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毛泽东选集》《陈布雷回忆录》《民国人物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报晚刊》《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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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3日夜，南京。
书房里没有点灯。
陈布雷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窗外的风把梧桐叶打得沙沙作响，秋意渗进屋里，凉意一阵一阵地往骨头缝里钻。
桌上摊着几张纸，写了划，划了写，最后只剩下短短几行墨迹。
屋外偶尔传来脚步声，是走廊里的警卫换班，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而有规律的声响，之后又归于寂静。
陈布雷坐在黑暗里，没有动。
他在想三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天，他坐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把数月研读所得，一条一条整理出来，当面陈述。
他准备了很久，改了很多遍，最终还是用最直白的方式，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蒋介石听完，没有立刻开口。
那段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到陈布雷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然而蒋介石始终没有发怒，只是背对着他，站在窗边，久久没有转身，而陈布雷清楚地看见，那件深色长衫的背后，已经渗出了一片深色的汗迹，在秋日的午后光线里，触目惊心……
【1】一首词，压了九年
1936年2月，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大雪封山。
天色压得很低，铅灰色的云层把整个黄土高原盖得严严实实。
积雪从头天夜里开始下，到了清晨，沟沟壑壑全被填平，高原上所有起伏的轮廓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浑然的白，连风声都被厚厚的积雪压低了。
窑洞外，伟人站在门口，身上裹着一件厚棉袄，眼睛望着远处的山梁，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
身后跟着的警卫员冻得直搓手，低声说了一句："首长，冷，咱进去吧。"
伟人没有动，眼睛还望着前方："你看这雪，铺天盖地，把什么都盖住了，连那几座山头都看不出来了。"
警卫员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除了白，确实什么轮廓也分辨不出，只好应了一声："是，什么都盖住了。"
伟人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回窑洞，在那张简陋的木桌前坐下，桌上摆着一盏油灯，灯焰在窑洞里的穿堂风里微微颤动。
他拿起一支毛笔，在砚台里蘸了蘸墨，在一张粗糙的纸上，写下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笔在纸上走，一行一行，词就在这间简陋的窑洞里成了形。
写完，他把纸折起来，压进了抽屉里，没有给任何人看。这一压，就是九年。
九年的时间，这首词静静躺在抽屉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程，经历了无数次的转移和辗转，跟着伟人从陕北到各处，再回到延安，始终没有拿出来示人。
不是忘了，是在等一个时机。
时机来了，是1945年的夏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延续八年的抗战走到了终点。
消息传来，举国沸腾，街头巷尾鞭炮声连成一片，压抑了八年的情绪，在这一天集中爆发出来。
然而欢腾过后，新的紧张随即浮现——国共两党，一南一北，接下来要怎么走，谁都清楚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伟人赴重庆谈判。
这三封电报摆在延安，引发了一场内部讨论。去，有风险；不去，把拒绝和平的名声留给对方。伟人决定：去。
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阳光刺眼。
各路记者扛着相机挤在栏杆边，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人群里嘈杂声不断。
有人小声议论："听说他从没出过延安，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旁边的人压低声音回了一句："国民党的报纸说是个土匪头子。"又有人接话："那是国民党的报纸，能信几分？"
议论声在机场弥漫，夹杂着引擎的轰鸣。
飞机舱门打开，走出来的是一个身形高大的中年人，衣着朴素，神情平静，面对机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没有任何局促。
柳亚子站在人群后面，踮起脚望了一眼，转头对身边的朋友说："气度不凡。"
谈判在重庆持续了四十三天。
这四十三天里，伟人四处走动，拜访各界人士，见文人，见记者，见社会名流，见民主党派的代表。
重庆的文化圈，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与这位久居延安的人近距离接触，每一次接触，都带来新的议论和讨论。
1945年10月7日，谈判接近尾声，伟人准备离渝返回延安。
临行前，他给柳亚子写了一封短信，信末附上了那首压了九年的旧词，只说了一句："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信是当天送到的。
柳亚子坐在书房里，把信拆开，先读了那封短信，然后把那首词展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读完，他坐着没动，又从头读了一遍。
屋里还有几个朋友，见他久久没有说话，其中一个走过来，看了看他手里的纸，问："什么东西，值得看这么久？"
