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司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曾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60年左右达到17亿峰值，但最新数据让这个预测成了薛定谔的猫。
印度拥有的不是14亿人口，是7亿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数字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总和，是全球最庞大的青年群体。
可莫迪执政超12年，曾许诺的经济现代化并未兑现。卢比一年贬值11%，外资疯狂撤出230亿美元，经济体量从全球第四跌到第六，人均收入即将被孟加拉国反超。
多份研究报告给出了同样的判断：印度创造就业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求职大军涌入的速度，每年数百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出校门却找不到稳定工作。
印度中央统计局的国民账户数据摆在那里：2024至2025财年经济增长率低于6%，远低于创造足够就业所需的7%到8%。
每年约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体每年新增的正式就业岗位只有五六百万个，刚够吃掉增量的一半。这意味着每年至少几百万年轻人流向非正规部门或长期失业。
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发布的《2026年印度就业状况报告》显示，印度15至29岁青年失业率接近40%，其中20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
20至29岁失业青年中，大学毕业生占比高达67%，较2017年的46%大幅攀升。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仅48.8%。
企业的招聘逻辑倒逼出一个扭曲的现状：电子和制药等少数行业在扩张，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速不足以消化过剩劳动力。
雇主经常反映技术工人短缺，而受过教育的人群失业率却更高，暴露出职业培训体系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巨大裂缝。
基础教育层面，印度学校入学率虽然上去了，但教学质量问题突出。农村地区的公立学校缺乏合格的师资和基础设施，城市里的私立学校收费高昂，普通家庭难以负担。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曾经被视为毕业生就业的“黄金门票”——在21,500名应届毕业生中，仍有约8,000人待业。
经济学家所说的“二元悖论”在印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IT和制药等少数高增长行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缺口常年保持在20%以上；另一方面，数百万普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职业教育扩张了，但质量没跟上。印度职业培训体系以工业培训学院为主力，在私立机构推动下数量增长近300%，但培训与就业的衔接非常薄弱。
许多培训机构的课程设置停留在十年前，自动化、数控机床、电气控制这些制造业急需的技能在教材里占比很低，相当一部分毕业生经过培训后依然达不到企业的最低要求。
更棘手的是性别鸿沟。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徘徊在25%左右——不仅远低于男性的70%以上，在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末一档。
工资溢价也在消失。印度理工学院等顶尖学府的毕业生仍然抢手，但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实际增长。
扣除通胀后，相当一部分毕业生的实际收入甚至不如十年前的同龄人。对于贷款读大学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投资回报周期越来越长。
经济学家讨论“第二次人口红利”时通常指人口老龄化后人们为退休储蓄带动的资本积累。但对印度来说，“第二次人口红利”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第一次人口窗口正在加速关闭。
印度南部几个邦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东亚某些国家的最低水平。
如果生育率跌破1.8，印度可能在尚未充分享受人口红利、尚未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投资的情况下，就已经走到了这一轮人口周期的尾声。
就业机会缺失带来的问题不只是个人收入的损失。当大量年轻人在经济上没有盼头时，社会稳定性会被侵蚀。青年失业率高企的国家，犯罪率和极端化倾向都会上升。
多份研究报告指出，人口红利不是自动兑现的支票。
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抓住人口红利期实现跃迁，靠的是对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对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持续投入、政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发展环境。
这三件事，印度目前只做到了半个。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3%左右，低于东亚经济体同发展阶段的水平。
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多年来停滞不前，出口产品中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占比较低。去年印度出口总额接近8000亿美元，但大部分是软件服务、石油制品和低附加值产品。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没能形成足够大的规模来吸纳过剩劳动力。
印度政府虽然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覆盖电子、汽车、制药等14个重点行业，但该计划创造的大部分岗位集中在少数高技能领域。
为数不多的几个电子组装厂和手机制造厂，远远不够让几百万年轻人稳定就业。印度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人口基数，但不会自动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经济。
当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是7亿年轻人，却无法给他们提供体面的工作，这笔账的清算不是以年为单位，是以每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的愤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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