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天，比往年任何一个夏天都要热。
林晚棠把三轮车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面，从车斗里拎出一只搪瓷茶缸，拧开盖子灌了一大口凉茶。茶水在搪瓷缸子里晃荡了两下，被太阳晒了一路，喝进去的时候带着一种温吞吞的、不怎么解渴的温度，但总比没有好。她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水渍，眯着眼看了一眼远处的田埂——稻子正在扬花，在热浪中泛着一层浅浅的、明晃晃的绿色，像是被太阳烤化了一半的翡翠。
她是木匠。方圆几十里唯一一个女木匠。
那年她二十四岁。十八岁跟着父亲学手艺，学了三年，父亲病故之后，她一个人把工具箱背起来，接了父亲留下的那些老主顾的活计，一辆三轮车、一套凿子刨子、几把大小不一的锯子，在这几个村子之间来回跑着给人做家具、修房梁、打门窗。起初没人信她一个姑娘家能干好木匠活，头一年几乎接不到什么正经的单子，只能帮人修修断了的椅子腿、补一补漏风的窗框。后来有一户人家的房梁被白蚁蛀了，请了几个男木匠去看过，都说要整根换掉，报价高得让那户人家直叹气。她路过的时候多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用整根换，把蛀空的那一截挖掉，用榫卯接一段新的上去就行”，那户人家将信将疑地让她试了。她用了两天时间，把那根房梁接得严丝合缝，上漆之后几乎看不出接缝的痕迹。从那以后，她的名字就在这几个村子之间传开了。
今天她是来隔壁村给人建房的。东家姓赵，叫赵德厚，是村里出了名的大方人。她之前听同行说过这个人——家里条件在村里算好的，几个儿子都在外面做工挣了钱，逢年过节回来的时候总是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拎东西。赵德厚本人也是个场面人，谁家有个难处他都愿意搭把手，村里人提起他都要竖一下大拇指。这次他要在老宅基地上翻建一栋新房子，三间正房，一间偏房，木工活全部包给了林晚棠。工钱谈得爽快，每天管三顿饭，顿顿都有肉，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非常优厚的待客之道了。
活干了整整十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上梁，装大门的门框。
上梁是建房的头等大事。按照当地的习俗，上梁那天东家要准备一桌好菜，放一挂鞭炮，请帮忙的工匠们好好吃一顿，讨个吉利。赵家也不例外。今天中午赵德厚的妻子刘巧珍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杀了一只鸡，割了两斤肉，从自家菜园里摘了新鲜的青椒和茄子，又在村口的小卖部打了两斤散装白酒。院子里从一大早就飘着红烧鸡块的香味，混着柴火灶特有的烟火气，把附近几条巷子的小孩都馋得趴在院门口探头探脑。
林晚棠蹲在院子里，正在给最后一扇大门的门框做最后的校准。她用水平尺在门框上沿比了一下，又用刨子在边缘轻轻地刨了两下，退后半步眯起一只眼睛看了一眼那条线——直了。她放下刨子，拍了拍手上沾着的木屑，直起腰来，在正午的太阳底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十天，三间正房一间偏房的全部木工活，她一个人，全部做完了。
“小林，洗把手，吃饭了！”刘巧珍端着一只大搪瓷盆从厨房里走出来，盆里盛着满满一盆红烧鸡块，酱红色的汤汁在盆沿上微微晃动着，冒着腾腾的热气。她把搪瓷盆放在院子中央那张临时支起来的木桌上，又转身回厨房去端别的菜。“哎，来了！”林晚棠把工具箱的盖子扣好，走到院子角落的水缸边舀了一瓢水冲了冲手上的木屑和灰尘，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了擦脸，在木桌边坐下来。桌上已经摆满了菜——红烧鸡块、辣椒炒肉、蒜蓉茄子、凉拌黄瓜、一大盆西红柿蛋汤，还有一碟花生米和一碟切成段的葱白蘸酱。赵德厚从屋里拎出那两斤散装白酒，给自己倒了一碗，又给林晚棠倒了一碗：“小林，今天上梁大吉，这一碗，我敬你。你这十天辛苦了，活干得漂亮，咱们这儿的好几个木匠我都请过，没人能把门框的榫头做得像你这么服帖的。”
林晚棠端起了那只粗陶碗，跟赵德厚的碗碰了一下，碗沿相撞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她喝了一大口——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在这个闷热的夏天午后，反而让她觉得整个人都舒展开了。她把碗放下来，夹了一块红烧鸡放进嘴里。鸡肉炖得很烂，酱香味浓，带着干辣椒和八角的香气，在齿间一抿就化开了。