柳亚子把词递过去，说："你自己看。"
那人接过来，读完，沉默了片刻，把词传给旁边的人，说："你们也看看。"
几个人轮流看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开口问："这是什么年月写的？"
柳亚子说："1936年，九年前。"
那人沉吟了一下，说："压了九年。"
柳亚子点点头，已经在提笔写和词了。
和词写完，他把伟人的原词和自己的和词一并送去《新华日报》，请报社一并刊登。
报社编辑看了看，把原词单独押下，先把柳亚子的和词发了出来——1945年11月11日见报。
结果，读者看到柳亚子推崇备至的和词，却找不到那首被和的原词，茶馆里、街头上、办公室里，到处都有人在问同一个问题："柳亚子和的那首词，原词在哪里，谁见过？"
好奇心一旦被吊起来，就不容易放下了。
《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听说了这件事，当即决定把这首词找出来。
他跑遍重庆文化圈，从几个朋友处凑来三个不同的传抄版本，三个版本逐字对照，拼出了一份基本完整的词稿。
1945年11月14日，他把这首词刊登在副刊上，配上按语，写道："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报纸送出去，当天就卖完了加印的那批。
重庆的茶馆酒肆，从那天起沸腾了。
这首词在国统区的传播速度，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
没有任何官方渠道推广它，没有任何组织号召人们去读它，它就这样从文化圈蔓延到普通市民中间，从报纸上的铅字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口耳相传的内容，从重庆扩散到国统区的各个角落。
一首写于1936年陕北的词，在1945年的重庆，完成了它九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开亮相，而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
【2】一场有组织的反攻，和它安静的落幕
消息传进蒋介石的书房，是1945年11月中旬一个寻常的下午。
侍从递上来几份报纸，蒋介石翻开，把那首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神情没有变化，把报纸合上，放在桌角，对旁边站着的侍从说："把中宣部的人叫来。"
中宣部的负责人来了，在书房里坐下，蒋介石把报纸推过去，说："你看过了？"
那人说："看过了。"
蒋介石说："现在满重庆都在传这首词。文化圈里那些人，议论得不少。"
那人低声说："是，各方反应都有，总体上……推崇的居多。"
蒋介石在椅子上微微往后靠了一下，说："我们不能没有动作。"
那人略停了一下，试探地说："组织人写唱和词，以词对词？"
蒋介石说："不只是唱和。全面发动，让天下词家都来写，写得好的，拿出去发表，把这股风压下去。要让人们看到，这首词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人站起来，说："明白，这就去安排。"
于是，一场秘密动员在国民党宣传体系里悄然展开。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党组织下发通知，要求凡是会吟诗填词的党员，每人交一首或数首《沁园春》，集中上交审阅，再从中遴选出意境、气势、文笔最为出色的，以主要领导人名义公开发表。
稿子收上来了，堆了厚厚一叠。
负责审阅的人坐在那堆稿子前，翻了半天，和身边的同事说："格律倒是都对，就是读起来……"他停了一下，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最终说："硬。读起来很硬。"
同事接过去翻了翻，说："像是奉命填的，不像是有感而发的。"
那人把其中一首放下，拿起另一首，读了两句，说："气势是有的，但读起来，总觉得是在模仿那首词的气势，而不是自己本来的气势。"
同事说："模仿的气势，终究是空的。"
几番筛选，还是从里面挑了几首出来准备发表。
1945年12月4日，《和平日报》刊出了易君左所写的《沁园春·和毛泽东柳亚子》，发表时配以声势，号召"天下词家"加入唱和，摆出一副群起围攻的架势。
然而反响远不如预期。
重庆文化圈私下里的评价，几乎一边倒：强作气势，徒有其形，与原词相比，差距一眼可见。
有人私下议论，说这些词读起来，像是完成了一道命题作文，有形式，没灵魂。
消息传到延安，伟人在给友人黄齐生的信里，提到了这些唱和词，写道："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把几份载有那些词的报纸一并寄去，言语之间，轻描淡写。
这场文化反攻，就这样安静地落了幕，没有激起任何真正的浪花。
而原词的传播势头，没有丝毫减弱。
1945年11月28日，《大公报》将伟人的原词与柳亚子的和词一并全文刊登，两词并列，读者一眼看出，不再需要任何人来评说高下。
《沁园春·雪》就此在整个国统区完成了最大范围的传播，那场文化上的较量，在这一刻有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结果。
那场失败，让蒋介石书房里的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为什么同样是填词，结果会相差如此之远？为什么有组织、有动员、有资源的反攻，会输给一首写于九年前的旧词？
这个问题，他交给了陈布雷。
陈布雷接到这个任务，是1945年底的事。蒋介石在一次私下谈话里对他说："你去把他的东西好好读一读，不只是这首词，他写过的文章，能找到的都找来，读完告诉我，他的文字，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陈布雷领命退出，走出书房，在走廊里站了片刻，然后向自己的书房走去。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鉴赏任务。
【3】陈布雷的那段漫长阅读
陈布雷把能找到的文章都找来了，摆在案头，从最早的到最近的，按时间排列，堆了厚厚一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
《论持久战》，1938年。《矛盾论》《实践论》，1937年。
《为人民服务》，1944年。
以及其他数十篇大小不一、写于不同年代、涉及不同主题的文章。
