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岁这年，我决定不干了

我今年五十六岁，手里攒了八万块钱。

说出去不怕人笑话，在城里打工二十多年，就攒下这么点。不是我不肯干，也不是我乱花，实在是挣得少、花得多，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只能攒下这些。

但这个月，我做了一个决定。

再也不打工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工地的板房里收拾行李。同屋的老王头靠在上下铺的铁架子上，嘴里叼着根烟，眯着眼看我。

“你真不干了？”他问。

“真不干了。”

“你那八万块，够花几年？”

“省着点，够花到我六十。”

“六十以后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老王头摇了摇头，把烟掐灭了，叹了口气：“你比我有种。我是不敢，手里有点钱，心里就慌，总觉得不干点啥就活不下去。”

我没接话。

我把用了三年的塑料脸盆塞进蛇皮袋，把发了黄的枕巾叠好，把那个缺了口的搪瓷缸子用报纸包起来。这些都是我的家当，不值几个钱，但跟了我好几年，扔了舍不得。

收拾完了，我站在板房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八个月的小屋子。

八个月。

从这个工地开工我就来了，每天天不亮上工，天黑了下工，搬砖、和灰、绑钢筋，什么活都干。夏天的板房热得像蒸笼，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半夜能把你冻醒。

我干了二十多年这样的活。

从三十六岁开始，到五十六岁结束。

二十年前，我还在老家种地。

那时候孩子还小，地里的收成不好，一年到头忙下来，除去化肥、农药、种子，剩不下几个钱。眼看着村里人一个个往外走，过完年大包小包地挤火车，回来的时候穿着新衣服，抽着好烟，兜里揣着花花绿绿的钞票。

我心动了。

那年正月十六，我背着编织袋，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老婆把我送到村口，一路没说话，临上车的时候说了句：“到了给家里打电话。”

我点了头，上了车，没敢回头。

我这个人没文化，初中没毕业，也没什么手艺，到了城里只能干力气活。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在物流园里卸货，在饭店后厨洗碗，在小区当保安。

二十年，换了不知道多少份工作。

刚开始那几年，一天挣三十块钱，干十二个小时。后来涨到五十、八十、一百。现在一天能挣一百五六，但活不是天天有，一个月能干二十来天就不错了。

我算过一笔账。

这二十年，我挣的钱加起来，大概有四十多万。

寄回去给家里盖房子花了十几万，供孩子上学花了七八万，老婆生病住院花了几万，逢年过节、人情往来、家里日常开销，又是十几万。

剩下的，就是这八万。

有人说，你打工二十年才攒八万块，你这也太不会过日子了。

我笑笑，不说话。

说这话的人，大概没见过凌晨四点的城中村。他们不知道，一块钱可以是一顿早餐——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他们不知道，冬天零下几度，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盖两床被子还是冷得缩成一团。他们不知道，过年不回家，不是因为不想家，是因为来回的路费够一个月的饭钱。

我不怨谁。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自己走的路。

我不觉得苦，也不觉得丢人。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不偷不抢，堂堂正正。

我只是累了。

不是身体累——虽然身体也确实累，腰肌劳损，膝盖疼，手指关节一到阴天就酸胀。

我是心累。

累到不想再听任何人使唤了。

在工地上，你要听工头的。他说今天加班，你就得加班，加到几点算几点，没有加班费，最多管一顿晚饭。他说这个月工资晚发几天，你就得等着，不敢催，催了怕下次不叫你了。

在厂里，你要听组长的。她说你这个螺丝拧得不够紧，你得拆了重来。她说你今天加班到十点，你不能九点半走。她心情不好的时候骂你两句，你得听着，不能还嘴，还嘴就扣钱。

在小区的岗亭里，你要听业主的。他嫌你开门慢了，骂你一句；他嫌你登记严格了，又骂你一句。你不能跟他吵，吵了物业经理就要找你谈话，谈完话你就得卷铺盖走人。

我这辈子，听了太多人的使唤。

我不想再听了。

八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够我干什么呢？不够养老，不够看病，不够给儿子娶媳妇。如果按城里人的标准，这点钱什么都干不了。

但我不打算按城里人的标准活了。

我打算回老家。

老家的房子是十几年前盖的，两层小楼，外面贴了白瓷砖，看着还像回事。但里面没怎么装修，墙面是水泥的，地面也是水泥的，家具还是结婚时置办的那几件。

这些年我不在家，老婆一个人住。前几年她去了城里帮儿子带孩子，房子就空了。院子里长满了草，那棵我走之前种的柿子树，现在已经高过屋顶了。

我回去以后，先把院子收拾收拾，把草拔了，把地翻了，种点菜。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再种几棵葱，几头蒜。吃不完的拿到镇上去卖，换点油盐钱。

