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华网2006年8月28日报道《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证明红军身份》（记者梅世雄、徐壮志）；《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战史》；《黄火青传》；《西路军西征始末》；古浪县志相关章节；《红军长征史》中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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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底，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外，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已经在这里来来回回转悠了好几天。
他叫肖成佳，江西泰和县人，身上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脚上的解放鞋磨到看不见鞋纹，裤腿上还沾着从江西一路带来的黄泥渍。
整个人往那里一站，活像是迷路的农村进城汉，和这座政法机关的大院格格不入。
进去，进不去。
荷枪实弹的哨兵站在大门口，认不出来的人一概不放行。
他没有预约，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任何能证明他来意的正经文件，唯一带来的，是一肚子压了几十年的事和一张进京之前东拼西凑来的八十块钱。
他想见的人在里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在1979年，这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张口就能见的人。
黄火青1978年3月正式接任最高检检察长，是名副其实的副国级领导干部，平时出行有专车、有警卫，整个检察院对外的接触都有严格的程序。
肖成佳既没程序、也没关系，唯一靠得住的，是一段埋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他每天守在门口，看见车出来就往上冲，用身子往车头上撞，动作笨，却透着股死劲儿。
拦了几次，全被哨兵拉开，车速也快，跟不上。
五月底的北京已经相当热，太阳直晒，他蹲在门对面的树荫下，兜里只剩几块钱，一天三顿啃干馒头喝凉水，嘴角起了好几个燎泡。
他不是没想过放弃。
但想一想那顶压了三十年的帽子，那几十次被"无法核实"退回来的申诉，那些在乡里抬不起头的岁月，他就坐不住了，站起来，接着等。
这八十块钱是什么概念？
1979年，猪肉的市价大约是每斤七八毛，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
这一笔钱，把家里的积蓄翻光了，还借了亲戚的。
他就揣着这笔钱，买了一张绿皮车票，从泰和县一路颠到北京，就为了见一个人。
1979年5月31日，事情有了转折。
不是因为他的等待终于打动了谁，也不是因为有好心人替他出头，纯粹是因为他赌对了一张牌——他假装肚子疼，骗过了哨兵，混进了院子。
进去之后发生的事，在那间安静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
【一】1916年生于宁都，12岁就进了队伍
要弄清楚肖成佳为什么值得为这件事跑一趟北京，先得知道他是什么人。
1916年，肖成佳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
宁都在江西中部偏南，地处赣江支流梅江上游，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穷人比比皆是。
肖成佳家里也不宽裕，父辈都是普通农民，他本人读了两年私塾，算是那个年代农村里识字的孩子，但书读得不多，早早就要帮家里干活。
1928年前后，这一带的革命活动已经相当活跃。
中央苏区就在附近，宁都本地也有地下党在秘密组织群众，经常在各乡村搞宣传，发展儿童团、少年先锋队，让年轻人替部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肖成佳12岁那年加入了儿童团，开始接触革命工作。
正式进入红军队伍，是在1930年。
那年他十四岁，个子还没长足，按后来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个跑腿打杂、摇旗呐喊的"红小鬼"，但已经算是队伍的一份子了。
1931年12月，历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爆发。
宁都起义的背景要交代一下：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原本是西北军旧部，1931年被蒋介石从山东调到江西参与"围剿"红军，驻扎在宁都一带。
这支部队里有大批同情革命的基层官兵，内部的地下党也在积极运作。
1931年12月14日，参谋长赵博生联合旅长董振堂等人发动兵变，一万七千余人宣布起义，加入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这是那几年里红军一次极为重要的扩充。
起义的队伍人数虽多，但刚从国民党军队转过来，政治思想、军纪作风都需要改造。
红军派了一批政工干部下去，专门做思想转化工作。肖成佳就在这批骨干里头，被派到第五军团政治部，任宣传分队队长。
第五军团在长征中承担断后任务，是走在最后、风险最大的部队。
