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王黄仲涵认孩子有条规矩，小拇指不弯的，他不认。可他最疼的女儿黄蕙兰，小拇指偏偏是直的，他照样认，还捧成全家头一号。
黄家认骨肉，先看小拇指。
弯的，算黄家的种；直的，对不住，糖王不认。十八房姨太太，他公开认下的孩子就有四十二个，据黄蕙兰晚年回忆，实际还不止。这么一大家子，弯指头成了他最省事的筛子，血脉看不见，指头看得见。
偏偏黄蕙兰的小拇指是直的。
按这规矩，她本该被划出去，可黄仲涵不但认，还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据黄家流传的说法，糖王的理由很干脆：蕙兰是正房魏明娘亲生，他咬定自己这位大太太绝不会有半点逾矩。
这家子到底有多大，蕙兰自己撞见过一回。据她回忆，她婚后从伦敦回北京，半道在槟城下船，忽然有两位小姐拍她肩膀，笑盈盈地说"我们是你的妹妹"。蕙兰一愣，再细看模样，还真有几分像，而且那两人的小拇指，是弯的。
更绕的还在后头。
据记载，糖王最小一房姨太太生的儿子，在美国爱上了另一房姨太太的孙女。俩人不是一个娘生的，可论起辈分，男孩的父亲正好是女孩的祖父。这门亲在美国结不成，最后一路跑到荷兰才办妥。
一家人走对面认不出来，得靠一根指头来对暗号。
一个连亲生孩子都要拿指头验一遍的人，对一个"验不过"的女儿却破了例。这份破例里头藏着什么，得往下看才明白。
先说黄家有多大手笔。
黄仲涵从父亲手里接过"建源"商行，1890年起一点点把摊子做大。
他不光做蔗糖，1906年开起黄仲涵银行，1911年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手里攥着九艘货轮，往来于印尼、新加坡、马来亚之间，后来连东南亚数一数二的木薯粉厂都是他的。
这是个三宝垄起家、生意铺到中国、日本、澳洲的华商帝国，鼎盛时他在整个东南亚都数得着。
蕙兰就在这堆金山里长大，家里两套厨房，中式一套，欧式一套，掌勺的大厨据记载曾给荷兰总督做过饭。
她跟父母吃饭，一个管家加六个仆人在旁边伺候，餐具是银的，想吃什么，十几样东西就送到嘴边。三岁那年母亲送她一条钻石项链，那颗钻石跟她拳头一般大，重得磕着她胸口，疼，只好让保姆先收起来，说等长大再戴。
这是排场。可真正下本钱的地方，是教育。
这里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个手握四十二个孩子的人，凭什么单单往一个女儿身上砸资源？
黄仲涵的做法是挑一个回报最高的来培养。儿子一堆，争产的、败家的，他见得多了。蕙兰不一样，正房嫡出，名分干净，又是个伶俐姑娘。
妙的是，他本人对女儿读书这事其实不大上心，真正张罗的是母亲魏明娘。请欧洲来的礼仪老师、外语老师，还有教钢琴、绘画、舞蹈的，把她往西方上流社会那条路上推。
这姑娘没正经进过一天学校，却不到十岁就能讲好几国话，后来通法、英、荷等六种语言，交际的本事是天生的。
要说他为什么敢把女儿往洋人的客厅里送，得看他自己。
据记载，黄仲涵是印尼第一个穿西装的华人，1904年还正经向荷兰总督递了申请，请准华人穿西装、剪辫子，自己头一个把辫子铰了。一个事事走在旁人前头的人，给女儿挑的去处，自然也是旁人够不着的那种。
换句话说，她被养成了一件能在伦敦、巴黎、华盛顿的客厅里通行无阻的"成品"。一个南洋糖商，把女儿的去处定在了世界舞台的客厅里，这盘棋下得不小。
那条著名的翡翠朝珠项链也能看出门道。那原是清宫养心殿的旧物，几经辗转落到翡翠商人手里，黄仲涵买下后改成两条，一条给大女儿黄琮兰，一条给黄蕙兰——两个嫡女，一人一条，旁的孩子没份。
这条项链在1994年由蕙兰的子女送到香港拍卖，落槌六百九十万港币，从此再没在市面上露过面。
把全家最好的东西，单分给正房的两个女儿。
结果呢？他确实把蕙兰养成了全家最体面的那一个。只是他大概没料到，这件精心打磨的"成品"，日后会按自己的心思走，半点不由他。
要命的是，黄仲涵越往蕙兰身上使劲，离这个家的核心人物——蕙兰的母亲魏明娘，就越远。
魏明娘是爪哇华人圈里出了名的美人，十五岁嫁进黄家，正房，大太太。她替黄仲涵只生了两个女儿，琮兰和蕙兰，没有儿子。