这顿饭吃了将近一个小时。赵德厚的兴致很高，喝了大半斤白酒，话也多了起来，从村里这几年的变化聊到他几个儿子在外面打工的情况，又聊到他这栋新房子将来要给小儿子娶媳妇用。林晚棠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偶尔应和几句，手里的筷子没有停过。她今天确实饿了——连续十天的高强度体力活，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收工，一个人扛下了整栋房子的所有木工活，她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了。但她脸上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她端碗的动作、夹菜的手势、咀嚼的节奏，跟平时完全一样。
吃完饭，刘巧珍端上来一碟切好的西瓜。西瓜是刚从井水里捞上来的，冰凉凉甜丝丝的，咬一口，那股凉意从舌尖一路窜到太阳穴。林晚棠吃了一块西瓜，把瓜皮放在碟子边上，用挂在院子晾衣绳上的那条湿毛巾擦了擦手，走到赵德厚面前，蹲下来，把自己随身带来的那本旧账本翻开，翻到记着赵家这栋房子木工活的那一页，把铅笔从耳朵上取下来，在上面算了算，然后把账本转向赵德厚的方向：“赵叔，咱们来对一下账。全部的木工活，工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算，一共是七十八块钱。材料费你自己出的，不算在工钱里。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咱们就把账结了。”
赵德厚正靠在竹椅上剔牙，眯着眼睛看着账本上那行歪歪扭扭的数字，摆了摆手：“不用看了，你算的没有问题。巧珍——拿钱来！”
刘巧珍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毛票和硬币。她在丈夫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来，把那些钞票一张一张地数好，叠整齐，递到林晚棠手里：“小林，一共七十块钱，你数一下。”
林晚棠接过那叠钞票，没有立刻数。她低头看着手里那叠钞票的厚度——跟她自己算出来的那个数字之间，明显差了一截。她把钞票在掌心里摊平，一张一张地数了一遍，然后又数了第二遍。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刘巧珍，用一种平稳得近乎没有温度的语气，说了一句话：“巧珍婶，您给少了。工钱是七十八块，您这里只有六十块。少了十八块。”
院子里安静了。赵德厚靠在竹椅上的身体微微直起来了一些，剔牙的那只手停在半空中，牙签还叼在嘴角，但整个人不动了。他侧过头，看了他妻子一眼，又看了林晚棠手里那叠钞票一眼，然后放下牙签，坐直了身体，用一种比他刚才喝多了白酒之后的声音低了一些、也清醒了一些的语气，问了一句：“巧珍，你少给了？”
刘巧珍站在木桌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只空了的装西瓜碟子，碟子边缘在午后的阳光中反着一小圈光斑，把她的表情分割成明暗参半的两部分。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像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理所当然的底气：“老赵，我没少给。木匠的工钱我挨家挨户打听过了。像她这种——一个年轻姑娘，没有老师傅带着，自己出来接活，工钱本来就应该比老师傅低一些。咱们给她的工钱已经不低了，六十块，够她用一阵子了。”
她说完这句话，把那只空碟子放在了木桌上，转过脸来看着林晚棠。她的目光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泛着一种林晚棠在十里八乡做工时已经见过太多次的、说不清是同情还是怜悯还是某种更加复杂的、混合了对她手艺的认可和对她性别的轻视的东西：“小林，婶子不是说你活干得不好。你活干得确实不错，门框做得比村里那几个老木匠都服帖。但你自己也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女人的工钱跟男人的工钱，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价。你婶子我也是个女人，我理解你的不容易，但这个规矩，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多少年传下来的。”
