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东边的火车站，8年了还是那副老样子。
我站在出站口，远远看见长椅上坐着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头发白了大半，乱糟糟的，怀里抱着个帆布行李袋，鼓鼓囊囊的，其实里面啥也没有。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头，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我心里一紧，正想喊她名字。
她开口了：“同志，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又低下头，嘴里嘟囔着：“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去边疆，很快就回来……”
8年了。
我走的时候她24岁，梳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现在她坐在我对面，像个60岁的老太太，嘴皮干裂，眼神空洞。
她是我老婆。
她不认识我了。
01
新婚夜，县城北街的萧家院里挤满了人。
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子勒得脖子发紧，跟这个敬酒跟那个敬酒，脑袋已经开始发晕。
我妈走得早，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这把年纪看我娶上媳妇，高兴得老泪纵横，端着酒杯挨桌敬人。
姑姑萧玉霞在厨房里忙活，嗓门大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林晓雪坐在新房里，盖着红盖头，一整天没吃东西。我推门进去过两回，她都说没事，让我去陪客人。
她是城关镇的会计，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声音很小，相亲那天我第一眼就相中了她。
处了三个月对象，她从来不主动牵我的手，我拉她她也不躲，脸一直红到耳根子。我爸说她是个好姑娘，让我好好对人家。
晚上八点，闹洞房的人散了。
我晕乎乎地推开婚房的门，看见床头贴着一张纸条。
白纸，红字，端端正正写着八个字：外人和狗不得入内。
旁边还画了个圈，圈里打了个叉。
我站在门口，像被人扇了一耳光。
酒醒了一半。
林晓雪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没看我。那纸条贴在她自己那边的床头柜上，就在她梳妆台的镜子旁边。旁边还放着一支没盖盖子的红笔。
我正准备问她这是怎么回事，院子外头传来一阵笑声，是我那几个战友在喊我出去喝最后一杯。
我看了她一眼，她还是没抬头。
我转身走了。
院子里，彭浩然正跟我爸划拳，看见我出来，嚷嚷着：“新郎官，再来三杯！”
我没吭声，端起碗就干了。
那晚我喝了多少不记得了。只知道后来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抽了一整包烟。院子里的灯都灭了，就剩新房那边的窗户还亮着。
我没进去。
第二天天没亮，我拎着背包出了门。
姑姑追出来，拉着我问：“你这是干啥去？”
我说：“部队催得急，先走了。”
“那你老婆呢？你不跟她说一声？”
我没说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巷子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林晓雪站在院门口，穿着那件结婚时的大红棉袄，头发散着，脚上蹬着双拖鞋。
她看见我了，嘴巴动了动，像是在喊我名字。
我扭头钻进了一辆三轮车。
车开出老远了，我还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那儿。
天灰蒙蒙的，风很大，她抱着胳膊，红棉袄被吹得鼓起来。
那个画面，后来在我脑子里转了很多年。
02
边疆的部队驻地在戈壁滩边上，一年到头刮风，刮得人脸皮子生疼。
我是汽车兵，负责给边防哨所送物资。那条路我跑了四年，每一块石头都认识我。
刚来的那些日子，我拼命干活。白天出车，晚上修车，把自己累得像条狗，一沾枕头就睡着。
不让自己闲下来。
闲下来就会想那张纸条。
想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的样子。
想她站在院门口，风把红棉袄吹得鼓起来的样子。
第一个月，我收到三封信。
信封上都是她的字迹，秀秀气气的，一笔一划写得工整。我捏着信，犹豫了好几天，最后拆了一封。
信上写着：“星洲，你到部队了吗？那天晚上的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没看完。
她把纸条贴在自己那边的床头柜上，专门写给外人看的。
可她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解释？
为什么要在新婚夜贴那张纸条？
我想不通。越是想不通，越是心烦。
我把那三封信全塞进抽屉里。后来又来了两封，我没拆，直接放一起了。
第二年春天，连队接到任务，要给边境线上的三个哨所送一批过冬物资，要走半个月。
出发前的晚上，我从抽屉里翻出那五封信，拿在手里掂了掂，最后还是扔回去了。
路上出了点事。
车子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山路上抛了锚，我趴在车底下修了两个小时，手指头冻得没了知觉。
副驾驶老刘在后面举着手电筒，嘴里骂骂咧咧。
回来的路上，车又陷进雪窝子里了。
我俩挖了半天的雪，最后还是等哨所的人来帮忙推的车。
