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are right about practicing Justice.” 那天有人这么跟我说,我差点把刚喝下去的咖啡喷出来。对,你说得对,要践行正义。但你不知道,当“正义”两个字在我脑子里蹦出来的时候,跑马灯似的闪过的,全是那些离谱到让我笑出声的日常。
我读书那会儿,觉得正义就是老师该站在讲台上把课讲完。结果呢?上课铃响了半天,教室里只有我们一群学生面面相觑,老师根本就没来。后来才知道,人家直接弃教室而去,搞自己的副业去了。那种被晾在原地的感觉,就像点了外卖骑手却带着我的饭失踪了——你付了钱,付出了期待,但对方单方面撕毁了协议。正义?不存在的,连个差评按钮都没有。
后来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火急火燎跑到公立医院,心想这下总能得到救治了吧。结果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这个病啊,在公立医院没法看,你得去我朋友的私人诊所。等我拖着病体到了那个诊所,发现他用的还是公家的设备和药,只是价格后面多了个零。我躺在诊疗床上就在想,正义这东西是不是按着富人的尺码定做的?不然怎么连生病都得先过一道“钱包厚度检测”。
再后来我学乖了,小毛病自己去买药。可又一次被生活教育了:你花钱买回来的不是解药,是面粉压成的安慰剂。假药吃完,病不好也就算了,最关键是你还觉得自己可能得了另一种病——疑心病。同样的剧本还发生在我修车的时候,明明付了原厂零件的钱,换上的却是随时可能要你命的山寨货。开车上路心里都在打鼓,这方向盘哪是方向盘,分明是命运的轮盘赌。
最绝的是吃东西。我就想简简单单吃根香蕉,结果一入口发现味道不对,后来才知道是用碳化钙催熟的。吃完嘴麻,肚子也烧得慌。当时我站在厨房里,手里举着半根香蕉,特别想问问这个世界:是不是连一根诚实的香蕉都不配拥有了?那一刻我理解了什么叫“被背叛感”,它不只在感情里出现,也会在一根香蕉上发生。
后来我进了体制内,以为换个身份就能离正义近一点。结果发现,有些同事能把一份能造福百姓的文件压到地老天荒,只要你不追究,文件就能永远“在走流程”。你又不能天天去催,催多了人家还嫌你事儿多。我一度怀疑,有些人的办公桌自带黑洞属性,文件进去就再也出不来,除非那个黑洞是钱砸出来的。
学校里也不干净。听说有些老师,分数可以拿身体和钱包来换。学生辛辛苦苦背书,不如人家走捷径来得轻松。而那些收了学费的学校,转头就给你堆砌一群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老师”,教学质量全靠学生自学。更有意思的是,学校还搞起了业务创新,把课堂作业硬生生变成家庭作业,家长白天上班,晚上替老师备课。我有时候觉得,正义就像教室后门那块掉了漆的板报,看着还在,但谁都知道它只是个虚设。
去法院的时候,我本以为那里是正义的最后防线。但当我看到那些把共同财富搬空的人,只用走个过场就回家继续享受人生的时候,我突然懂了什么叫“价值连城的保释金”。他们对法律轻车熟路,比法官还熟悉条文,只不过熟悉的那部分是漏洞。那一刻,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顺手把正义带走塞进自己口袋了?
就连走进选举的投票站,也逃不开这种荒诞。几杯米饭也就值五百奈拉,就能让人轻易卖掉自己决定未来的那一票。我当时站在投票箱前,觉得自己不是来投票的,而是来参加一场集体自我欺骗的仪式。你投出去的是一张纸,换回来的是一碗米饭,而后面四年的日子,得靠你自己一粒米一粒米地吃回来。
最魔幻的还要数那些本该最圣洁的地方。当我走进宗教场所,看到里面不是祷告声,而是叮当响的钱币声,香火钱被一层层盘剥,忽然就明白了那句话——“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连最后的精神寄托都成了生意,那还能指望哪里替你我守护正义?
说真的,每次想到这些,我都想发条动态问问老天:正义是不是在你那里也断货了,还是给哪个大神刷礼物刷走了?可冷静下来想一想,抱怨没有用。因为在这些乱糟糟的场景里,你和我都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当我们沉默地接过假药时,当我们为了少一点麻烦放弃追问时,当我们用一袋米换掉自己那一票时,我们其实也在悄悄地给不公递台阶。正义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独角戏,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选择,是每个人在日常里拒绝荒唐的那个瞬间。
所以回到开头那句话,你说得对,要践行正义。它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某个人该承担的重担。它是我期待老师留下时的那股不甘心,是我坚持要一张正规处方的那份犟劲儿,是拒绝把投票变成一场廉价交易的那个念头。你别看这些念头小,它们聚在一起,就是让假零件没市场、让假药没销路、让敷衍了事的老师没人要。正义的确是每个人的责任,它不在别处,就在你明天上班不想摸鱼的那几秒钟里,在你不想成为“差不多先生”的那个瞬间。它等着我们每个人把它从形容词,活成一个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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