林晚棠蹲在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下面。手边放着她那只用旧了的搪瓷缸子和一卷已经被她手上的汗浸透了的麻绳。那叠钞票正握在她自己的手心里，钞票的边缘抵在她的虎口处，像一片正在缓慢嵌入她掌心的、边缘锋利的薄木片。她没有站起来跟刘巧珍比谁的声音更大，没有把那叠钞票摔在桌上，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她只是把那叠钞票按照面额整理好，把十块的和五块的叠在一起，把毛票和硬币另外放，然后站起来，走到正在竹椅上坐着的赵德厚面前，把那叠整理好的钞票放在他面前的木桌边沿上。
“赵叔，之前的工钱我们已经谈好了，七十八块。手艺不分男女，榫头不会因为我是女的就装歪一分。门框在那里，您可以自己去检查，有任何一条缝对不齐、有任何一条线不直，我一分钱不要，现在就拆了重做。但如果门框没有问题，我的活没有问题，那您该付给我的就是七十八块，不是六十，不是六十五，不是您婶子去打听了别人家女木匠的价格之后自己降下来的十八块钱。”
她说完这段话，没有等赵德厚回答，也没有等刘巧珍再开口说出任何新的理由。她转身走到院子角落那棵歪脖子枣树下面，弯腰拎起她那只沉重的木工工具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上，又把搪瓷缸子和搭在肩膀上的那卷麻绳扔进车斗里。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双手没有任何抖动，弯腰拎起工具箱的那一下，力量稳得像是在做她这十天里每天都在做的、普普通通的收尾动作。她把搭在晾衣绳上的那条湿毛巾取下来，叠好，放进车斗里，然后推起三轮车，朝院门口的方向走去。推车的时候她微微弯着腰，手臂上的肌肉线条在透过枣树叶缝隙的午后的阳光中绷紧又松开，像一根被她自己调试到最佳状态的、正在匀速拉伸的刨木丝。
“你站住！”
她刚刚把三轮车的前轮推出院门，身后就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那个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像是正在积蓄力量的、马上就要突破某种边界的气势。林晚棠停下来，一只手扶着三轮车的车把，没有回头。她听到脚步声从院子里追出来，急促而有力，踩在夯实的泥地上，带起一阵细微的灰尘，然后有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白色碎花衬衫的年轻姑娘，从院门里快步跑了出来，在她身后大约两步远的位置站定。那姑娘看起来二十出头，皮肤被夏天的太阳晒成了一种健康的浅麦色，两只眼睛又亮又圆，因为刚才跑得急，呼吸还有些不均匀，胸口微微起伏着，像一盏刚刚被拧亮了灯芯的、跳动着的煤油灯。
“你是赵叔的女儿？”林晚棠把三轮车的撑脚放下来，手扶着车把，侧过身来看着她。
“我是赵晓雯。”姑娘说这句话的时候，呼吸还没有完全调匀，但她的声音里多了一层她自己大概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像是一段被她用力拧紧了发条之后正在加速释放的动力，在她脆生生的声带中绷成了一道清晰而笔直的线条，“我在屋里听到我妈跟你说的话了。她说给你开的工钱是按别人的规矩来的，她说的不对。你的活我每天都看过了，大门门框那个榫头，比我们村最好的木匠老陈头做得还要细。我去县里念过三年书，我知道手艺该值多少钱，不是按做活的人的性别来定的。”她从自己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手帕包，打开手帕，里面露出一小叠钞票——两张十块的钱，面额不大，但被折得整整齐齐，边角没有一丝卷翘，像是她早已准备好，只是刚刚才找到可以把它拿出来的时机，“这里面是二十块钱。是我自己夏天去镇上汽水厂帮忙装瓶子攒下来的，没有问我妈要过。你把那十八块钱工钱补上，剩下两块，算我给你赔不是的。”
院子门口安静了。被午后阳光拉成一半在明处一半在暗处的林晚棠，站在三轮车旁边，看着赵晓雯手里那只被手帕包得好好的、摊开了递到她面前的、叠得整整齐齐的二十块钱，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沉默了大概有五秒钟。她看着她伸出来的那只手，手心朝上摊开着，手帕因为攥得太久而微微有些发皱，边缘露出一个细小的线头。她看着那张被折了又折、在信封里放了不知道多久、边角依然平平整整的两张浅绿色钞票，没有立刻去接。她看了很久，久到她自己的呼吸也慢了下来，变成了跟赵晓雯恰好反过来的节奏——她喘匀了，赵晓雯的呼吸反倒因为紧张而重了几分。