任务完成，回到驻地的时候，我看见办公桌上又多了两封信。
她还在写。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两封信发呆。
老刘推门进来，问我咋了。我说没事。他说：“你老婆给你写信了吧？你咋不看？”
我没吭声。
“两口子吵架了？”他问。
“没有。”
“那你看都不看？”
“不想看。”
老刘摇摇头，没再问了。
那两封信，跟前面五封放在一起。
后来信越来越多，我都没拆。
有一次，彭浩然从老家探亲回来，带了一包家乡的烟丝。他递给我的时候说：“我在县城碰见你老婆了。她瘦了好多，问我说你在那边好不好。”
我拿着烟丝，愣了好一会儿。
“你跟她说啥了？”我问。
“我说挺好的，能吃能睡。”
我没再问了。
那天晚上，我翻出那几封信，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塞回了抽屉。
她过得不好。
我知道。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03
第三年春天，我接到了个电话。
是姑姑打来的。她在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星洲，你快回来，你爸……你爸没了。”
我拿着电话，整个人僵在那儿。
我问我爸怎么了。
姑姑说，我爸是夜里走的，心梗。走的时候身边没人，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我连夜请假，坐了三天火车赶回县城。
到家的时候，灵堂已经撤了。姑姑带我去坟上，我跪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坟前的纸灰堆里有一片没烧完的纸钱，上面还压着一块石头。
“谁烧的？”我问姑姑。
“你媳妇。她来过的，在你爸坟前哭了一场。”
我愣住。
“她来干啥？”
“她是你老婆，不来干啥？”姑姑说，“你别跟我绕弯子，你跟我说实话，你跟晓雪到底咋回事？你走了两年，一个电话没打过，信也不回，你到底想干啥？”
我低着头，不说话。
“那丫头来找过我好几回，每次都说：姑姑，你知道萧星洲去哪了吗？我给他写信他都不回，他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
“我说：‘他那个人犟，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她说：‘我不跟他计较，我就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姑姑说着说着，声音就哑了。
“你爸走的时候，她也在。她跪在你爸床前，哭得比谁都伤心。她说：‘爸，我对不起你，我没留住萧星洲。’”
我跪在坟前，头磕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坟前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起来，去了林晓雪家门口。
她家住在城关镇后面的老街上，两间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
我站在巷子口，看见她家的窗户开着，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
有一件白色的衬衣，是我结婚那天穿的。
我站在那儿，站了快一个小时。
最终没有进去。
我不知道进去该说啥。
说“我回来了”？那然后呢？
那张纸条的事，我还记着。
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她。
回去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脑子里全是她站在院门口的样子。
那件红棉袄，那双拖鞋，那风吹起来的头发。
我闭上眼睛，那画面还是在我脑子里转。
04
第四年，彭浩然从老家回来，给我带了一封信。
不是林晓雪写的，是一个叫袁明辉的人写的——我小学同学。
我爸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袁明辉在县里开了家修车铺，生意还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同学。
信是写给我的，但信封上写着彭浩然的名字。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信上就几行字：“彭浩然同志，麻烦你转告萧星洲，他老婆林晓雪最近情况不太好，经常一个人去火车站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要是能回来一趟，就回来看看吧。袁明辉。”
我拿着信纸，看了好几遍。
袁明辉怎么知道我老婆的情况？
彭浩然坐在我对面，抽着烟，看我脸色不对，问：“咋了？”
我把信递给他。
他看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上次回来就想跟你说，没敢说。”
“说什么？”
“你老婆，好像病了。”
我看着他：“什么病？”
“说不上来。就是有点……不正常。我碰见她两回，她都穿着那件红棉袄，头发乱糟糟的。我跟她打招呼，她好像没认出我。”
我的胸口像被人撞了一下。
“她怎么会去火车站？”
“不知道。听说是每天下午都去，坐那儿等，一直等到天黑。”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那天她在院门口追出来的样子。
想起姑姑说她“跪在我爸床前哭”。
想起袁明辉信上的那句话：“她在火车站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她是在等谁？
我不敢想第五年。
