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搁下《暴风骤雨》不提，我们看一下美国知名小说《战争风云》，这部小说曾译成中文，当年读到这本小说的时候，最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二战一爆发，小说主人公与妻子立刻分道扬镳，各自开启寻欢作乐之路。
这固然是作者腾出人物的感情空间，以容纳更多战场上的人物，因为情丝一牵，立马就可以把不相干的人物拉扯成关系。但背景折射的却是，风云突变之间，人际心理上也在发生着同频共振，应和着风起云涌，而在感情上波谲云诡。
回到《暴风骤雨》，小说前台固然表现的是农村里的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落实到人心上来，却是人的情感定位的再次谋篇布局。
而情感维度的至为关键的一方，就是女人，她们命运的变化，可以说是《暴风骤雨》里隐性的对于人物心理的最强烈冲击。
在土改的“暴风骤雨”到来之前，乡村社会处于一种板结化的稳定状态，在这里，土地拥有者依仗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凌驾于女人之上，对她们施以生杀予夺的控制。
小说里的韩老六，就是一个对屯子里的女人如同探囊取物、随性所欲的土皇帝。在批斗韩老六之后，书中记载：“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可以说，小说里韩老六祸害的涉及到的层级，几乎等同于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归类出的三种社会阶层，这就是：一是以冉阿让为代表的底层男人，二是受到社会污辱与迫害的妇女，三是无依无靠的儿童。
电影版里的赵玉林
这三种社会阶层，在《暴风骤雨》里，作为男人的代表，体现在赵玉林身上，就是当他在饥寒交迫的年关夜，向韩老六求告的时候，韩老六叫赵玉林的妻子上门交换。
电影里的赵妻
而韩老六直接欺凌的最具代表的女子，就是老田头的女儿裙子，书中写到她当时才十六岁，被四十三岁的韩老六看上，把她拉到草垛里，剥她的衣服。裙子不答应，被韩老六绑在木架子，打的鲜血淋漓，不治身死。这就是恶霸地主对女性的凌辱。
而地主阶级对孩子的摧残，《暴风骤雨》是放在小猪倌的身上。韩老六霸占了小猪倌的母亲，厌倦了之后卖到窑子里，小猪倌则被当成免费的劳动力，收养在院子的旮旯里。
可以说，《暴风骤雨》里那些具有抗暴的战斗精神的三个层级，也是雨果在小说里描写的那些街垒战斗的动力源头。
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呼应了经典文学里的那些抗争狂潮的最具有说服力与号召力的设计，才使得《暴风骤雨》小说里的斗争段落在推进时四平八稳、摧枯拉朽。
当韩老六在暴风骤雨的反抗声浪中岌岌可危之时，他施予乡村的生杀予夺的掌控力，也随之土崩瓦解，他的权力层面筹码发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松动，体现在女人的定位上，之前他是看上了哪个女人，便是想方设法弄到手，而在反抗潮汐的回弹面前，之前属于他的这个体系里的女人，开始以一种反向的流程，向外抛售了。
韩老六的女儿，不得不献媚当上了村干部的收破烂的穷光棍，而在韩老六被处决之后，他的小老婆，在小说里也隐约地交待了她不得不当另觅高枝，搭上了投机到农会文书职位的二流子李桂荣。
而之前地主阶层围裹着的女人，流向了过去的光棍汉群落。
典型的有：
——村子里的“三地主”之一唐抓子的侄媳李兰英，丈夫早死，年纪三十多岁，在靠山倒掉之后，她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四十六岁的光棍侯长腿身上，直接带着铺盖住到了侯长腿的破屋子中。开始的时候，侯长腿本能地加以拒绝，但架不住女人赖在家里，恩威并施，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光棍汉很快倒在了温柔乡里。后来土改工作队也从人性的角度，默认了这个事实。
——鳏夫花永喜，过去老婆生病，而他被抓去当劳工，回来的时候，老婆病亡，生活非常艰辛。在土改的风潮中，他与张寡妇情投意合，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个张寡妇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她的儿子娶了一个新媳妇，被韩老六看上了，用抓劳工支走了她儿子，又借日本人之手害死了她儿子，霸占了她的儿媳妇，玩够了之后又把她卖了。张寡妇可以说是深受地主虐害之苦，在土改胜利后，与同样的苦命人走到了这一起。
