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陕西商县。
杜长年带着八个精壮汉子在集市上堵住了一个矮小猥琐的男人。
他弟弟杜长英失踪十几天了，所有线索都指向这个人——龙治民
杜长年揪着龙治民的领子要把他拖去派出所，龙治民一边挣扎一边喊：
“我是县里树的学习典型，你们凭啥抓我！”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群里突然挤出一个小伙子，指着龙治民说：
“我弟弟也是被他叫去干活，再也没回来。”
两条线索撞在一起，龙治民被押进了派出所。
审讯时，警察自己也拿不准。
这个男人太不起眼了，矮小、猥琐、衣衫褴褛，说话颠三倒四，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
“杜长英欠我20块钱，把条子抵给我就去西安了。”
“姜三合给我起完猪圈，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就这么一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窝囊废，能干什么大事？
可第二天警察走进他家院子，所有人的腿都软了。
那院子像个露天墓穴，窗户用土坯堵死，屋里暗得跟地窖一样。
东屋萝卜窖里扒开杂物，两具裸尸蜷在麦草上，已经腐烂发臭。
警察封锁现场继续往下挖，在东屋门前挖出七具尸体，码得整整齐齐，像码柴火一样一层摞一层。
消息报上去，省厅调来武警，荷枪实弹把村子围了。
挖了两天，从地下刨出40具尸体，加上猪圈底下发现的8具，一共48人
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数字震住了。
龙治民在审讯室里说了句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话：
“我只杀残废，只杀憨憨傻傻，我不杀干部、不杀职工、不杀科技人员。”
可法医鉴定结果显示，那些被埋在他家地下的冤魂，绝大多数是智力健全的青壮年，是农家顶门立户的壮劳力。
他只是需要这个借口来让自己相信，他杀的都不是人。
他需要让自己相信，那些被他骗进院子、敲碎后脑、埋进地窖的男人，都是本该被淘汰的累赘。
这个住在坟场上的男人，1941年出生在商县杨峪河乡。
母亲早逝，父亲溺爱，从小又懒又奸，在生产队混工分，全年400个基本工他连100个都干不完。
1978年娶了个因脑膜炎瘫痪的女人，日子越过越烂，欠生产队180块口粮款，谁去要钱他都不理。
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大锅饭吃不成了。
别人扛起锄头下地，他坐在破院子里盘算另一条路。
商县是贫困山区，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每逢灾年大批青壮年外出讨生活，一去不返是常事。
龙治民就是盯上了这群人。
他去集市上找那些衣衫褴褛蹲在路边等雇主的民工，说“我家有活干，管吃管住还有工钱”。
那些人庆幸自己运气好，跟着他穿过田埂走进那座院子，再也没出来。
他看中的是他们的力气，也是他们的命——干完活杀掉，省了工钱还赚了随身财物。
警方在他家总共搜出573块钱
48条人命，573块赃款。
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窝囊废，就这样靠着谎言和铁器，把自家院子变成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最骇人听闻的埋尸坑。
他的邻居们在那条巷子里住了三年，每天从他家门前经过，没人闻到过什么。
那是一个通信靠吼、寻人靠腿的年代，民工失踪了，家人只当他在外面没混出名堂，不好意思回家。
直到杜长年不肯罢休，直到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在人群里喊出“别放他走”，这座地下的尸山才被揭开一角。
龙治民被执行枪决之前，人们反复问过他一个问题：你到底图什么。
他说了好几遍不同版本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让人信服。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个人懒了一辈子，突然没有了可以混的公家饭，他不会去种地，也学不会任何手艺，但他总要活下去。
于是他找到了这条最省力的活法——别人的命，换他的日子。
阎淑霞，那个瘫痪的女人，在这三年里每天坐在炕上，听着院子里男人被敲碎后脑的声音。
她曾对警察说过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我洗衣服的时候，水红红的。”
她到底知道多少，没人能问清楚了。
那间曾埋着48具尸体的院子，后来被推平了。
可推得平房子，推不平那段让人骨头发冷的记忆。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看起来特别老实巴交、其实心里藏着整个深渊的人？
是那个在单位永远点头哈腰、回到家却对妻儿拳脚相加的同事吗？
还是那个平时沉默寡言、却在某个午后突然做出极端举动的老邻居？
当“老实”变成了一层完美伪装，我们是不是该在那些过分安静、过分顺从的背后，多看一眼？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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