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到了。
高考是我国现阶段最公平、制度化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出身壁垒，以统一试卷、统一评分、统一录取分数为核心标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受家庭出身、城乡地域、家庭贫富、社会关系左右。无论偏远乡村寒门子弟，还是城市普通家庭孩子，只要刻苦学习取得高分，就能公平竞争，并通过竞争进入优质高校，跳出原有生存环境。
可以说，在城乡资源、家庭条件客观存在差距的现实下，高考是底层个体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成本最低的路径。
可是，新中国却因为种种原因，在1966年暂停了高考。
这一停，就是十年。
到了1977年10月，突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为之狂喜。
无数学子，积压了长达十年的求学渴望瞬间爆发。
他们奔走相告。一时间，街头、乡村、工厂都在热议高考。
从田间劳作的下乡知青、车间工人，到乡村民办教师，跨度十几岁到三十岁左右，无数人捡起尘封多年的课本积极备考。
煤油灯下熬夜复习、互相凑资料、借旧教材成为常态，不少人成家生子，一边养家一边挤时间读书，把高考视作改变人生的难得机遇。
当年报考人数达 570 余万！
这真是一件盛事。
但是，话说回来，高考为何会在1966年被按下“暂停键”呢？
先说一件发生在明朝初年的历史。
明太祖朱元璋草根出身，他从“打天下”转为“坐天下”后，时刻警惕着官场不能被旧士绅、旧文人垄断，新政权不要被旧势力渗透，因此，特别关注科举、荐举、干部来源的问题。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六年，他发现，通过科考录取到的多为年轻书生，缺乏行政实干能力，而且南方进士占比过高，地域失衡，且其中的元朝旧官宦子弟人数比过高。
因此，他暂停了科举考试，直到洪武十七年才恢复，时间也是长达十一年。
再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
新中国从1950年到1966年，虽然大学生中的工农成分在不断提高，但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工、农、兵的子弟，尤其是农民家庭的子弟，是普遍考不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的子弟的。
一句话，城市家庭子女上大学比例远高于农村。
毛主席对此深以为忧，他批评说“旧考试制度不利于工农、被资产阶级把持”，提出要“教育革命、开门办学、从工人农民中招生”。
为了打破旧教育体系、防止“修正主义”，他断言：“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
最要命的是，他发现，国家花了大价钱，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不愿意到乡村一线工作，优先留城市、留机关、留大厂、留医院、留学校，尽量不去县以下、不去农村、不去公社大队。为此，他在1964到1965 年多次讲话，其中谈到：大学培养的人看不起工农、看不起农村；学医的不愿去农村，都挤在大城市医院；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基层。即存在“整体不愿去艰苦基层”的事实。
他把这个现象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是这个“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人培养成 “脱离工农、看不起劳动、向往城市”的精英；
同时，他也看到，从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县、公社办了大量初中、小学；每年几百万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是常态；这批人有文化、在农村扎根、熟悉基层，但没机会上大学、没正式干部身份。
事情的反差就是这么巨大：一方面，国家花大钱办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愿下基层；另一方面，农村每年涌出几百万有文化青年，却被旧教育制度 “卡住”，上不了大学、进不了体制。
这不合理，太不公平了。
他在中央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从政治路线上说，旧高考是“资产阶级考试制度”，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不利于工农；而教育脱离了实际，培养的人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脱离基层；大学被地富资、旧官僚子弟垄断。
鉴于以上三个不良现象，他提出：必须砸碎旧的高考招生模式。
于是，1966年6月13日，中央、国务院发布通知：高考“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中国共产党，当时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先运动、后招生。
到了7月24 日正式决定：取消考试，改为推荐选拔，强调“政治第一、阶级路线”。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又作了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即毛主席要求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学，但重点是贫下中农，而培养大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农兵中来，回到工农兵中去”。
于是，从1971至1976 年，一直是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推荐
办法，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上山下乡知青挑选学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那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工农兵学员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弥补了当时基层工农群众上大学的诉求，为基层输送大量实用型人才，有特定历史贡献。
即1966至1976 年暂停高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探索。而1977 年恢复高考，是立足时代发展、完善人才选拔的重大决策，二者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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