每次主力转移，断后的人要挡住追兵，给前面的队伍争时间，代价极为惨重。
肖成佳后来提起第五军团的战斗，开口就是一句"嗨呀，死人好多"，说敌人的碉堡是石头砌的，红军的碉堡是用木头搭的，对方一门平射炮就能把阵地掀翻。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肖成佳随第五军团在广昌一带打了整整十八天的防御战。
广昌会战是那次反"围剿"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红军以极大的伤亡代价抵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最终未能守住，广昌失陷。
第五军团改造工作完成后，肖成佳被调到第九军团政治部，继续担任宣传分队队长。
这次调动，让他和黄火青有了正式的上下级关系，也有了后来那首歌的缘起。
黄火青，湖北枣阳人，1901年生，1926年入党。
他的经历颇为丰富，早年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在多个部队和地方组织工作，1934年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最激烈的阶段。
黄火青在九军团做的政治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用文艺手段鼓舞士气，他自己会唱苏联歌曲，也经常教战士们唱。
《杜娘歌》就是在这段时期传进九军团的。
这是一首苏联歌曲的旋律，黄火青填了中文歌词，用中文标注俄语发音，教大家对着音节唱，拗口，却有劲儿。
肖成佳是宣传分队队长，学歌是工作的一部分，这首歌他学得认真，唱了很多遍，不知道哪一遍开始，调子就刻进了脑子里。
1934年10月，第九军团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征。
【二】长征路上，朱德替他整了一顶歪帽子
长征开始的时候，肖成佳二十岁都不到，在宣传队里属于年轻的。
从江西瑞金一路往西南走，途经赣南、湘南、黔东，再进贵州。
第九军团在这段路上的处境并不轻松——既要跟着大部队走，又要承担各种机动任务，前后策应，掩护主力。
长征途中那几次重要的战役，九军团都没有缺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新的军事领导核心。随后红军进入了历史上以机动性见称的四渡赤水阶段。
1935年2月，红军完成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地区整编休整，随即着手二渡赤水，目标是回师黔北、拿下娄山关，打通进遵义的通道。
娄山关是贵州北部的险关，控制着桐梓、绥阳与遵义之间的要道，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二渡赤水前后，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驻守桐梓西北、承担迟滞川军任务的第九军团。
朱德和军团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讨论作战部署，指出娄山关附近有一条小路，敌人的援兵有可能从这条路迂回插过来，威胁我军侧翼，必须提前把这个口子堵上。
这是个侧翼阻击任务，级别不算高，朱德说派一个排去就够了。
黄火青转身，看见了站在旁边的肖成佳。
肖成佳那时候正等着黄火青教一首新歌，被这个眼神看得愣了一下。
黄火青直接点将，问他有没有信心带一个加强排去完成这个阻击任务。
肖成佳是宣传员出身，参加过战斗，但从来没有单独带过兵，更没有独立指挥过打仗。
这两件事差别很大：参加战斗，是跟着别人冲；带兵打仗，是自己拿主意。临阵换将是大忌，心里打鼓，嘴上却条件反射地答了出来——有，保证完成任务。
朱德大步走过来，伸出手，把肖成佳歪了的军帽扶正，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这是条小路，关系却很重大，要完成好任务。
这个细节，肖成佳记了一辈子。
2006年，新华网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九十岁的他提到那次经历，开头就是一句：那是朱德总司令叫我打的。
当天凌晨四点，肖成佳带着加强排进入阵地，趴在荆棘丛里等。
贵州的2月，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趴在地上的人一动不敢动，冻得手脚麻木，连脸上的感觉都迟钝了。
肖成佳后来回忆，在那里等了整整十多个小时，约两个排的黔军才从小路上摸过来。
那帮黔军走得松松垮垮，完全没有戒备，有的人抽着旱烟，有的人哼着当地的花鼓调，根本没料到前面有伏兵。
等敌人进了射程，肖成佳一声令下，手榴弹跟着砸下去。
黔军被炸懵了，稍微抵抗了一阵就四散奔逃。整场战斗打下来没超过十来分钟。
打扫战场的时候，通讯员发现肖成佳右手在往外渗血——弹片在战斗中划开了他的手掌，一直打到结束他自己都没感觉到。
这是他当兵以来第一次真正负伤，也是他一辈子唯一一次独立指挥作战的经历。
当天傍晚，消息传来：三军团攻克娄山关。
黄火青得知结果，对肖成佳的评价只有三个字："有胆子。"
战后有段时间相对平静，黄火青兑现了承诺，把那首《杜娘歌》正式教给了肖成佳。
两个人在某个营地的土屋外面，一人哼调子，一人跟着学，学了不知道多少遍。
这首歌用中文标注的俄语发音确实拗口，但旋律有一种说不出的劲道，一旦学会，很难忘掉。
肖成佳没想到的是，这首歌，后来成了他和黄火青之间四十多年唯一的"暗号"。
二渡赤水之后，四渡赤水的机动战还在继续。
1935年3月下旬，中央军委完成四渡赤水后准备南渡乌江，摆脱追兵直逼贵阳。
