仍在无数青年教师的心头回荡。
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
近年来，国内高校普遍推行“预聘—长聘”制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非升即走”。
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通常有3到6年的考核期，必须同时完成课时教学、论文刊发、课题申报、研究生带教等多重硬性指标。一旦在聘期内未能完成，面临的就是解聘或转岗。这种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青年教师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能短期见效的科研产出中。
薛老师生前身兼授课、带研究生、申报新项目、修改论文四项重担。
环境法课题还经常需要对接各地实地调研，出差奔波是家常便饭。
在职称晋升的关键节点，为了赶项目申报窗口期，动辄连续半个月熬夜改标书。
她的父母含泪透露，女儿近一年频繁失眠胸闷，好几次想请假休养，却赶上课题结题、期末集中阅卷，硬生生把体检计划一拖再拖，小病慢慢拖成了急症。
薛老师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身体，只是偶尔跟好友提起“总觉得很累”“抵抗力差，反复感冒”。但这些信号在当时都被归结为“年轻，扛一扛就过去”。
直到5月31日晚突发急性重症，尽管医院动用了ECMO设备全力抢救，她依然在6月1日永远离开了人世。
她的学生回忆，薛老师凌晨两三点回复邮件是常态。读博期间，室友记得她常通宵改稿，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写。入职苏大后，教学大纲设计、课堂讲授、科研项目申报、学生论文指导……多项职责集于一身，工作强度远超同龄教师均值。
她总笑着说：“等这个项目结题就调养。”可当身体真正发出不可逆的求救信号时，时间已然吝啬到不肯多给一天。
这种“等忙完这阵子”的谎言，我们听过太多，也信过太多。
2024年4月，南京林业大学38岁的副教授宋凯在家中自杀身亡。他长期忙于工作及基金项目申请，在去世前的春节前后，因需提交基金项目申请，出现了明显的躯体化症状与压力表现，常念叨“来不及了”、“脑子一片空白”。
还有26岁的建筑设计师冯宇浪，在连续一个月加班19天、凌晨3点多处理完工作后，被发现躺在办公室的折叠椅上没了呼吸。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无比痛心，是因为它像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当下无数高压行业从业者令人窒息的生存现状。
我们总以为身体扛得住，总想着等忙完这一阵再好好休息，但生命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
薛老师用血淋淋的事实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无论你活在哪个阶层，无论你有多大的宏图壮志，累了就该躺下，困了就合上眼休息。
不要“拿命换前程”，因为拿命换来的前程，你可能真的无福消受。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我们必须学会平衡工作和生活，重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钱可以慢慢赚，职称可以晚几年评，但生命只有一次。
愿天堂没有痛苦的慢性病，也没有残酷的考核。
如果有来生，希望薛教授能够卸下枷锁，不要再那么累，哪怕只是一个普通快乐的人，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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