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前因后果，有一点周立波翻译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花永喜没事往张寡妇家跑，张寡妇投桃报李，允诺他来帮她“扒炕”，给了他一个顺竿爬蛇的机会。而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村干部安德烈在妻子被同村的白军害死之后，一直郁郁寡欢，村里的寡妇也是故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帮忙修屋顶，一来二去，两个人如同干柴烈火，烧到了一起。
——王老太太的大儿子，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讨不到媳妇，小说里写道：“今年平分土地时，富农老李家怕斗，着忙跟穷人结亲，愿把姑娘许配给老王家。”虽然其中有一些小波折，但后来在工作队的助力下，王老太太如愿以偿，讨到了儿媳妇，由此改变了王老太太的站位，举报了沾亲带故的韩老七，立了大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富农体系里的女人资源也向底层流动了。
——更具代表性的流动，是童养媳刘桂兰脱离了原来的地主樊篱，选择了村干部郭全海。在小说里，郭全海是“地主尾巴”李振江家的长工，刘桂兰是屯里的“三地主”之一杜善人的亲戚小老杜家的童养媳，两个人并不在一处干活，很难碰到一起。
在电影版里，周立波的夫人编剧时，将郭全海与刘桂兰并到了地主杜善人家，郭全海同情刘桂兰，刘桂兰心有所属郭全海，两个人在互体互谅中暗生情愫，但不管怎么说，土改风暴袭来，过去地主家的围墙破圈了，郭全海与刘桂兰完成了他们的自由爱情选择。
地主阶层的女人发生了大面积的流动，直接酿成了“穷棒子娶媳妇”的皆大欢喜局面。小说用以说明这也是土改胜利的一部分。
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底层体系里的女人，却坚守着自己的贞节，矢口不提女人身份的流动问题。赵玉林的媳妇在丈夫牺牲之后，心无旁骛，没有任何出格中的举动。村民们议论道：“这种媳妇，才算媳妇，要照如今的妇女呀，哼，别说守一年，男人眼没闭，她早瞧上旁人了。”
有意思的是，村民在赞誉赵玉林媳妇的时候，却在变相地否定了那些向底层光棍汉流动的所谓守不住的女人。
这些女人的情节，穿插在《暴风骤雨》的斗争主体基调中并不显眼，甚至藏在文本叙事的背后，难以让人察觉，但是，这却是土改主题给民众生活带来的最外在、最醒目、最有冲击力的影响力所在。
这些女人的碎片化的段落，在小说里并没有形成贯穿全书的情节链条，即使是郭全海的爱情线索，也只是到了后半部分的时候，突然将童养媳刘桂兰推了出来，似乎作者在整体设计的时候，最初并没有什么刘桂兰的戏份，只是到了写第二部的时候，周立波临时起意，才为郭全海安上了一个浪漫的爱情尾巴。
这些女人的碎片化、隔离式、片段式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周立波在写作《暴风骤雨》第二部的时候，很多素材来自于他对《东北日报》上的新闻报道的吸收与沿用，所以，这些片段故事在内在基调上存在着矛盾与隔膜，比如一面歌颂赵玉林妻子的坚贞不二，另一方面，又写出地位倍增的光棍汉们在得到高层女人青睐的时候所赋予的人性解放的意义。
但不管怎么说，土地是物质资源，在土改的狂澜袭击下，生活资料重新作了分配，而人的资源的最具代表性的喻象，就是女人的命运选择，也必然在物质资源的重新匹配之下，相应地作出巨大的、密集式的、狂飙式的骚动与波动。
人，也是暴风骤雨里的惊心动魄的一部分，这才是《暴风骤雨》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到它记述的事件蕴涵着惊天动地、听取惊雷的震撼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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