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

9年里,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供应链重组接连发生,但这些只是表层。更深处的变化,是双方实力对比、利益边界和彼此认知的改变。外界很容易把这次访问理解为“关系缓和”,但在翟东升看来,中美关系并没有真正反弹,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期。

翟东升是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长期研究中美经贸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也曾长期参与中美二轨交流,近距离观察美国政策圈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在2010年前后国内外主流舆论仍相信全球化势不可挡时,他公开提醒逆全球化趋势的到来,并始终把中美关系放在更长的全球化周期与世界秩序变化中去理解。

翟东升用“缠斗”概括今天的中美关系,它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一脱了之,而是在脱钩趋势已经发生的现实中,尽量让竞争保持有序、可控,避免滑向全面对抗。用他的话说,这其实是“为了避免最坏结果”。

这也为此次会晤中“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提供了理解入口:它坦然承认竞争已经存在,也试图为竞争设定边界。

采访最后,他说,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抛开偏好、利益和情感,冷静地看世界;也要跨学科、重视世界史,并保持独立思维。

这也是这次访谈想讨论的核心: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我们该如何穿过表层变化,重新理解这段关系。

南风窗:这次特朗普访华,外界有人把它理解为中美关系缓和。你怎么看这种判断?

翟东升: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的下行周期还没有真正结束,只不过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期。它不是真正的反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还是在一个“熊市”中管理下跌,管理住中美关系,让它别失控。

南风窗:你是如何界定“新的平台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翟东升:新平台期指的是双方都比较明确各自的利益边界。利益边界的调整,是根据各自实力新变化来进行的。为什么之前会有冲突?就是双方对各自实力,以及与之相称的利益边界的认知出现了分歧。

现在双方确认了到底谁强谁弱。通过斗争,现在特朗普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实力今非昔比,中国手里有牌,但是中国所求不多。所以会出现一系列利益边界的调整,形成了一种新的均衡。我认为,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南风窗:从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到贸易战、科技战、供应链重组,再到今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脉络?

翟东升:中美关系的调整,其实早在2010年、2011年左右就开始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核心统治圈已经失去了对自身优势的信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迷信也正在消散。所以中美关系在那时进入调整期,只不过早期非专业群体感知不到。

我当时为什么会坚定地相信逆全球化周期已经到来?因为我是一线参与对美二轨交流的。我去过美国国务院,也去过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交流。所以,我知道对方正在发生怎样的认知变化。

大概在2010年之前,中美关系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候有所谓“两国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双方是共生关系。从2010年6、7月开始,双方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美国开始搞TPP、重返亚太。到特朗普关税战开始,关系加速下滑。拜登政府时期,没有真正反弹,或者只是很弱的反弹,关系稳了一段时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又往下探,全面打关税战、全面制裁、相互制裁。探底之后,双方通过斗争看出来了,到底谁求谁,谁更有权力,谁更有实力。

南风窗:这次会晤中,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你怎么理解这个新定位?

翟东升:中国人善于用某种概念界定关系。我以前跟美方打交道,感觉美国人不太理解,他们总会问:你到底要什么,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我们启发他们说,这些概念首先是一个筐。有了这个筐之后,具体东西再往里装。至少这一次,美方接受了我们这套玩法。这说明我方处于强势状态。

你可以理解成,他们是在补救这个事。不然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就范,被我们装进了一个新概念里,也不爽,所以找了一些词,做了补充性的说明和注释。

南风窗:和过去几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有什么特征?

翟东升:国内有一个误解,以为特朗普有什么对华大战略。我个人认为他没有。他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他有很多国内斗争要处理,所以对中国没有那么大的仇恨。

所以我一贯认为,特朗普总统是可以跟中国做交易的。这次,他把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也带来了,埃里克·特朗普就是负责家里做生意的。

这种交易性,我觉得对中美关系是好事。特朗普是“by case(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时一事。他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抛下了意识形态的沉淀,也抛下了意识形态的傲慢;至少,比以前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对华政策,更有可能达成合作。

如果对方一上来就给你一堆负面定义,认为“中国不是好人”,那前提就是要消灭你、打压你,这种情况下怎么合作?特朗普面对中国只认实力。现在我们的实力比他强,经贸上、战略上处境比他好,他就服气了。所以这次他来了,也接受了中方一系列安排,概念上也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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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不只体现在对华关系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美国与欧洲、日韩等盟友关系的方式上。你觉得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翟东升:他对待盟友的问题不是交易,是霸凌。交易的前提是他抢不了你,他才跟你交易。就像海盗一样,他能抢你,干吗付钱跟你交易?

特朗普对欧洲、日韩的做法,有利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改善。我们做过计量研究,发现欧洲和日本的看齐意识非常强。我们搞了2亿条大数据研究中欧关系,发现跟中国对欧洲的态度关系不大。我对欧洲笑,或者对欧洲怒,都无法影响欧洲对华的姿态。欧洲对华姿态变化,最大的外因是美国对华态度。美国对中国好,他们就对中国好;美国对中国差,他们就对中国差。

第二个相对次要但也显著的因素,是美国对欧洲的政策。美国对欧政策变坏,欧洲就会对中国好一点。

南风窗:这次特朗普访华带来了规模很大的企业代表团,外界也很关注经贸合作。你怎么看这类经贸互动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

翟东升:经贸合作还会有有限的反弹,但我认为还是弱势反弹。关税税率可能会略有下降,一些非战略性、非敏感品类的关税会下降,贸易量会有所恢复。

但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商品,中国想重点发展的品类,美国不可能大规模放开。包括卖给我们的,和让我们买的,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人工智能芯片,这些都不可能。还有绿色能源,中国想重点发展的板块,也不会真正放开。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对中国发展的价值,已经不像当年那样了。

这次会晤,核心也不是经贸。中方跟特朗普谈,并没有把经贸放在优先事项里,也没有要求他减关税;更多是从战略层面确定一个新的框架,形成新的定义和双方默契。这才是重要的。核心在划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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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这次会晤明确的底线是什么?

