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诚先生回忆录》、《吴石、朱谌之间谍案》、《朱枫传》、吴韶成《忆父亲吴石最后的日子》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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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吴石走上刑场的时候，吟诵了他在狱中写下的诗句，最后两句是："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话音落下，枪声响起。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六人在同一天于马场町执行死刑。
这一天之前，从案发到宣判，不过短短三个月。
这个速度在当时的台湾已经是罕见的快，背后是蒋介石亲自下令"从重从快"的压力。
一个国防部参谋次长，一个手握台湾军事核心机密的中将，被确认是中共潜伏最深的情报人员，这件事带来的震动，远不止于马场町那几声枪响。
枪声落下之后，保密局的追查并没有停止。
所有与吴石有过往来的人，都在等待那张网进一步收紧。
而吴石的妻子王碧奎，此前已被军事法庭判处九年监禁。
两个孩子——16岁的次女吴学成、7岁的幼子吴健成——在吴石就义当天被赶出家门，在台北街头流落，无人敢收留。
这个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料的最轻处置方式。
很多人预判，九年只是开始，后续针对吴石家属的追查不会就此停手。
然而三个月后，那份九年的判决悄悄松动了。
王碧奎在服刑七个月后，于1950年秋天走出牢门。
那份九年判决，在没有任何公开翻案的情况下，被压缩成了七个月。
出手的人是陈诚，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
直到晚年，陈诚才在一次极为私密的家庭谈话中，对他的海外子女，说出了那个压了整整二十四年的理由。
他说，出手保全王碧奎，既不是施恩，也不是念旧，全是凭一桩陈年往事换来的出手相助。
【一】吴石其人：从"保定状元"到"密使一号"
吴石，原名萃文，字虞薰，1894年9月14日生于福建闽侯螺洲。
他在军事上的起点极高。
1916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就读，毕业时成绩为全校第一，同期同学中有白崇禧、张治中等人。
"吴状元"的称号从保定传开，他的战术方案被教官印发给后几届学生当范本，这件事在整个保定系将领里，让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一个传说。
此后，吴石先后赴日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时同样名列前茅，在当时的中日军事圈子里都有一定的名声。
北伐战争期间，吴石历任参谋职务，展现出极强的战术分析能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进入军令部体系，主持情报与战术分析工作。
1938年，他在武汉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赴他主持的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讲课，由此与中共高层建立起了最初的接触。
吴石对中共的认同，是在此后近十年的观察和比较中逐渐形成的。
抗战结束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接收区域的种种乱象，接收官员中饱私囊，军队纪律涣散，民心加速离散。
他的老友何遂，是辛亥元老，虽非中共党员，但其子女多人都是地下党员，对吴石的政治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7年4月，经何遂安排，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秘密会面，正式与党组织建立联系，代号由此确定——"密使一号"。
从1947年到1949年，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不断向中共华东局传递重要军事情报。
淮海战役前，他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取得"淮海战场形势图"，转道上海交给潘汉年。
渡江战役前，他传递的长江防线部署情报，对解放军顺利渡江起到了直接的参考作用。
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吴石登上飞机离开，此后再未踏上大陆。
他去台湾，不是逃亡，是奉命潜伏。
抵台之后，吴石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进入国民党军事决策最核心的圈层。
他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海峡海流资料、各战略登陆点地理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空军机场及机群配置等绝密材料。
这批情报经由朱枫传回大陆之后，部分内容直接呈送至伟人案头。
伟人得知情报来源后，专门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然而就在这条情报链运转正常、尚未被察觉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
【二】案发经过：一张通行证，牵出台湾最大共谍案
吴石案的起点，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叛变，而是一连串原本各自独立、却最终汇聚到一起的线索。
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在追查台湾地下党组织的过程中，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陈泽民。
陈泽民在审讯中招供，供出了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部分情况。
保密局顺着这条线，在1950年1月29日夜里，抓获了蔡孝乾。
这是蔡孝乾第一次被捕。
这一次，他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借机脱逃。
但他留下的随身物品——其中包括一本记事本——落入了保密局手中。
记事本上有一个模糊的条目，写着"吴次长"三个字。
保密局少将专案组长谷正文由此将目标初步锁定在吴石身上，但手里还没有直接证据。
直接证据来自另一条线。