为了掩护主力，中央军委决定把第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任务是伪装成主力，迷惑追兵，让敌人两个纵队六个师以为大部队还在北岸，从而为真正的主力争取时间。
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任务。
九军团单独留下来，和上级的联系基本切断，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追兵，必须在保存自身的前提下完成伪装迷惑的目标。
罗炳辉带着队伍在乌江北岸的长干山、马鬃岭一带折东转西，有意在行进中拉长距离，四处打旗号、施放烟火，制造大部队行动的迹象。
这套迷惑战术收效显著。敌人的追击部队跟着九军团在乌江北岸"捉迷藏"，等到他们察觉上当的时候，主力红军已经安全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去了。
九军团此后独立转战贵州北部、云南南部，历时近两个月，行程逾千里，不但没有溃散，最后与主力会合时还上交了十万块银元，带回了扩充的队伍。
当年兄弟部队的战士围着他们看稀奇，不相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支孤军能完成得这么漂亮，纷纷竖起大拇指说"老九真不错"。
肖成佳就在这支队伍里，从乌江北岸一路走到西昌，走完了这段单独行军的历程。
随后，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队伍进行整编。肖成佳被调任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继续跟随部队行动。
接下来，是三过草地。
草地是长征中死亡率最高的路段。
这片位于四川西北的高原沼泽，方圆数百里，地表覆着厚厚的腐草层，表面看起来像是草场，踩上去却是深不见底的沼泽。
走路必须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一脚踩偏，人就往下陷，来不及扯就沉下去了。
食物极度匮乏，野草、树皮、皮带，什么能吃就吃什么。高原气候变幻无常，晴天转眼就是暴风雪，很多人就这么倒在路上，再没起来。
肖成佳三次穿越草地，每一次都有战友没有走出来。
他后来垂暮之年念起长征岁月，最常提到的是七个一起当兵的儿时伙伴，说他们都没能走出雪山草地。
【三】古浪城外，弹片击中，流离从此开始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长征正式结束。
随即，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兵力奉命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组建西路军，计划开辟甘西北根据地，并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
西路军总兵力约两万一千人，下辖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加上各直属部队，番号全都是从长征走过来的老部队。
肖成佳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随队西进。
从1936年10月起，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迎面碰上了马步芳、马步青统领的马家军。
马家军在西北经营多年，骑兵是其主力，机动性极强，对地形极为熟悉。
河西走廊地形开阔，更有利于骑兵发挥，西路军在这里打的是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仗——没有山地可以依托，没有群众基础可以借助，补给基本断绝，背后也没有援兵，是孤军深入的死仗。
1936年11月，古浪战役打响。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县城，地处武威西南。
西路军第九军抵达古浪后，很快迎来马家军优势兵力的围攻。
马步芳得知红军进占古浪，紧急调集步兵、骑兵和民团，以三架飞机提供空中支援，对古浪城发动猛烈反扑。
干柴洼、横梁山，战斗一场接着一场，红军打得极为艰苦。古浪城外，马家军用炮火和航空炸弹轮番轰击，红军的工事被逐一摧毁，伤亡持续攀升。
肖成佳在这场战役中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昏迷过去。
战斗结束后，卫生员在死伤的人堆里把他翻找出来，用担架抬着往西转移。
此时的西路军已经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打到兵力严重损耗，还在继续西进，但处境越来越困难。
1937年1月，第五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战死；3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一带遭到最后的重创，余部不满三千人，徐向前、陈昌浩相继离队，队伍彻底打散。
肖成佳与他所在的部队失去联系，和六十多名伤员一起，在荒凉的甘肃、青海交界一带流亡。
有一天夜里，这支疲惫不堪的伤员队伍找到一个偏僻村庄借宿，大家太累了，倒下就睡着了。等天亮睁开眼，四面已经被马家军的骑兵围住。
刀光逼人，人数悬殊，硬抗是死路一条。
肖成佳当时受了伤，勉强撑起身子，用嘶哑的嗓子喊话——大意是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合作，停止内战的协议已经有了，如果继续对伤员动手，连蒋委员长那边也交代不过去。