我申请了去更远的边防哨所，一去就是半年。没有电话，没有信件，跟外面彻底断了联系。
哨所海拔四千多米，冬天零下四十度。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开着车，在边境线上巡逻。
累了就在车上睡会儿，醒了继续开。
我不想停下来。停下来就会想那些事。
有一次，我在巡逻路上翻车了。
车子滑下了路基，我撞在方向盘上，额头磕出了血。我坐在驾驶室里，看着车窗外的雪，忽然就笑了。
笑了很久，笑到最后眼泪出来了。
我在那个雪窝子里坐了快一个小时，最后还是爬了出来。修好了车，继续往前开。
那年的冬天特别长。
05
第八年春天，彭浩然从老家探亲回来。
他推开门的时候，我正在擦车。
他脸色不对，进门也不说话，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掏出烟来点上。
我看了看他，问：“咋了？”
他抽了两口烟，抬起头看着我，眼圈有点红。
“萧星洲，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你老婆疯了。”
我的烟掉在地上。
“什么？”
“真的，我没骗你。我这次回去，在火车站看见她了。”
彭浩然狠狠吸了一口烟，声音有点抖。
“她穿着那件红棉袄，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抱着个帆布行李袋，鼓鼓的，但是里面啥也没有。
“她就坐在候车室门口的长椅上，见一个人就拽着问：‘同志，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没人认得到她。
“她见一个问一个。有人不理她，她就坐回椅子上，过一会儿又来一个人，她又问一遍。
“我叫她，她没认出我。
“她看了我一眼，问我：‘同志，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我说：‘晓雪，我是彭浩然，萧星洲的战友。’她看着我，好像在想什么，想了好久，然后说：‘哦，彭浩然，你看见我家萧星洲了吗？’”
彭浩然说着说着，声音哑了。
“萧星洲，你给我回去看一眼。就一眼。”
我蹲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
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疯了。
她疯了，她还在等我。
我蹲在那儿，蹲了很久。
彭浩然把烟头摁灭：“我已经替你请好假了。明天早上八点的火车，你自己看着办。”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把抽屉里那堆信全翻了出来。
四十多封。我一封也没拆过。
我拿起一封，撕开。
信纸上，她的字迹秀秀气气的：“星洲，你还好吗？我在家挺好的，不用担心我。你要是忙，就不用回信，我知道你任务重。”
“星洲，我换工作了，去了一家超市当收银员，离家近，方便照顾爸。”
“星洲，咱爸身体不太好，你有空的话，回来看看他吧。他很想你。”
“星洲，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知道那纸条是我不对，我想跟你解释，你听我说好不好？”
“星洲，我怀孕了。可是医生说孩子保不住。算了，不说这个了。”
我跪在床前，把那四十多封信一封一封地拆开，一封一封地看。
看到最后一封，日期是三年前。
信上只有一句话：“星洲，我等你。等你回来。”
那天晚上，我哭得像个孩子。
06
第三天下午火车到了县城。
我从车站出来，站在出站口，一眼就看见了她。
她还是穿着那件红棉袄，洗得发白了，领口袖口都磨破了。
头发比以前更白了，乱糟糟地披着。
怀里抱着个帆布行李袋，鼓鼓囊囊的，其实里面啥也没有。
她坐在候车室门口左边的长椅上，一直盯着出站口。
人出来一个她就站起来，走过去，问一句。
“同志，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人家摇摇头，她就失望地退回去，再坐回椅子上。
过一会儿又站起来，又看见一个人，又问一遍。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在出站口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像一台不会停的机器。
旁边卖橘子的老太太喊她：“晓雪，吃饭了。”
她没理，还在走过来走过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了。
我站在她面前。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像看一个陌生人。
她看了我好几秒，我也看着她。她脸上的皮肤很干，嘴唇裂了口子，眼角全是皱纹。那双眼睛以前是亮的，现在像蒙了一层灰。
她开口了。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我张着嘴，想说“晓雪，我就是萧星洲，我回来了”，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等了等，看我没说话，低下头，嘴里嘟囔着：“他没看见，他也没看见……”
然后她又抬起头，看向我身后。
又开始等。她看见一个人了，走过去。又是那句话：“同志，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佝偻的背影，看着她乱糟糟的白发，看着她抱着那个空行李袋，整个人像风中的落叶一样晃来晃去。
卖橘子的老太太走过来，递给我一个橘子。
“你是她什么人？”老太太问。
“我……我是她男人。”
老太太愣了愣，叹了口气：“她在这儿等了五年了。天天来，风雨无阻。怀里的袋子，以前是空的，后来她往里面塞了一床褥子，说是给你准备的。”