在那个看重子嗣的年月，这是她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她大概也清楚，丈夫往两个女儿身上倾注的那点偏爱，多少是替这桩"无子"做的找补。
黄仲涵纳一房，再纳一房，姨太太排到十八位。魏明娘起先忍着，据说是怕丈夫往外头跑，索性把人收进家门眼皮底下看着。
可人心收不住。她后来不忍了，也不闹，转身去拜佛，把日子过到了佛堂里，香火青灯，离丈夫越来越远。夫妻俩越走越冷。
蕙兰自己晚年讲过一句，说父母生肖相冲，一个属虎一个属龙，龙虎注定相斗。这话信不信另说，可这家里的凉，孩子是看在眼里的。
她锦衣玉食地长大，却说自己没尝到多少亲情的暖。
锦衣玉食和亲情冷淡，在这家里是一块儿来的。后来魏明娘干脆带着蕙兰离开爪哇，远走伦敦，是真走，再没回头。黄仲涵给女儿铺的那条路、砸的那些钱，到头来铺成了母女俩离开他的台阶。
一个连孩子的指头都要验真假的男人，最后连最疼的女儿带着她母亲一起出走，都拦不住。这个家，他用规矩管得住外人，管不住自己人。
而真正让他这步棋彻底落空的，是蕙兰挑的那个男人。
1920年，黄蕙兰在巴黎认识了顾维钧。
顾维钧是谁不必多说，那时已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外交官，后来一路做到外长、做到代理国务总理。蕙兰这条被父母精心铺出来的路，眼看就要通到一位顶级外交家的夫人位子上，按说黄仲涵该高兴。
他偏不，据记载，黄仲涵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因为顾维钧穷，又结过两次婚，还带着两个孩子。糖王嫌他配不上自家女儿，反对到底，连婚礼都不肯露面。
倒是那位早早离了心的母亲魏明娘力挺，觉得顾维钧有名望、有前程，能光耀门楣，还掐着两人的生肖，说一个属猪一个属虎，命里相合。
于是出现了这么个局面：父亲花半辈子把女儿养成名媛，到了真要嫁人这一步，他缺席。早年被他冷落的妻子，反倒成了女儿的主心骨。
1920年10月，婚礼照办。嫁妆华贵得惊人，枕头上钉着金扣绊，每朵绣花里嵌一粒钻石，镶金的餐具几十套，连顾维钧书桌上的名片架都是金的，錾着一个"顾"字。
母亲还送了一辆劳斯莱斯。满堂宾客，热闹非凡，新娘那天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
唯独少了那个把她养大的父亲。
这场婚姻日后并不圆满，两人聚少离多，蕙兰性子要强。据张学良晚年回忆，这桩婚姻到后来几乎有名无实，蕙兰还曾当着众人的面，把水泼到顾维钧脸上，弄得他下不来台。
几十年磕磕绊绊，到了晚年终究还是离了，这是后话了。倒是父亲当年送她那顶沉甸甸的钻石冠冕，她后来转手卖回给了珠宝商，自己说过一句，她从不像母亲那样，为这些东西活着。
再说回黄仲涵这边，他最后那几年其实并不顺。
一战之后，荷印殖民当局盯上了黄家这份家业，借着征"战争税"的名目张口要一大笔钱，还想趁机把建源公司低价吞下。
黄仲涵不肯受这份勒索，一气之下举家迁去新加坡。在新加坡那几年，他和几位侨商商量好，打算把海外这份家业挪回故土去办实业、建工厂。
话说定了，人也在筹备，棋子却没来得及落下。1924年7月，一场突发的心脏病把他撂倒在新加坡，五十八岁。
灵柩运回三宝垄那天，到场送葬的子女有四十位。他的一位夫人到场致哀，把糖王留下的一只假牙盒交到黄蕙兰手里，嘱她放进父亲坟里，好让他在那头也安生吃饭。而那位带着蕙兰出走的魏明娘，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
四十二个孩子里，他最疼那个小拇指不弯的。临了，替他往坟里送东西的，是她。
那条规矩，那根直直的小拇指，到底是父女天定的缘分，还是他自己也没全信、只是不愿去拆穿的一句托词。这事黄蕙兰在回忆录里没说破，留给后人各自去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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