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秋天，县党史办的一位同志来到阿湖镇爱民村，在村北面的田间地头间找到了两位正在做农活的老汉。
这两位老汉，一位是六十六岁的沈道甫，一位是六十七岁的时安富。
两人正弯着腰在地里收拾黄豆秸，听说来人是打听当年他俩从事地下工作的事情，沈道甫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土，笑着说：“那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党史办的同志递过烟，三个人蹲在地头，沈道甫接过烟卷，吸了一口，眯起眼睛望着远处的田地，慢慢开了口，那声音和着喷吐的烟雾，像是穿透了历史的氤氲。
沈道甫说了一件一九四三年十月发生的故事。
那时候，阿湖镇还在日伪军手里，三里村是咱们抗日武装的地盘。两下里隔着一片庄稼地，看着近，走起来得大半个钟头。
那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沈道甫正在粮行（当时组织设的一个交通点）里算账，突然进来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伪军的衣裳，是他们粮行的老主顾，在北圩门岗哨当值。
这人靠近柜台，左右看了看，见没旁人，便压低声音对沈道甫说：“据点这边的人，明天要去三里村，这回可动静不小，阿湖镇这边要出两百多人，还带了两门山炮，说是要把三里村一锅端了。”
沈道甫心里一紧，脸上却没露出来。
他给那人倒了碗茶，又问了几句，知道消息确实。
那人走后，沈道甫便叫来了负责传递消息的时安富，两人一合计，这情报得赶紧送出去，三里村的队伍要是没准备，这一仗怕要吃大亏。
可怎么送呢？
此时，天已经快黑了，阿湖镇四个圩门口都加了岗，只许进不许出。要是硬闯，不光送不出去信，连他们俩的身份也得暴露。
沈道甫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忽然站住，说：“有了。咱们送粮食出去。”
时安富一听就明白了。
粮行这几天确实收了一批鲜黄豆，是火车站上要的货，他们这边本来打算明天送，正好此时给了出城的理由。
两人连夜装了一车，把口袋码得整整齐齐，上面盖了层麻布。估摸着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两人便推着车往北圩门走去。
夜里起了风，刮得路边的杨树哗哗响。圩门口挂着两盏马灯，昏黄的光照不了多远。
站岗的伪军看见有车过来，立马端枪喝问：“干什么的？”
沈道甫紧走几步，上前搭话，脸上带着急色，说：“老总，火车站上催着要鲜黄豆，说是明天一早日本人的军车要用，今晚不到就得砍脑袋。”
他说得又急又真，额头上的汗珠子在灯光下亮晶晶的，一副十分着急的模样。
那伪军见状，拍了拍车上的口袋，正要说话，时安富已经从车把上绕过来，将两块大洋悄悄塞进那哨兵的手里。
“老总，行行好。”
那哨兵攥了攥，又往口袋里揣，嘴里还装模作样地问：“这车上装的什么？检查检查。”
沈道甫赶紧解开一个口袋，黄澄澄的豆子哗地流出来。那哨兵伸手抓了一把，看了看，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吧走吧，快走快走。”
两人谢过，推着车出了北圩门，不紧不慢朝西北方向走。
走出去二里地，回头看看，不见有人跟来，这才把车子推到路沟里藏好，折向西又走了一里多路，然后掉头向南，直奔三里村。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地里的庄稼都收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茬子地走起来绊脚。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谁也没说话。
风从北面吹过来，凉飕飕的，可两人后背都湿透了。
到了三里村，已是半夜。
区抗日武装的队长还没睡，正和几个人在研究防务。沈道甫把敌人的数目、武器装备一五一十说了，特别提到那两门山炮。队长听完，紧紧握了握两人的手，说：“你们这份情报来得太及时了。”
连夜，队伍就开始了部署。
三里村的民兵加上区小队，凑了四百多人，在敌人要来的路上设了埋伏。
第二天一早，日伪军将近三百人，果然气势汹汹地来了。他们以为三里村没有准备，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没想到刚走到半路，就钻进了咱们的伏击圈。
枪一响，敌人就乱了阵脚，那两门山炮还没架起来，炮手就被撂倒了。
这一仗，打死敌人二十多个，缴获了两门山炮和不少枪支弹药。剩下的敌人连滚带爬逃回阿湖镇，再也不敢轻易出来。
说到这里，沈道甫把烟头在地上掐灭，笑了笑：“后来那两门炮，咱们后来设法搞到炮弹后，用了好几年。”
时安富在旁边一直没怎么说话，这会儿接了句：“那天夜里走路，我摔了三个跟头，膝盖磕得生疼，回来一看，裤子都破了。”
两个老人都笑了。
党史办的同志又问了些细节，记在本子上。
临走的时候，沈道甫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说：“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怕。现在想想，要是那天北圩门的伪军翻了脸，我俩就出不来了。”
时安富站得远些，听见这话，大声说：“出不来也得送，那一村人的命呢。”
风吹过收割后的庄稼地，枯黄的豆叶在地上打着旋。
两个老人扛起锄头，又下地去了。地头的黄豆还没收完，他们得赶在天黑前把活儿干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