翟东升:最重要的底线,是台湾问题。第一,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在中国推进统一的进程中,美国不掺和。特朗普回去路上说了,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也不能为了别人的“独立”跨越9500英里去跟中国开战。

只要有这个表态,至少阶段性实现了这次高访的目的。

南风窗:过去几年,中国在贸易、科技、供应链和关键资源等领域,积累了更多应对经验。你认为这些变化是否改变了中美谈判的结构?中国在这轮“缠斗”中获得了哪些新的筹码?

翟东升:变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实力的变化,比如科技上补短板;第二个,比实力变化更加重要的,是认知的变化。

以前很多人没有信心,认为中国离不开美国,认为中国根本扛不住美国的制裁和关税。但过去几年的缠斗过程中,大家发现,其实美国是纸老虎。贸易量数字看起来大,美国看起来先进,但离开了一部分美国市场,没有那么恐怖。中国日子过得挺好,经济增速也还可以,出口还创新高了。

这个主流认知的变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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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这种认知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翟东升:通过斗争的对比。原本亲美、崇美的人,被特朗普总统“教育”了;原本迷信美国市场和科技先进性的人,被经济战、制裁战教育了。大家认识到,原来美国没那么强,中国没有那么弱。

9年前,特朗普总统第一次访华时,美国更多是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出现。那时中国一开始是有些被动的,甚至可以说被打得有点懵。后来经过贸易战、关税战、科技竞争、供应链重组,一轮一轮斗争下来,现在双方更多是用实力说话。

南风窗:这种实力和认知的变化,在这次会晤中是否也有所体现?

翟东升:有。这一次,特朗普不再是以很强势的姿态来,而是相当谦卑。你从他的肢体语言中可以看出来。他甚至还敬酒了,他以前可是滴酒不沾。

还有他的演讲风格。特朗普过去的风格基本上是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这次他认认真真准备了讲稿,而且这个讲稿显然不是他完全个人的风格。他是读稿的,在此之前应该还排练过。你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双方的强弱之势已经有了重要变化。

南风窗:经过这次会晤,中国在这种认知上的战略定力是否会更强?

翟东升:应该说是更强了。后续几天美西方的报道,大家都认为,虽然特朗普总统自己宣称取得了巨大胜利,取得了很多好处,但实际上中国承诺了什么?承诺很少。

购买大约170亿美元额外的农产品,中方并没有宣布,不过是美方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估计即使有也是因为本身我们就需要。

第二个是购买200架美国波音飞机。首先我们也是需要,其次这个采购量远低于此前资本市场预期。原本市场预期购买500到750架,结果宣布的是200架,所以资本市场一听,股票掉头下跌。

还有就是买一些发动机。但这到底是谁求谁呢?禁卖发动机,原本是美国卡我们脖子,现在恢复购买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更受惠。

中方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不过是给他个面子。在他四面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给他铺了红地毯,搞了一个非常复古式、怀旧式的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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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对于如何和特朗普互动、如何和他谈交易,也形成了新的认识?

翟东升:最重要的还是以实力说话。我的同事金灿荣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特朗普就像班里的恶霸,要霸凌全班,说你们都得给我加点关税,否则我就怎么着,大家都不敢惹。结果中国人站出来说,我敢惹。于是两个人噼里啪啦打作一团。

经过去年的这场缠斗,特朗普显然居于下风。所以他说,有话好好说,咱们别这么打了。于是两人站起来,特朗普一把搂过中国,对着全班说:你们谁敢惹我俩?

去年这场缠斗中,给特朗普印象最深、促成他最大改变的,是关税战和稀土、稀有金属,让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没牌。

我们不是寄希望于他多么信守承诺,我们是以我们的实力信心来建立自信。

南风窗:中方在会晤中提出,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放到今天,你觉得这个概念该如何解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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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形成的安全两难。它讲的是雅典崛起在斯巴达引起恐惧。

但实践中,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多主体的国际格局。目前的格局是“两超多强”。

它不是单纯的两极,而是多极化。当然其他国家跟中美相比还是弱一些。但经济上,欧洲和中美在同一个体量上;军事上,俄罗斯也可以相提并论。

在这样一个多主体博弈的背景中,修昔底德陷阱的游戏逻辑其实并不完全成立。至少,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模式,显然不符合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南风窗:如果中美不是简单脱钩,也很难回到过去,那么这会如何改变全球化?未来全球化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征?

翟东升:全球化真正重新进入再次全球化周期,可能还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

上一次逆全球化周期是从1914年到1945年,全球化指数下跌了31年。这一次,因为大国之间有妥协,也有核恐怖平衡,害怕直接开战,所以大国之间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开战。这导致压力释放不充分。

我们在管控这个压力释放的进程,所以这也导致全球化下行周期,相当于一个熊市,是以时间换空间。

什么时候形成新的全球化格局?可能需要等到新的超级大国,或者一个对权力、优势有绝对垄断优势者重新确立地位。但在可预见的二三十年里,恐怕没那么快。中国的绝对优势重新确立,恐怕还早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