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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的上海，春寒还没有完全退去。
租界的街道上，黄包车夫在细雨里低头疾走，路边的梧桐树刚刚抽出嫩芽，石库门弄堂里飘出炉子上早饭的气味，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都是有盼头的。
可一个女人坐在公寓里，感觉不到任何春天的气息。
窗外的上海热热闹闹，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叫严蔼娟，浙江鄞县人，就在这个春天，她刚刚在上海独自生下一个女儿。
孩子的父亲不在——不是在外地出差，不是临时有事耽搁了，而是彻底地、决绝地，已经不打算认这个孩子了。
孩子的父亲叫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时任立法院长。
他已经有了新欢。
一个叫蓝妮的女人，比严蔼娟更美，更会来事，更懂得让孙科心动。
孙科为了这个新欢，在严蔼娟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她从自己的生活里彻底清除了。
严蔼娟独自把孩子生下来，独自给她取名孙穗芳，用了孙家的姓。
这个细节，说明了一切。
她打定了主意——这孩子是孙科的，这件事没有完。
她说到做到了。
这一追，追了将近二十年。
从上海追到重庆，从重庆追到南京，从南京追到香港，最后又追到台湾。
追过了战火，追过了改朝换代，追过了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些年月。
而这段追讨之路上，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节点，发生在孙穗芳出生整整十年之后的1946年。
那一年，孙科终于松口，拿出了26根大金条，作为孙穗芳的抚养费。
然而这26根金条，经由蓝妮转手，到了严蔼娟手里，只剩下了12根。
另外14根，被蓝妮悄悄截走了。
这件事，成了压垮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
严蔼娟的追讨从此由暗转明，从私下的纠缠变成了公开的诉讼，一路闹到了香港法院。
而就在严蔼娟1950年正式在香港起诉孙科遗弃的时候，孙科已经带着原配陈淑英悄悄登上了离港赴法的轮船。
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一段纠缠了将近二十年的往事，一笔算得清数目、却算不清是非的账。
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要从孙科这个人说起，从他复杂的情感生活说起，从那个1932年在上海开始的故事说起。
【一】孙科这个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1891年10月，孙科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出生地这个细节，稍微了解民国史的人一看就明白了——没错，就是孙中山的老家。
孙科是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所生的独子，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太子"。
但说实话，这个"太子"当得并不轻松。
父亲孙中山是什么人？
是奔走革命几十年、九死一生的时代巨人，是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一个旧时代落幕的人物。
这样的父亲，对孩子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会陪你吃饭聊天的爸爸。
孙科自幼跟着母亲留在家乡，父亲常年奔波在外，父子俩聚少离多，见一面都不容易。
孙科七岁那年，随母移居夏威夷，才算是真正跟父亲团聚生活了一段时间。
此后他在夏威夷接受西式教育，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视野和同龄的中国孩子相比，早早就宽了许多。
后来他升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文学，再赴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完成了那个年代相当完整的一套西式精英教育。
这段履历，放在民国政界，绝对是拿得出手的。
学成回国之后，孙科没有直接躺进父亲的功劳簿里混日子，而是从广州的市政工作一步步干起来。
1921年，三十岁的他出任广州市市长，在任期间主持修建道路、改善供水、整顿市政秩序，引入了若干西方城市管理的经验，颇有几分实干精神。
广州老城区里那几条至今还在用的老街道，有些就是他那个时期规划的成果。
后来父亲孙中山去世，孙科进入国民政府，历任要职。
他在立法、行政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是民国政坛上一个有实绩可查的人物，并非单靠父亲光环支撑门面的纯粹的"官二代"。
从政绩这个角度来看，孙科并非一无是处，甚至称得上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既有海外教育背景、又有地方行政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可他这个人，有一个无论如何绕不开的短板——私生活太乱了。
原配妻子陈淑英，与他青梅竹马，是他从年轻时候就认定的正妻。
陈淑英这个女人，温婉持重，为孙科操持家务，养育子女，把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论起贤惠，民国政界里找不出第二个比她更踏实的太太。
