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史长河中，大禹堪称一位广为人知、备受尊崇的英雄人物。他出身于夏部落，其父名为鲧。早年，大禹随父亲学习技艺，主要钻研的是治理水患之法。彼时，鲧采用堵塞之法治理洪水，历经九年却未能成功，尧帝盛怒之下将其治罪处死。
大禹接过治水重任后，转变思路，采用疏导河道之法。他亲率治水队伍，不辞辛劳地奔走各地，详细测量地形，精心挖掘沟渠。历经十三载春秋，大禹踏遍九州大地，终于成功平息了水患。
此后，大禹建立了夏朝，成为开国君主，将都城定在阳翟。他推行分封制度以治理国家，直至暮年。夏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尽管目前考古发现的相关实物证据相对有限，但大禹治水的故事却流传千古，成为后世水利工程的典范。
此石碑即为岣嵝碑，亦称禹王碑或大禹功德碑。原碑位于湖南衡山岣嵝峰，碑高约1.7米，宽1.4米，碑上刻有77字，分9行排列，每字约15厘米见方。其字形蜿蜒曲折，宛如蝌蚪，既与甲骨文、金文有所不同，又不完全等同于籀文或鸟虫篆，虽属于古篆体系，却独具特色，带有象形之韵味，笔画装饰性强且对称匀称。相传此碑为大禹治水时所留，用以记载其治水功绩。
在绍兴大禹陵存有该碑的复制品，此乃明代嘉靖年间，绍兴知府张明道依据宋代拓本所刻，碑高2.85米，宽1.38米，现置于禹庙之中。此外，西安碑林、昆明法华山、武汉黄鹤楼、长沙岳麓山等地均有类似的翻刻本，这些翻刻本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标志。
关于此碑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东汉时期，东晋罗含所著《湘中记》以及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均有提及。此后，郦道元的《水经注》、徐灵期的《南岳记》、王象之的《舆地记胜》等文献亦有相关记述。
原碑曾一度失传。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何致游览南岳时，于岣嵝峰发现此碑，并将其摹拓后带回长沙，刻于岳麓山上。自彼时起，碑之拓片逐渐流传，各地纷纷进行翻刻。
2007年，原碑于衡山云峰寺下望隐桥附近被重新寻获。该碑重约10吨，形状似桃，高2米，底边长2.5米。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此碑已被村民砸成两半用作墙基。2010年虽有拓本问世，但整体保存状况欠佳。
众所周知，此碑上的文字晦涩难识，历代诸多学者皆尝试对其进行释读，然而，至今未有一种释读结果获得广泛认可。唐代时期，韩愈与刘禹锡在诗作中均曾提及此碑。韩愈以“古文奇字生辉光”来赞誉碑上文字；刘禹锡则形容其字犹如“螭虎”。
至明代，对该碑文字的破解掀起热潮。其中，杨慎尤为知名。他乃明正德六年的状元，才情卓越、学识渊博。然而，后来因“大礼议”事件被贬谪至云南。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张素携碑之拓片拜访杨慎，杨慎对照古籍对碑上的77字进行释读。其释读内容大致为：帝尧向大臣咨询，描述了当时洪水泛滥之景，大禹穿越汹涌洪流，平定山岳，功绩卓著，使得天下万国得以安宁。
具体释文是“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堙。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杨慎的版本影响大，流传广，很多翻刻碑下面都附了他的释文，比如绍兴大禹陵那个。
除了杨慎，还有沈鉴、杨廷相、郎瑛也释读过，都认为和禹治水有关，但各家版本有差别。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编》里质疑，说碑南宋才出，之前金石录没记载，可能有假。
鲁迅在《门外文谈》里直接说它是道士假造的。郭沫若考察过，只认出三个字，其他的模糊。现代学者争议更大，曹锦炎在1996年《鸟虫书通考》里说，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刻的，时间前456年，内容是祭祀南岳衡山，登高颂词，不是禹治水。
第一行16字释为“唯王二月丁酉，承嗣越臣宪亘朱句”，意思嗣王朱句承袭王位。他觉得明代释文附会大禹，穿凿牵强，碑文字有笔误，但确是春秋战国石刻，可和石鼓文比美。
刘志一则认为碑是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立的，颂楚庄王灭庸国功勋。其他观点还有，说是楚王功绩歌颂，或者越王不寿儿子朱句的祭山辞。
总之，没统一意见，有人觉得是夏代真迹，有人说是战国伪古，甚至宋代伪造。碑文字奇诡，类似鸟虫篆，但走样了，不是向壁虚造。
学术界把岣嵝碑列为中国八大天书之一，和仓颉书、夜郎天书、仙居蝌蚪文、东巴文并列，被比作古文字的哥德巴赫猜想。破解它，能填补先秦文字空白，了解夏商周过渡期文化。
为什么这么难破解呢？一是字形太古，象形痕迹重，但不属于已知体系，笔画弹性大，婀娜多姿，像刘禹锡说的璃虎姿。
二是原碑失踪千年，靠拓片传，中间可能有讹误。
三是时代争议大，如果是夏代，距今四千多年，文字演化远；如果是战国，属鸟虫书变体，但不完全匹配。
四是内容附会多，早年学者没甲骨文参考，靠古籍猜，现在用现代方法如电脑分析、比对出土文物，还是分歧大。
此碑实具颇高价值。它作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与黄帝陵、炎帝陵并称为三大瑰宝。各地对其进行翻刻，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例如，明代杨慎提议将其刻于云南安宁洛阳山法华寺的崖壁之上，使之成为摩崖石刻；北川亦存有1561年石泉兵备周宗依据岳麓书院拓本所刻之碑。
此碑激发了后世对大禹的崇敬之情。在大禹陵每年举行的祭禹活动中，该碑成为关注焦点。对它的研究推动了古文字学的发展，如曹锦炎所著之书，对鸟虫书进行了系统考证，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下，对碑文的释读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专家运用数字化技术扫描碑面，建立数据库，并与战国刻石，如秦诅楚文、中山国守丘刻石进行比对。有人提出碑文字句为祭祀套语，其中不乏精彩之句，可与石鼓文相媲美。在先秦器物中，此类登高祭山辞较为少见，若能确认其性质，将极大地丰富战国时期的史料。
目前，原碑保护工程已经启动，已安装围栏以防止其风化。复制品也得到定期维护，成为旅游景点。导游为游客讲述相关历史，引发游客的好奇与拍照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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