“她说你肯定在火车上睡着了，下车的时候冷。”
我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那个秋天，太阳白晃晃的。
我跪在火车站的水泥地上，面前是我等了八年的女人。她还在走来走去，还在问那些人：“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她没认出我。
07
晚上，林晓云跪在我面前。
她是被卖橘子的老太太打电话叫来的。
来的时候穿着医院的白大褂，头发剪得很短，整个人瘦了一圈。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先是没说话，然后突然“咚”一声跪下了。
“姐夫，是我害了姐姐。”
她跪在地上，额头磕在水泥地上。
我蹲下去拉她，她不肯起来。
“姐夫，那天的狗是我带来的。我知道我姐有洁癖，可我没想到她会贴那张纸条。她贴纸条的时候我看见了，她贴在自己那边的床头柜上，是写给我和狗看的。”
“她怕狗上床，又不好意思当着你的面说我，就贴了张纸条。”
“她本来想等你回来，跟你解释的。”
“可你没听她解释。”
“你走了。”
林晓云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
“姐夫，你不知道吧？我姐有精神病。我也有。”
“这是遗传的。我妈就是生我的时候得的病，后来跳河了。”
“我姐一直瞒着你，怕你嫌弃她。结婚前她还在吃药，医生说她情况稳定了可以结婚。可那天晚上我带着狗去闹洞房，她太紧张了，病就犯了。”
“那张纸条，是她强迫症发作时写的。”
“她控制不住自己。”
“姐夫，她不是嫌弃你。她从来没嫌弃过你。”
我蹲在那儿，听着她说，一句话说不出来。
岳父宋德厚坐在院里的板凳上，抽着烟。他的背驼了，头发全白了，手指被烟熏得蜡黄。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他。
“她妈死那年就查出来了。医生说要控制情绪，不能受刺激。她一直小心翼翼的，上班、吃药、按时复查，控制得挺好的。”
他顿了顿：“你走了以后，她开始失眠。睡不着，整夜整夜地坐着。”
“后来她辞了工作，开始去车站转转。一开始只是转转，后来就抱着个包坐在那儿，一坐一整天。”
“我带她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她已经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她说她总能看见你从出站口出来，穿着一身军装，冲她笑。”
“她天天去，就是在等你。”
“医生说，她这是把希望寄托在火车站了。”
“她说你走的那天，就是从那儿坐车走的。所以她觉得，你肯定也会从那儿回来。”
我蹲在院子里，头埋在膝盖里。
“后来呢？”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她不认识人了，只认那件红棉袄——那是你们结婚穿的衣服。她舍不得扔，天天穿。抱着的行李袋，里面装着一床褥子——她说你坐火车会冷。”
宋德厚说着，声音沙哑了。
“萧星洲，你是个当兵的，国家需要你，我不拦你。可她是个病人，她等了你八年，你能不能……”
他没说完，我也没敢让他说完。
08
我在县城待了一个月。
每天早上，我去火车站接她。她坐在候车室门口的长椅上，我就坐她旁边。她不认识我，但也不赶我走。
中午，卖橘子的老太太会给我们送饭。她吃，我也吃。她吃得很少，吃几口就不吃了，又开始走过来走过去问人。
晚上，我送她回岳父家。她走在前面，我走后面。她走到巷子口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说：“同志，你明天还来吗？我在这儿等我男人呢。”
我说：“来。”
她就笑一下，转身进去了。
巷子里的路灯很暗，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站在巷子口等她的灯亮了，才回去。
有一天傍晚下雨，候车室里人不多。她坐累了，靠在长椅上睡着了。我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
她睡得很沉，像很久没睡过觉一样。
我看着她，想起结婚那天早上她梳头的样子。那时候她头发又黑又亮，扎两条辫子，在镜子里冲我笑。
她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
那一眼不清醒了，跟平时不一样。
“萧星洲？”
“嗯，我回来了。”
“你咋瘦了啊？”
“没有，我挺好的。”
“那你怎么黑成这样了，跟个炭球似的。”
她笑了。那是她疯了以后第一次笑。我抱着她，哭得说不出话。
“你干嘛去了？这么久也不回来看我。”她问我。
“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她又闭上眼睛：“下次不许去那么久了，听见没？”
“听见了。”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没送她回去，就在候车室坐了一夜。
她靠在我肩膀上，睡得很安稳。那颗心终于没那么跳了，安静地贴着我胳膊，像一只找到窝的鸟。
凌晨四点多，她醒了。看了我一眼，眼神又变回了之前的样子。
我看着她，笑了笑。
“没看见，但他快回来了。”
她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晨曦透过候车室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上没有表情。
09
我去了袁明辉的修车铺。
