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了一切农活，更学会了把手心攥得紧紧的，不是自己的东西，连目光都不多停留一分。诚实与勤劳，是母亲用故事为我铺下的，最初的两块砖。后来，我沿着这两块砖，走到了自己的婚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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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殿堂，是一座风烛残年的老屋。土坯墙歪斜着，靠几根树干勉强支撑，阳光从裂缝里挤成锋利的光刃，割在潮湿的泥地上。屋顶的瓦片稀疏得像老人口中的牙，雨夜成了我最忙碌的时辰，盆盆罐罐奏起杂乱而焦灼的乐章。

我的婚床，是他奶奶的旧物，一层新漆盖不住岁月的痕迹。他新婚时的“行头”——笔挺的中山装，簇新的帽子，甚至送我时撑的那把红伞——都是借来的，婚礼一结束，便物归原主，仿佛喜庆只是一场短暂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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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家徒四壁。米缸空空，盐罐见底，油瓶倒不出一星光泽。我攥着空口袋回娘家，脸烧得发烫。母亲什么也没说，舀了米，装了盐。

回来生火，灶膛前连一把引火的干草都没有。是好心的邻居，一次次挑来柴火，连同几句温暖的话：“别急，日子慢慢过，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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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口中，我拼凑出公公的模样：一个军人的勇往直前，替人下水而溺亡的耿直汉子。我像是抓住了一根稻草，跑去乡政府，想为这赤贫的家，求一点抚恤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