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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坡原创）
文｜西坡
今年高考静悄悄，热度很低，报道很少。
陆续看到一些帖子谈论这个现象，不断有网友说“你不说我都忘了现在又高考了”。大家三言两语一切磋，倒是很快把这个题目解出来了。在那个行云流水的“解”字下面，只要写出下面两句话，就算你读懂了时代：
就业形势不好，毕业即失业；
家里关系不到位，考上好大学也没用。
有务实的博主干脆把压力直接给到家长：
“所以，家长最好要有托底的能力，如果你已经有孩子了，不妨经常扪心自问一下，’等孩子长大了，我能给ta提供哪些帮助？’作为家长，你不能躺平，你得支棱起来。”
虽然是实话，但实在有点难为家长了，大家都是普通人，供孩子读书已经很辛苦了，怎么可能把路铺到遥远的将来？而且这样的说法多了，很容易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家庭内部问题。孩子找不到工作，怪家长“躺平不努力”，仿佛家庭部门有义务为社会创造工作岗位，奇哉怪也。
然而这种怪现状，已经成为常态，事实和心理层面的双重常态。人人头上都长一颗大白菜，那就不奇怪了。
高考降温，大学祛魅，没想到是以这样一种惨淡的方式完成的。
今天的年轻人听闻从前的大学生，从穷乡僻壤出来，只靠一张成绩单，就进入大学，找到稳定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生育下一代，甚至还可以补贴家里，恐怕会越来越觉得像个神话。
比赛变了。从前的比赛，拼的是学生自己。现在的比赛，拼的是整个家庭。从前是“一考定终身”，现在是“终身早已定”。
现象是这个现象，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算，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高考是怎样从“改变命运的魔法棒”，变成现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把高考玩坏的？
要求解这个问题，需要思维向纵深展开，不能止步于眼前的现象和身边的事例，而要有跨时代、跨文化的视野。很多现象是永恒存在的，就像细菌一样，比如不公平，没有一个社会的人会觉得自己社会非常公正。但当一个现象在一个地方发展得格外突出，人人想看不见都做不到的时候，就不能拿“大家都一样”来解释了。
对于我们社会来讲，高考制度曾经是那样光辉灿烂、重比泰山，到现在失去魔力，沦为家庭背景的奖章与装饰。这绝对是我们自我解读的一个关键入口。
我有一个猜想，说出来和大家讨论。我认为这是科举型社会在“存量博弈”模式下，必然的演变结果。
先简单复习一下古代史。科举诞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壮大于宋朝，然后统治了之后的中国历史。
科举诞生之初，是为了打破门阀士族的政治垄断。魏晋南北朝流行的是“九品中正制”。这项制度的基础是，皇帝与世家大族共治。你如果站在皇帝立场上，会觉得世家大族太坏了。可事实上，他们是相互依赖的。而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往往把自己代入寒门的角度，觉得好位置都被别人抢了，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愤恨不已。真相是，大多数人穿越回去，既非豪门，也非寒门，而是无门，寒门后面还跟着“士族”呢，你得有条件读书才行。
但我们深深继承了这样的观念，就是一边崇拜科举的“公平、严密”，一边共情寒门士子的拼搏进取。金榜题名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最大的美梦。
然而科举制致命的缺陷就是只分配不创造，它是一个存量博弈，只是为了消耗人的生命力、进取心，所以李世民才会说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古代读书人没有机会说：“我想玩别的游戏。”古代的农夫也没机会说：“我不需要那么多官管着我。”
古代社会发展到后面，人性越来越压抑，活力越来越丧失，应变力越来越差，科举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存量博弈最大的弊端，就是让人的追求高度同质化、扁平化，每个人都想赢，输的想翻盘，赢的想继续赢。本该去创造的，都是抢夺。本该去攀登高峰的，都去忙着护食与“托举”。已经渗入集体潜意识的“托举”，其实是一种非常低贱的思维，它不相信公平竞争，不在乎人的天然兴趣，只是一代又一代抢跑、卡位，为了赢而赢。总之就是，不相信任何超越性价值，不知人的自我实现为何物。
古人有句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第一个这样说的是，可能很励志。可是当所有人都这样说这样做，而且是不择手段这样做的时候，踩踏就出现了。
人们在共情寒门的时候，往往想不到，寒门出来，通常会把寒门的路堵得更死。我当然没资格站在豪门的立场上挤兑寒门，我也不是作为寒门自轻自贱，我是无门。今时今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用这种标签定义自己，我们就是人，法律之下平等的人。
我说的是一种思维，一种现象，与人的家庭条件不直接等同。试想，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为了在存量博弈的排位赛中“翻身”，那么他们赢了之后，是不是想要永远锁定胜局？因为比赛本身就成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意义，他们不会想着有没有别的比赛，比赛结束要不要去干点别的。
关于生命，关于教育，我们实在应该跳出圈圈想一想了。否则一直输的当然可怜，一直赢的真的就永远平安顺遂吗？有句老话说得好，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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