可偏偏是这样一个好妻子，在孙科的情感生活里，活得最憋屈。
孙科的那颗心，从来就没有真正安定过。
他的名字，在当时的上海滩，三不五时就会和某个桃色新闻联系在一起。
陈淑英知道，上海的圈子里都知道，只是大家都不说破，只当作是那个年代权贵人家的寻常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孙科认识了严蔼娟。
严蔼娟出身不差，浙江鄞县人，家境尚可，受过正统的新式教育。
在成为孙科秘书之前，她就已经是上海社交圈里有几分名气的交际花，懂规矩，有眼色，谈吐得体，绝对不是那种大大咧咧不懂世故的女孩。
她被安排到孙科身边做私人秘书，处理文牍，协调事务，是孙科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助手。
两人从公务上的倚重，慢慢走到了私下的同居。
这一同居，就是将近四年。
四年的时间，不算短。
严蔼娟从青春最好的年华，把自己全部押注在了孙科这里。
她或许以为，时间长了，感情深了，孙科总会给她一个说法，总会承认这段关系。
然而，她把孙科想得太简单了。
也把那个年代的规则想得太天真了。
【二】1935年，蓝妮出现了，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
1935年，孙科的原配陈淑英因为身体欠佳，去了澳门养病，暂时不在上海。
孙科这边，工作繁忙，应酬密集，在上海一个人撑着，用他后来的说法是"感到有些寂寞"。
这话说得倒也坦诚——一个习惯了身边有人陪的男人，突然少了那个人，确实难熬。
可说到底，这"寂寞"两个字，不过是他自己给接下来的事情找的一个说辞。
1935年，孙科在一场同学的家宴上，遇见了蓝妮。
蓝妮，本名蓝业珍，云南苗族后裔，父亲留学英国剑桥，家底殷实，教育资源上从不缺乏。
蓝妮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会道，气质拿捏得相当精准，加上本人生得高挑白皙，在上海的交际圈里极为出挑。
她不是那种靠着一味温顺讨人喜欢的女子，而是有主见、有算计、有自己一套处世逻辑的人。
她此前有过一段婚姻，对方是上海某家族子弟，嫌弃他没有出息，蓝妮二话不说，净身出户离婚。
带着三个孩子，照样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出入各种上流社交场合，颇受各方人士追捧。
张学良当年也曾对她有过追求，被她婉拒——这个细节，足以说明蓝妮在那个圈子里的分量。
这样一个女人，孙科在家宴上一眼看过去，当场就挪不动脚了。
两人在家宴上初见，孙科很快就展开了积极主动的追求。
蓝妮这边呢，孙科的条件摆在那里——"国父之子"、现任立法院长，年长她二十一岁，阅历深，背景硬，能给的东西，比她之前那段婚姻里的男人多了不止一个量级。
两人关系升温的速度，相当之快。
孙科为了蓝妮，给她立下了一份字据，承诺除了原配陈淑英之外，蓝妮就是他唯一的女人，此外再无他人。
这份字据，后来被证明，不过是一张写得好看的空头支票。
但在1935年那会儿，蓝妮显然觉得这份承诺有几分分量，于是接受了孙科，与他确立了关系，以"二夫人"的身份存在于孙科的生活里。
可问题是，严蔼娟怎么办？
孙科的处理方式，既不体面，也不直接：冷淡。
不是摊牌，不是好好谈一谈，就是逐渐不联系，逐渐把人晾在那里，让严蔼娟自己在漫长的等待里慢慢明白——她已经被抛弃了。
这种方式，说穿了，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懦弱。
而这个时候，严蔼娟已经怀了孙科的孩子。
正是蓝妮明确向孙科提出要求：在严蔼娟生产之前，就必须与她彻底断绝关系。
孙科答应了这个要求。
就这样，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被彻底踢出了孙科的生活。
严蔼娟没有哭着喊着跪地求留，她不是那种性格。
被抛弃的事实她已经看清楚了，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闹也不是她现在的选项。
她在等——等孩子出生，等时机成熟，等一个可以正面交锋的机会。
1936年3月19日，严蔼娟在上海独自生下一个女儿。
孙科没有出现在医院，没有出现在孩子出生的那个时刻，甚至没有送来任何形式的问候。
严蔼娟给孩子取名孙穗芳，用了孙家的姓。
这个举动，是她无声的宣战。
【三】杜月笙出面，第一轮调解，严蔼娟接了钱，但没有真正放手
孙穗芳出生之后，严蔼娟开始正式行动。
她的方式，不是哭哭啼啼地上门找孙科，而是放出风声——要上法院。
这个举动，放在1936年的上海，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也需要相当清醒的头脑。
一个未婚生育的女秘书，要在公堂上状告孙中山的儿子、堂堂立法院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这件事一旦走上法庭，不只是一个私人的家务纠纷那么简单。
那个年代的上海报界，最爱这种料，一场关于权贵私生子的官司，够他们炒上整整一个月的头版。
孙科当然不愿意走到那一步。
他的解决方案，还是那一套老路：找人出面，私下调解，花钱了事。
这一次出面的人，是杜月笙，以及上海知名大律师吴经熊。
杜月笙在民国上海是什么分量，不用多解释。
黑白两道通吃，政商两界都买账，他出来说话，分量自然不一样。
由他居中调解，加上吴经熊在法律层面的操持，这件事被稳稳地压在了私下的框架里，没有走上公开的法庭。
经过一轮谈判，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的生活费和孩子的教养费用。
严蔼娟接受了这个安排，收了钱，并当着调解人的面表示：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再提了。
话说得斩钉截铁，在场的人都听进去了。
然而，承诺这种东西，在现实面前往往很脆弱。