然后她笑了一下。那是她这十天以来，第一次在这个院子里真正笑出来。不是嘴角敷衍的弧度，是眼角的纹路也跟着一起弯了起来的笑——像一个走了很远的路、在一个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拐角处忽然被人递了一碗刚好不烫嘴的温水的人，在接过那碗水之前，先没忍住弯了一下嘴角的那种笑。
“你今年多大了？”林晚棠问她。
“二十一。”
“二十一是该懂一些道理了。但有些道理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林晚棠把车把上的搭扣扣好，松开撑着三轮车的那只手，弯下腰，从自己那只搪瓷缸子里倒了一点凉茶出来，洒在路面上，把搪瓷缸子放回工具箱里，然后直起身来，看着赵晓雯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用一种跟她刚才从工具箱里拿工具时同样平稳的语气，说了一段她在这十里八乡做了这么多年活、看了那么多手艺人进进出出之后，自己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东西：“你是这十里八乡，第一个为一个不认识的女木匠追出来补那十八块钱差价的人。这二十块我不会全收。我收十八块，那是我们谈好的工钱，是我应得的。剩下两块，你留着。不是你欠我的，是你今天追出来这件事，让我觉得这个行当下一次再有人来做活的时候，门槛没准会比你妈刚才说的那个规矩再低那么一点点。”
她从装在自己腰包深处的一个旧信封里拿出了一小卷钞票，从里面数出十八块——一张十块、一张五块、三张一块——放进赵晓雯摊开的手掌心里，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那枚她在木工活中用了很久、已经被橡树汁液和松香反复浸染过数次、磨损出了一道凹痕的小叶黄杨木刨花——大约她小指一截那么长的一小段——递到赵晓雯另一只手里：“这是我今天刨最后一道门框时刨下来的刨花。小叶黄杨木的，木质很细。你留着，做个书签也行，或者夹在哪本书里。也算对得起你今天追出来这一趟。”
她翻身上了三轮车。踏板吱嘎响了一声，被她踩到底，车轮碾过院门前那道被晒得干裂的泥路，沿着田埂的方向驶去。赵晓雯站在院门口，左手攥着那十八块钱，右手握着那枚薄薄的刨花，愣在原地的动作维持了很长时间。
林晚棠骑着三轮车，沿着田埂骑行了几分钟，把三轮车停在路边一棵大柳树的树荫下，弯腰从车斗里拎出工具箱，她想要在回家之前把今天剩下的那几根小零料整理一下。她刚刚把手伸进工具箱，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混合着跑动时呼吸起伏的节奏。她回过头，看到赵晓雯正沿着田埂快步跑过来，跑到她面前时还没有完全停稳，双手撑着膝盖弯腰喘了好一会儿气。她的白色碎花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额头上，脸蛋因为跑得太急而涨得通红，像一个刚从蒸笼里捞出来的、还在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
“怎么？钱不对？”林晚棠把手从工具箱里抽出来，搁在膝盖上，看着她。
赵晓雯直起腰来，把那枚扣在手心的小叶黄杨木刨花亮了出来：“我就是想问问——你还会再来我们村干活吗？”
林晚棠坐在三轮车的车座上，一条腿垂下来踩在路面上，另一条腿搁在脚踏板上。她靠着车座那根冰凉的铁质靠背，看着站在面前这棵大柳树树荫边缘的赵晓雯——她手里握着那枚被她的体温焐得有些微温的、形状像一片新月的、淡黄色的薄木片，站在田埂与道路的交接处，身后的稻田在午后的热浪中泛着一层泛着光的波浪。她的五官在斜阳的映照下显得很清晰，下颌的线条还带着二十出头特有的圆润与尚未完全定型的柔和感。她正在看她，目光坦坦荡荡的，像她刚才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手帕包的动作一样，没有任何需要遮掩的成分。
“会。”林晚棠拍了拍车斗里那只被她擦得干净的工具箱盖子，发出了两声低沉的笃笃声，像是用工具本身在给那句“会”字加盖一道不需要任何印章来确认的副署签名，“你爸这栋房子盖完之后，他那些老伙计们大概都要来找我了。下次来的时候，我带一块自己煮的白蜡木给你看。那东西质地比黄杨还细，车出来的刨花可以拉成半透明的长丝，在光线底下有一种琥珀色的透亮。你看到了大概会喜欢。”