铺子在城关镇的老街上，旁边是一家包子铺，再往前走几步就是我以前念书的小学。门面不大，塞满了轮胎和零件，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袁明辉趴在一辆面包车底下修底盘，听见有人进来，探出头来看了一眼。他看见我，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冷笑。
“萧星洲，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我没说话，递了根烟给他。
他没接，从地上爬起来，拍掉身上的灰。然后坐在一个轮胎上，看着我。
“袁明辉，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替我照顾她。”
他没说话，抽着烟，看了我好一会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
我摇头。
“你记得你小时候干过什么事吗？你差点淹死我。”
我愣住了。
“那天放学，我们去河边摸鱼。你把我从石头上推下去，我掉水里了。我不会水，呛了好几口水。你吓得脸都白了，跳下水把我捞上来。我自己爬上来以后，你跑回家拿了你爸的衣服给我穿。”
“事后你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事。”
“我误会你了。”我说。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老婆的吗？”
“那年你在部队，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吧。你老婆每天去车站，坐在那儿等。我问她等谁，她说：‘等我男人，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我说那不是萧星洲吗？”
“她问我：‘你认识他？’”
“我说：‘认识，他是我小学同学。’”
“她就哭。”
“哭得特别伤心。”
“她说她生病了，不能生小孩。医生说再复发就得长期住院。她说她不敢告诉她男人，怕他不要她了。”
我听着，心拧成一团。
“后来我就每周去车站看她一次，给她送点饭。再后来她情况越来越差，不认识我了。再后来，我去医院看她，她也认不出我了。”
袁明辉把烟头摁灭。
“萧星洲，你欠我的那条命，我用在你老婆身上了。
“这八年，我替你守着她。
“我不欠你的了。”
他说完，转过身去，继续修车。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县城的街上。
我走了很多地方，走到城关镇政府，走到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饭馆，走到街角的药店——她说她每天去那儿拿药。
我站在药店门口，门关了，里面黑漆漆的。
我在门口蹲下来，抽了一根烟。她当年就站在这家药店门口等了很久，等我偶然路过。
我没路过。我一直没路过。
10
一个月后，我该回部队了。
走的那天早上，我又去了火车站。
她还在那儿，还是穿着那件红棉袄，抱着那个帆布行李袋。
我站在她面前，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说：“看见了，他快回来了。”
“真的吗？”
“真的。”
她笑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等人。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还坐在那儿。
阳光从候车室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她头发被风吹乱了，也没理。
我看了一眼，心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最后还是走了。
八个月后，我退伍了，回县城了。退伍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还坐在那儿。头发全白了，眼神空空的，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红棉袄。
我蹲在她面前，叫她：“晓雪。”
她抬起头，看着我。
好久，好久。
然后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问我：“同志，你看见我男人了吗？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我说：“看到了。”
“他长什么样？”
我笑了笑：“他高高的，黑黑的，姓萧。”
“你让他快点回来，我等了他好久了。”
我说：“他回来了。”
她愣了一下：“在哪儿？”
我说：“我在这儿。”
她看着我，很久很久，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又缩回去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我？”
“我来了。”
她点点头，好像信了，又好像没信。
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干瘦的手，陪她一起等人。那些年欠她的，我会慢慢补给她。她等得起，我也等得起。
哪怕她永远不认识我了，我也认了。
傍晚，火车站广播员喊：“去省城的车要开了。”
她站起来。
我也站起来。
她回头看我：“同志，你也要走了吗？”
我说：“我陪你等吧。”
她就笑了一下，重新坐下，抱着那个装着一床褥子的帆布行李袋。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县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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