他从最早的那篇开始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伟人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调查三十二天之后写下的，写于1927年。
陈布雷翻开第一页，读到开篇的几段，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
文章开头描述农民运动兴起的情形，用的是这样一段话："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说话的权利，农民没有说话的权利。农民既然起来了，就把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下去了，把农民自己的威信建立起来了，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乡村的民主政治的建设。"
陈布雷盯着这段话看了一会儿，心里有一个感受正在成形，但他没有急着归纳它，而是继续往下读。
文章里，大量的具体场景被一一描述：农民协会建立之后，乡村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地主的哪些行为被清算，农民怎样开始在乡村事务里有了发言权。
每一个描述，都落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上，没有任何抽象的概念悬在空中。
读完这篇，陈布雷把它放在一边，拿起《论持久战》。
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5月，彼时全面抗战爆发将近一年，正面战场节节后退，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华北大部已在日军控制之下。
社会上弥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一种说中国必败，称之为"亡国论"；另一种说只要上下一心，速战速决，很快就能打败日本，称之为"速胜论"。
两种论调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都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论据。
伟人在这篇文章里，把抗战走向分成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并且对每一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各方力量的消长变化，做了具体的分析。
陈布雷读完关于三个阶段的分析，在纸上随手记下了一句：任何一个识字的士兵，读完这段，都能明白自己眼下在哪个阶段，眼前的艰难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他继续读《矛盾论》。
这是一篇哲学文章，讲的是唯物辩证法里关于矛盾的原理。
哲学，历来是距离普通人最遥远的领域，充斥着抽象概念和复杂推理，通常被认为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读懂。
但陈布雷读这篇文章，没有遭遇任何理解上的障碍，而且他很清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学识深厚，而是因为文章本身写得足够清晰。
讲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伟人用了一个比方：鸡蛋在适当的温度下能孵出小鸡，而石头在同样的温度下不能，原因在于鸡蛋本身具备孵化的内在条件，而石头不具备。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陈布雷盯着这个比方看了很久。
他想，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农民，听完这个比方，能不能明白它在说什么？他的判断是：能。不需要前置知识，不需要任何哲学训练，就凭这个比方本身，就能让人理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这种把复杂概念转化为具体比方的能力，陈布雷做了二十余年文字工作，见过不少，但做到这种程度的，他一时想不出第二个。
最后，他拿起《为人民服务》。
这是最短的一篇，全文只有七百余字，是1944年9月8日伟人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
张思德是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普通战士，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显赫功绩的普通人。
文章的开篇，陈布雷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陈布雷在"我们"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了两个字：我们。
他坐在书桌前，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没有继续往下读。
他在想，在他这些年写过的那些文章里，哪一篇，是用"我们"开头的？
哪一篇，把写文章的人和读文章的人，放进了同一个位置、同一个阵营，让读者感觉，这不是有人在高处向他说话，而是有人站在他旁边，跟他说同一件事？
他翻了翻自己的记忆，找不出一篇。
陈布雷这样读了数月，把所有文章读完，又把其中几篇来回翻阅了不止一遍。
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张纸上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条简短的记录，记录自己读每篇文章时的具体感受和判断。
那张纸，最后写满了，但他最终呈给蒋介石的汇报，把所有的记录归结成了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后来让蒋介石背后渗出冷汗的那句话，而在那句话被说出口之前，陈布雷还经历了另一层更深的意识——那层意识，让他在把那句话说出口的瞬间，内心同时涌起了一种说不清楚是释然还是沉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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