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两国有机会跳出意识形态对立，走向共存、战略稳定和可控竞争。
南华早报 评论
作者
王辉耀 |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两届任期，动摇了美国主导的传统自由主义国际主义领导模式。然而，一些大门关闭的同时，另一些大门正在开启。上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面表明，中美两国如今或许有机会超越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一种更加现实的相处框架——共存、战略稳定和可控竞争。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并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推动民主、开放市场以及对全球机构的领导。而特朗普秉持现实主义外交，奉行交易本位、主权优先的行事逻辑，对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公开持质疑态度。
其对关税、盟友分担责任以及对西方进步社会价值观的抵制，改变了“美国服务于一个超越自身、具有普世意义的宏大事业”的叙事。更进一步地说，即使特朗普明天卸任，他的执政经历也已经使美国未来任何试图重新拥抱传统自由国际主义的努力失去现实可信度。
这一点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质疑欧洲的履约可靠性与防务部署，还直接干预欧洲政治，削弱了大西洋联盟作为全球秩序无可争议的核心地位的信念。如今欧洲追求战略自主，正是全球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不再受制于美国主导阵营的缩影。
多极化时代也已经到来。中等强国正在采取对冲策略，联盟关系更加松散，区域性机构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拒绝绑定固定意识形态阵营。这创造了一个契机：随着各国对战略稳定形成新共识，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时所面临的潜在危险），需要改变叙事方式，并推动双方关系“去安全化”。然而，这一陷阱绝非不可逾越的铁律，而更多是一种主观建构。
同时，尽管国家安全关切是真实存在的，但不能以此为由切断经贸、科技、文教与外交全领域往来。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举行的中美元首会面已经开始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今年还将举行三次高层面对面会晤。如果两国能够保持这一势头，就能避免陷入两败俱伤、毫无意义的冲突。
当务之急是在主要大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搭建对话机制。这对于降低人工智能武器化和滥用的风险，应对人工智能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剧变至关重要。
此外，双方在部分安全领域也存在合作空间。中美两国在防止伊朗局势升级、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维护台海局势平稳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中国依托同伊朗、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手握美国不具备的沟通渠道，上个月与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高层互动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也应避免将台湾作为谈判筹码，支持和平的两岸对话，重申不支持 “台独” 分裂行径。
第二个风险是“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动荡的研究，指的是当守成大国不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新兴大国又尚未准备好、未被接受或尚未具备能力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时，全球秩序发生崩溃。如果美国退出全球治理，而中国的贡献又被视为威胁，世界将会出现治理真空。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提出的五大倡议，涵盖 “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其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提供发展融资、开展安全对话、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基建联通和推动制度改革。
去年，在全球卫生融资面临压力之际，中国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向世界卫生组织额外提供5亿美元资金支持。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期间，中国支持“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帮助维护基于规则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还推动国际调解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去年5月，中国与33个国家在香港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
中国对53个非洲国家出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接连同非洲、拉美、中亚、海湾国家、东南亚各国举办多边峰会，种种举措释放明确信号：中国正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市场准入通道和新的制度话语权。
与其陷入竞争，不如采取更明智的做法，即秉持人类安全和人类发展的理念，以超越过度关注国家安全所带来的局限。在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由多个大国、通过多种制度路径共同提供的世界里，所有国家都将受益。排斥任何一方的体系都将是不稳定的；而允许双方都做出贡献的体系则更具韧性，也更加繁荣。
中美两国必须继续摆脱无序竞争，转向更加有序的竞争，并秉持奥林匹克精神，追求自我提升，携手并进，实现“更快、更高、更强”。如此，世界才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从而拥抱更加繁荣安全的未来。
文章选自南华早报，2026年6月1日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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