1950年2月4日，吴石安排副官聂曦护送情报员朱枫离台，朱枫持有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试图从舟山机场撤离。
2月26日，朱枫在舟山机场落网，保密局当场从她身上搜出了那张通行证。
这张通行证上的签名，是吴石。
能签发这种特别通行证的人，在国民党体系里屈指可数。
这张纸，让谷正文手里有了第一份可以动手的直接证据。
2月27日凌晨，谷正文带队突袭台北市青田街吴石公馆，将王碧奎带走审讯。
谷正文用诱供手法，从王碧奎口中套出了朱枫曾多次以"陈太太"的身份登门、与吴石有过密切接触的情况。
毛人凤拿到这份口供，立即上报蒋介石。
蒋介石震怒，严令彻查。
搜查吴石住宅时，特务们还找到了他签署给朱枫的相关文书，进一步坐实了证据链。
1950年3月1日夜，吴石在自己家中被正式逮捕。
同时落网的，还有副官聂曦上校、"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吴石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一只眼睛因此失明。
保密局参与审讯的人员后来在报告里写道，"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他只承认了部分职务性的接触，始终没有供出其他人。
审判分两轮进行。
初审结果让蒋介石不满意，他批示换人重审，专门组建了以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为主审的高等军法会审庭。
1950年5月，在国防部大楼重新开庭，以蔡孝乾的供词和吴石签署的文书为主要证据，认定吴石传递军事情报的罪名成立。
1950年5月30日，军事法庭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六人死刑，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吴鹤予少将判有期徒刑十年，另有二十余名涉案人员获不等刑期。
判决经蒋介石批准，1950年6月10日，六名死刑犯在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
事后保密局清点吴石的家产，这个手握台湾最高军事机密的国防部次长，家里只有一根四两重的金条。
负责清点的特务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三】王碧奎与两个孩子：九年判决和那条悄悄松动的缝
王碧奎，1903年生，福建闽侯人，1923年冬与吴石成婚。
两人结婚二十六年，随丈夫辗转各地，从南京到重庆，从福州到台北，一路带着孩子，跟着军队走。
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四个儿子早年夭折。
1949年随吴石撤台时，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留在大陆，她带着次女吴学成、幼子吴健成跟着丈夫去了台湾，那年吴学成16岁，吴健成只有7岁。
吴石被逮捕的前一晚，已经对王碧奎做过仔细的叮嘱。
他告诉她，一旦有人上门盘问，就说自己是妇道人家，丈夫的工作从来不过问，两人还曾因为他不顾家而起过争执。
这套说辞，在审讯中被王碧奎一字一字地重复出来。
审讯没能从她身上找到她主动参与谍报活动的直接证据，加上吴石在狱中写的那封两千余字的绝笔信里，反复用"无辜""累及"来描述王碧奎的处境，为她留了后路。
尽管如此，军事法庭还是判了她九年监禁，理由是"长期随军、知情不报"。
吴石被枪决的当天，吴学成和吴健成被房东连夜赶出了住所。
他们在台北街头游荡，白天捡剩饭，夜里找屋檐。
没有人敢公开收留他们——"共谍"子女四个字，在1950年的台湾足以让所有熟人望而却步。
最终是吴石的同族侄孙吴荫先，冒着风险将这对姐弟悄悄安顿了下来，才没让他们就此失散。
如果那份九年判决真的执行，等到王碧奎出狱时，吴健成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这段岁月如何撑过去，没有人说得清楚。
但就在九年判决等待执行的过程中，案卷流转到了陈诚的案头。
陈诚看完案卷，随后做了三件事：第一次在案卷上批注"暂缓处理"，先搁置不执行；
第二次改写"妇人无知，恐系牵连"；
第三次直接向军法处施压，把最终执行的刑期锁定在七个月。
1950年秋，王碧奎走出了牢门，服刑七个月，比判决少了八年有余。
这件事在当时让很多知情者感到疑惑。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铁腕人物，主持台湾军政大局，处置政治案件向来从不手软。
一个"共谍"妻子的九年判决，他凭什么改，他为什么改。
没有人公开问出来，因为权力已经表了态，再追问就是自找麻烦。但私下里，这件事一直是个谜，直到数十年后。
【四】陈诚的位置与日记里的八个字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1月4日生。
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1922年毕业，南下进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此后历经围剿战争、全面抗战、国共内战，从基层军官一路升至国民党军政核心。
1950年，陈诚同时担任台湾省主席和警备总司令，5月起更出任行政院长，是蒋介石在台湾最倚重的军政执行人，权力仅次于蒋介石本人。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是陈诚在台湾权力格局里的制衡对手之一。
两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派系竞争关系。
换句话说，陈诚有足够的位置和底气，在吴石案家属的处置问题上，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向军法系统施压，而不需要为此在政治上付出太大代价。
但陈诚的这番动作，放在他一贯的行事风格里，依然是反常的。
他处置土地改革，从不顾本省地主的抵制，雷厉推进；
他整顿撤台军队，向来不讲情面；在政治敏感案件上，他遵照蒋介石的意志推进，从来不曾因私废公。
那么，1950年3月，当吴石案确认的消息传来，陈诚在日记里写下了八个字："此君忠耿，家眷当护。"
在1950年白色恐怖的台湾，把一个被定性为最高规格"共谍"的人称为"忠耿"，把保护其家眷写进日记，这八个字的重量，任何当时的知情者都明白。
陈诚写下这八个字，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政治风险，而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的答案早在二十四年前就已经确定，不需要在1950年重新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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