赵晓雯没有接话，把手里那枚刨花举起来，对着阳光眯起一只眼睛看了一眼。透过那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黄杨木片，午后的阳光被过滤成一种温润的、琥珀色的暖光，落在她仰起的脸上，在她鼻梁旁边投下一道淡金色的、边缘柔和的光影。她放下那枚刨花，把它小心地放进了自己那件白色碎花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布的表面，像是在确认它已经被稳妥地放好了，然后抬起头，看着坐在三轮车上的林晚棠，用一种像是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的语气，认真地汇报道：“我叫赵晓雯。你要是下次再来我们村，或者去了附近的村子做活，能不能让人带个口信给我？”
林晚棠已经收回了视线，把那枚从工具箱里拿出来的记号笔插回固定槽里，扣上了工具箱盖子的搭扣。她在大柳树的荫蔽下看着前方那条被午后的阳光照得明晃晃的、通往邻村的土路，声音不大，但也不算远，刚刚好能让站在树荫边缘的人每一个字都听清楚：“下次来的时候我自己跟你说。你不用等别人带信。”
赵晓雯站在柳树的树荫边缘，一半的脸被阳光照着，一半藏在树荫里。她那句“好”字的尾音被迎面吹过来的、带着水稻花香气的热风卷走了，像一枚被她自己轻轻放进了河流里的、叠好的小纸船，顺着水流的方向漂向了林晚棠所在的、那棵大柳树的树荫深处。
林晚棠踩着踏板驶上了回家的那条土路。三轮车在午后空旷的乡道上行驶着，车斗里那只旧搪瓷缸子随着路面的颠簸轻轻晃荡，发出一阵一阵轻微的水声。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对面开过来，突突突地冒着黑烟，车斗里堆着半车刚割下来的稻草，在午后的阳光中泛着一层干燥的金黄色光泽。她在宽田埂上把三轮车往路边靠了靠，让拖拉机先过去。司机是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男人，经过她身边时冲她点了点头，她也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两车错过去之后，她把车重新骑回路中央，继续往自己村的方向骑。
骑了大约三十米，她的手没有受到任何阻滞，车速也没有变化，只是在她自己那间空空荡荡的车斗里，工具箱盖子的锁扣上不知何时被别上了什么细小的、在阳光下反光的东西。她没有停下车去确认那是什么，但她握着车把的双手的虎口处，那枚从工具箱中取出的黄杨木刨花残余的、已经被她的掌心完全焐热了的触感，正抵着她的皮肤，像一块刚刚被校准过的、细小的平衡块，安静地坐落在她正在进行的持续向前的骑行中。
她踩着踏板，在七月的乡下傍晚的风中，沿着田埂，朝着自家院子门口那盏她已经远远可以看到的、正在暮色中亮起来的白炽灯的方向，平稳地、一步一步地骑了回去。工具箱盖子上那枚被她不甚经意别到锁扣边缘去的小叶黄杨木刨花的碎片，在一阵从稻田方向吹过来的风中脱离了锁扣的金属表面，飘进了车斗里，落在了那卷麻绳和那只搪瓷缸子之间的缝隙里，跟她工具箱里那些被她用习惯了的拉花锯、刮刀和凿子一起，安安静静地度过了这趟回家的余程。
她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在昏黄的灯光下把工具箱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清点了一遍。那枚刨花从麻绳和搪瓷缸子之间的缝隙里滑落出来，落在她面前那张旧木桌的桌面上，在煤油灯的光线下泛着一层温润的、被反复触摸过的光泽。她看了它一眼，没有把它扔进灶膛里，把它放进了她平时放样图纸的那只铁皮饼干盒里，跟几枚她珍藏的、形状特别完整的刨花放在了一起。然后她关上了铁皮盒子的盖子，把它放回了工具箱最底层那个固定的位置。
铁皮盒子的盖子闭合时发出的那一声极轻的、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在这个被煤油灯照亮的、只有她一个人的灶屋里，落定成了一枚小小的、她自己能够识别的坐标。那枚坐标指向的位置，在邻村一个夏季午后的大柳树荫底下、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攒了小半个夏天的汽水瓶钱掏出来了一个陌生人补足工钱的、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的手掌心中央。
两个月之后，邻村又有一户人家要打一套家具，请她过去做活。她赶早出门的时候，工具箱最底层那只铁皮盒子里，那枚从赵家门框上刨下来的小叶黄杨木刨花，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几枚旧样图纸的下面。她没有特意去翻它，也没有刻意去想它，只是在经过那棵大柳树的时候，提前放慢了一点车速。