严蔼娟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要钱？
孙科给的那点生活费，能撑多久？
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那口咽不下去的气——孙穗芳是孙科的亲生骨肉，凭什么孩子的一切开销只能由她一个人来扛？
所以这个"最后一次"，最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最后一次。
这不是严蔼娟出尔反尔，这是现实的逻辑。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上海局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急转直下。
8月，战火烧到上海，淞沪会战打响，整座城市的秩序开始瓦解。
国民政府随后迁都重庆，大批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纷纷离沪。
孙科带着原配陈淑英随政府撤往重庆，走得匆忙，走得决然。
蓝妮则带着她与孙科刚刚两岁的小女儿，留在了上海。
这个细节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孙科离开上海的时候，身边带的是陈淑英，不是蓝妮。
两人之间的裂缝，在这一刻第一次以一种具体可见的方式显现出来。
严蔼娟此时身处困境，独自带着不到两岁的孙穗芳，经济已经捉襟见肘。
1937年，她不得不改嫁他人。
这段婚姻，据孙穗芳后来的回忆，谈不上幸福，甚至可以说相当糟糕。
继父脾气暴躁，对严蔼娟和孩子非打即骂，动辄以拳脚相向。
严蔼娟通过各种途径追讨来的那点钱，往往也被继父顺手拿走，根本落不到孩子手里。
可即便生活过成了这样，严蔼娟对孙科的追讨，从来没有停止过。
用孙穗芳后来的描述来说，母亲在那段岁月里，一方面要忍受继父的折磨，一方面又执着地惦记着从孙科那里讨回应有的抚养费。
这种执着里，有为女儿争取权益的母爱，也有被抛弃之后难以平复的不甘心，两种情绪缠绕在一起，让她始终无法真正放手。
抗战八年，严蔼娟追得并不顺利。
她从上海追到重庆，想方设法打听孙科的下落，托人带话，写信施压，几乎用尽了一个普通女人能够动用的所有资源。
孙科人在重庆，忙于战时事务，对严蔼娟的追讨采取的态度，始终是能躲则躲，能拖则拖。
他曾一度派蓝妮出面，去做严蔼娟的工作，希望她不要再来纠缠。
蓝妮去了，两个女人谈了什么，谈成了什么，史料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成功——严蔼娟没有就此罢手。
整个抗战期间，这场追讨就这样僵持着，时不时发生一些摩擦，却始终没有走向任何实质性的解决。
【四】十年追讨，严蔼娟给孙科写了两封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
八年的战火，终于停了。
对于严蔼娟来说，这意味着一件事：可以重新开始追讨了。
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各方人物重新归位，局势开始走向相对稳定。
孙科也从重庆回到了南京，重新投入到战后的政务之中。
严蔼娟觉得，时机到了。
这一次，她没有直接冲上门，也没有立刻扬言要上法院。
她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的方式——写信。
她给孙科写了两封信。
信的具体措辞，史料里没有留下逐字的记录，但根据相关史料的描述，信的大意是：孩子孙穗芳已经九岁了，这些年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生活艰难，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份上，能够给予一些资助。
没有威胁，没有叫嚣，没有搬出法律条文，就是平静地陈述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的现实处境。
这种克制，反而比任何叫嚣都更有力量。
孙科收到这两封信，多少有些心软。
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复杂。
一方面，说明孙科对孙穗芳并非完全没有父亲的情感；另一方面，"多少"这两个字，又透着一种隔着距离的、不彻底的人之常情。
孩子已经九岁了，九年的时间，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面，可孙科的"心软"，也只是"多少"。
但不管怎样，这"多少"的心软，最终促成了一个结果。
1946年，孙科决定拿出一笔钱，彻底了结这件事。
他拿出的，是26根大金条。
26根大金条，在1946年的中国，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足够让严蔼娟母女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也足够让孙穗芳接受良好的教育。
孙科的盘算，很可能是想以这笔钱一次性买断，此后两清，再无瓜葛。
他依然让蓝妮出面，将这批金条转交给严蔼娟。
然而，当严蔼娟收到金条的时候，她发现数量对不上。
不是少了一两根，不是搬运途中的意外损耗，而是整整少了14根。
26根变成了12根，将近一半就这样消失了。
严蔼娟顺着这14根金条的去向一路追查下去——而当查清楚这14根金条究竟落在了谁的手里，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整件事彻底从一场私下了结的家务纠纷，变成了一场再也无法捂住盖子的公开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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