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的西安，下过一夜大雪，城墙灰白。清晨，留着短须的“周继吾”拎着一只不大的皮箱，走进临潼行营。他对侍卫说的第一句话是：“劳烦通报少帅，上海来客已到。”没人知道，这位着长呢大衣的“专员”，其实正是中共地下党员、“红色牧师”董健吾。此刻，他怀里揣着宋庆龄和张学良的两封亲笔信，准备把国共合作抗日的意向带往延安。数年后，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道：“董健吾，确是一位党内少见的奇人。”
董健吾1892年生于江苏青浦的基督教世家，先是圣约翰大学的神学生，后来成为随军牧师。人们记得他在“五卅”惨案后毅然降下美国国旗、升起青天白日旗的身影，却不知道这位温文尔雅的牧师正被新思潮点燃。他读马列原著，用神学背景与革命理想对照，竟越看越觉得“救世”之道，恰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里。1928年，经同窗浦化人和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介绍，他在郑州秘密宣誓入党。入党不久，南京国府密电降至冯玉祥：他的英文秘书是共产党员，应即拿人。冯玉祥却在晚宴上放他一马，还塞给他两百大洋——这是董健吾此生第一次从死亡边缘擦肩而过。
回到上海后，他恢复牧师身份，成了圣彼得教堂的主持。表面讲经布道，暗里为互济会和中央特科往来传递情报。1929年，他参与策划处决叛徒白鑫。为测算警车赶到现场的时间，他驾着租来的轿车在霞飞路与和合坊之间来回冲刺，掐着秒表记录，旁人只当这位“王牧师”在练车技。暗杀当晚，他化身夜行人，确认白鑫毙命后，才扬长而去。次日，《申报》一则短讯提及“某洋行职员深夜死于枪下”，背后却无人知晓这位牧师的身影。
救人比杀敌更见功力。1931年，杨开慧在长沙就义，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抵达上海。上海大同幼稚园成了他们的临时家园，园长正是董健吾。叛徒顾顺章投敌后，形势急转直下，幼稚园被迫解散。董健吾把兄弟俩悄悄接回自宅，从此替父兄养子。党组织每月十元生活费再加牧师微薄薪水，很快捉襟见肘。全家人缝童鞋、洗衣服补贴，邻里以为他们只是普通教职工，一点也看不出家里住着“要犯”之子。四年里，董夫人亲手缝制的棉袄、董家的腌菜馒头，成了两兄弟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多年后，毛岸青写信给董健吾之子：“那段日子，若无董伯伯，恐怕连活下去都难。”
局势变化，上海日渐险恶。1936年春，中央指示若能将毛岸英兄弟转往苏联最好。在张学良的鼎力相助下，董健吾带着他们和自己最小的儿子登上法租界开往马赛的邮轮。随后，经巴黎辗转莫斯科，兄弟俩进入莫尼诺尔国际儿童院，终得保全。这一仗，董健吾“输”掉了自己的儿子——苏联只批两张入境签证，他只好含泪送儿子随李杜返国，自己则留在法国周转，待安排停当才回到上海。
同年初夏，宋庆龄请他担任秘密信使，带着期冀和信函赴西北。西安雪夜里，他与张学良那段著名的对话至今仍被军中老兵传颂。少帅最终一句“只要为了抗日，这车随便用！”让董健吾得以乘专机进延安。瓦窑堡的夜色深沉，黄土地的炊烟和教堂钟声风马牛不相及，但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促膝交谈良久，却没有一句虚言。几条条件写进回电——停止内战、共抗外侮、释放政治犯……此后发展的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都可以看到这封电报的影子。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很快沦陷。董健吾既未返教会，也未离沪，他留下来，为中共谍报系统重建联络线。沪西愈发严酷，日伪宪兵队盘查甚紧，他便把教堂地下室改造成情报资料室，并在圣坛暗格预埋收发机。有人讥讽说牧师多半清心寡欲，怎知这位“王牧师”通宵不睡，盯着收报机抄密码。1944年初，他促成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起义，一纸电报便让新四军少流了血。日军烧杀抢掠时，董健吾以“教务交涉”为名救出多名被捕同志，消息从神父袍袖中递出，关隘照样打通。
新中国成立后，他婉拒高级职务，只做上海市参事。1960年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问“王牧师”安在否？周围一片茫然。毛泽东这才辨明——那便是自己的老朋友董健吾。主席哈哈一笑：“你们不知道，他可是我们党里头的奇人！”一句话，把这位隐于市井多年的老牧师重新推到历史聚光灯下。
遗憾的是，“十年浩劫”来临，近八旬的董健吾也未能幸免。面对诬陷，他只淡淡说了一句：“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0年12月12日，这位历经三十余年秘战、周旋于教堂、军营、租界与黄土高原多重身份间的“红色牧师”，在寂静的冬夜与世长辞。龙华松柏间，如今刻着他的名字；而在当年的石库门、长安城、延水河畔，依旧有人记得他的脚步声：轻，却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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