2006年的冬天，林晚棠已经四十二岁了。她的女儿赵晓雯正站在她那间已经开了十几年的木工作坊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工作服，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手里握着一把她自己打的、用白蜡木做柄的平刨，正在给一块老榆木的门板做最后的修边。刨花从刃口翻卷出来，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中泛着一层温润的、淡金色的光泽，落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积了薄薄一层，像一片被她不甚在意却持续堆积起来的、属于她自己的、无声的库存。
林晚棠从屋里端出两杯热茶，把其中一杯放在女儿旁边的木料堆上，自己握着另一杯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做活。赵晓雯的眉眼已经有了成年女人特有的沉着与笃定，依然神似多年前夏季傍晚追出家门、把手帕里叠得整整齐齐的二十块钱递到她面前的那个姑娘，只是那两条麻花辫已经剪短了，变成了一束利落的、用黑色皮筋扎在脑后的低马尾。她去年刚从省城的林业学校毕业回来，没有去城里找工作，回到村里跟她母亲一起经营这间木工作坊。她学的是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设计做的是“基于榫卯结构的现代家具设计创新”，论文答辩的时候，评委老师问她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她说：“因为我妈是木匠。”
林晚棠端着那杯茶，看着女儿把最后一条刨花从刃口上取下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顺手夹进了手边那本她正在看的《明式家具研究》的书页里。她的动作跟几十年前的她没有任何分别。
她喝完最后一口茶，把空杯子放在门边的矮桌上，弯腰拎起自己那只工具箱——跟几十年前同一只，只是盖子上的油漆已经磨掉了许多，露出底下深色的木头本色。工具箱扣锁的边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女儿用一根细铜丝绕了一个简单的、防脱落的加固圈。铜丝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一道温润的金属光泽，像是被一只耐心的手仔细地、稳稳地缠绕过。
“我出去一趟，西头老陈家要换两根房梁，我去看看尺寸。”她把这句日常的交代落在了门槛内外两侧的空气交接处，然后跨上那辆电动的三轮车，钥匙转动时仪表盘的背光灯亮了一下，把工具箱扣锁边缘那根铜丝反射的一星光斑短暂地投在了工具箱盖子的暖黄色光域中。
赵晓雯从榆木门板上抬起头，冲她母亲的背影喊了一声：“妈，晚上想吃什么？我去镇上买条鱼！”那声音穿过冬日午后清冽的空气，在她上车的方向和正在缓慢合拢的车门之间，完整地落到了它应该抵达的那个接收点。她坐在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女儿站在作坊门口的身影——深蓝色工作服，利落的低马尾，手里握着一柄她自己做的新刨子。她在那一刻，什么多余的话也没有说，只是把那辆电动三轮车的调速转把往前拧了一点，在朝着西头那户需要调换房梁的人家的方向驶去之前，从后视镜里再次看了一眼那道正在逐渐缩小、但依然站在作坊门口目送她驶出巷口的身影。然后她收回目光，把工具箱扣锁边缘那根铜丝缠绕的加固圈用手指轻轻拨正了一下，拧动调速转把，在洒满冬日阳光的街道上，平稳地驶离了自家的巷口。
那一年，距离她第一次被人追上来补那十八块钱工钱的夏季午后，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年。而赵晓雯口袋里的书签，是一枚小叶黄杨木刨花。那枚刨花的样子，跟她二十多年前在林晚棠手里看到的第一枚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如今的主人，已经有能力自己把它从一整块木料上完整地刨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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