这一番话把对方将住了，六十多名伤员因此保住了性命。
但活下来只是第一步。
和组织完全失联，没有通讯，没有补给，向西走是死路，只能想办法回头。
肖成佳和其他散兵各自辗转，他一路搭车步行，走陇海铁路、换平汉线，几经辗转，1938年初才走回江西省泰和县老家。
这一路跑了多远，没有准确的记录，但从青海边境到江西，直线距离超过三千里，何况他走的不是直线，中间还有无数的绕路和阻碍。
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听说了他的消息，砸锅卖铁，东拼西凑，备了三十块大洋，把他从被关押的地方赎了出来。
那年，肖成佳二十二岁。
从此，那个在部队里扯嗓子唱革命歌曲的宣传分队队长，在泰和县的田埂上，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农民。
【四】八十块钱进京，"肚子疼"混进大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肖成佳第一件事就是去申报自己的历史。
他在乡里登记，说明自己1930年入伍的经过、参加过的部队番号、经历过的战役，但问题随即出现了——没有文件，没有证明人。
他所在的宣传分队名册随西路军打散而散佚，当年认识他、能为他作证的战友，或者已经牺牲，或者下落不明，或者自己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联系不上。
登记部门的结论只有四个字：无法核实。
这四个字，后来成了他接下来将近三十年里最常看见的字眼。
他写过申诉信，托过人，跑过县里的部门，也写过到更上级单位的材料，每一次都以"无法核实"收场。
进入特殊时期，日子急转直下。
那些年对历史"成分不清楚"的人审查极严，肖成佳"证明不了是红军"这件事成了把柄，被人举报说他历史不明朗、成分存疑，后来更被扣上"地主兼逃兵"的帽子，批斗过、关押过，什么都经历了。
一个曾经在朱德面前立过军令状、在贵州荆棘丛里趴了十多个小时打阻击的人，在自己的家乡，连红军的身份都证明不了。
1978年冬，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工作，局势松动了。
肖成佳当时六十二岁，这些年攒了一肚子材料，准备再搏一次。
他写了新的申诉，但走正常渠道的效果仍然不乐观。
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见了一条消息——黄火青，1978年3月正式就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这三个字在他眼前停了很久。
他记得这个人。
不止记得，他认识这个人，黄火青在九军团做政治部主任时，是他的直接上级，两人一起在贵州的山里走过，黄火青教过他《杜娘歌》，见过他打阻击受伤，知道他是个什么来路的兵。
但这个人现在是最高检察长。
亲戚和乡里的人劝他，这都多少年了，要见这种级别的领导，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到的事，别白费那个劲了。
肖成佳甩下一句话：我要把红军身份写明白，不然死不瞑目。
他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又去亲戚那里借了一些，凑出了八十块钱，买了一张北京的绿皮火车票，打点了一个旧帆布包，1979年5月进京了。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去北京。
对于一个从没出过远门、也不认识路的江西农民来说，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让人头皮发麻。
光是问路、换乘、走错地方再回头，就折腾了两天，才摸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门口。
然后，就开始了在门口蹲守的那几天。
他试过直接走到门口说明来意，被哨兵问：有预约吗？没有。
有介绍信吗？没有。被礼貌但坚决地挡了出来。
他试过拦车，但那年头出入检察院的车速度都快，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腿脚跟不上，几次都扑了空，哨兵看见了还过来劝他别闹，他咧嘴笑，说不闹不行，没有黄检察长的字，自己这条命算白活。
就这么耗了好几天，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干馒头越来越少，嘴角起了燎泡，脚上磨出了水泡。
到了5月31日，肖成佳决定换个办法。
他走到哨兵跟前，双手捂着肚子，脸上挤出最痛苦的表情，弓着腰，一步三摇，跟哨兵说自己是路过的农民，突发肠胃急症，实在憋不住了，能不能借个厕所用一下，解决完马上就走。
1979年的社会风气，人心肠都实，这套说法成立的概率比今天高得多。
哨兵打量了他一番，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看着不像坏人，挥手放了进去：快去快回，别在里面乱逛。
肖成佳一迈进大门，"肚子疼"立刻痊愈了。
他以比刚才快了三倍的速度往办公楼方向走，逮着一个工作人员就问黄火青的办公室在哪，口气急切，态度冲，对方有些懵，打量了他一眼，觉得这人虽然穿得破旧，口气却不小，没准是哪位首长的什么穷亲戚，不敢怠慢，领他找到了秘书。
秘书进去通报，少顷，把他带进了一间办公室。
黄火青正低头翻卷宗。
而当那扇门打开，肖成佳走进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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