后院养几只鸡，不用买鸡蛋了。要是养得好，还能攒几个土鸡蛋，等儿子带孙子回来的时候给他们带上。

我不打算再种田了。家里的地早就租给别人种了，一年收几百斤稻谷，够我吃的就行。

我算过，八万块钱，省着点花，一年花一万五，够花五六年。五六年后我就六十多了，到时候再说。说不定到时候政策好了，农村老人也有养老金了。

就算没有，我还可以种菜、养鸡，自己种自己吃，饿不死。

我不怕穷。我怕的是没完没了地被人使唤。

这个消息我跟谁都没说。

跟儿子说了，他肯定不同意。他会说，爸，您才五十六，身体还行，再干几年吧，多攒点钱，以后养老也有保障。他不是不孝顺，他是为我好。但他不懂，五十六岁的身体，跟四十六岁的身体不一样。骨头里的酸疼，只有自己知道。

跟老婆说了，她大概也不会支持。她一辈子省吃俭用，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要是知道我打算不干了，肯定会说，你就不能多干两年？多挣两年钱，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她说的对。但我实在干不动了。

所以我谁都没说。

我把行李从工地搬出来那天，没有告诉任何人。蛇皮袋往肩膀上一扛，坐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车。

工地在城市的东边，要穿过整个市区才能到火车站。公交车走走停停，我看着窗外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街景——我来这个城市十五年了，十五年的光阴，就浓缩在这一路的街景里。

路过了我当年第一天到城里时下车的那个长途汽车站。车站还在，但招牌换了，门口多了个地铁站。我记得那天我站在车站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工头的电话。一个摩的师傅过来问我去哪，我说了个地址，他要十五块钱。我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十二块钱成交了。

十二年过去了。那个工头早就不联系了，摩的师傅的面孔也记不清了，但那天站在车站门口的那种茫然和惶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公交车拐了个弯，经过我曾经干过活的一个工地。那个楼盘现在已经是个成熟的小区了，当年我们盖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我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钢筋被晒得烫手，我们戴着厚手套，汗珠子滴在钢筋上，嗞啦一声就蒸发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那个小区从眼前滑过去，像看一段跟自己无关的录像。

十五年了，我在这座城市盖了那么多楼，却没有一间是我的。

说不心酸，是假的。

但也没那么心酸。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座城市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几百公里外的那个小村子，在那些还没有被城市吞没的田野和山丘之间。

我只是来挣钱的。钱挣够了，就该回去了。

现在是时候了。

火车是下午四点的，慢车，要坐六个多小时。

候车室里人很多，大包小包的，跟我当年出来的时候一样。我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把蛇皮袋靠墙放好，去小卖部买了一瓶水和一个面包。

等车的时候，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爸，吃饭了没？”

“吃了，在工地上吃的。”

我没说实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经不干了，更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回家的路上。等他知道了再说。

“爸，你最近身体咋样？腰还疼不疼？”

“还行，不咋疼了。”

“我跟小敏商量了，等过完年，把您和我妈都接过来住一段。小敏说想给您买件新棉袄。”

我说好好好，心里却在想，过完年的事，过完年再说。

挂了电话，候车室的大屏幕开始检票了。我扛起蛇皮袋，跟着人群往检票口走。

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把蛇皮袋塞在座位底下。

火车开了。

窗外，城市的楼房一栋一栋地往后退，越退越快。先是高楼大厦，然后是多层住宅，然后是低矮的厂房和仓库，再然后就是一片一片的菜地和鱼塘。

天色渐渐暗下来。

火车经过一个小站，站台上亮着昏黄的灯，一个人站在灯下等车，影子拉得老长。

我从窗户看着那个人，忽然觉得那影子像我。

像我这些年站在无数个站台上的样子。等车，赶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永远在等，永远在赶，永远在路上。

可到底要去哪里，我自己也说不清。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分钟，又开动了。

我靠在窗户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梦里，我回到了老家的院子。柿子树上挂满了果，红彤彤的，压得树枝都弯了。我站在树下，抬头看，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脸上，暖洋洋的。

老婆在屋里喊我吃饭，声音从厨房的窗户传出来，带着油烟味和葱花味。

我应了一声，转身往屋里走。

脚踩在院子里的泥地上，软软的，不像城里的水泥地那么硬。

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快到站了。

车厢里的灯亮着，对面座位上的大妈在吃泡面，方便面的味道混着车厢里特有的那种气味，呛得人有点想咳嗽。

我揉了揉眼睛，看看手表——晚上十点二十。

火车晚点了二十分钟。

十点半，火车到站。我扛着蛇皮袋下了车，车站很小，出站口只有一盏路灯，灯光发黄，照着站前广场上坑坑洼洼的水泥地。

广场上停着几辆面包车，是跑乡下线路的。我找到一辆去我们镇上的车，把行李放上去，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车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都是老乡，说着家乡话，听着亲切。

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胖墩墩的，嘴里叼着烟，问我：“去哪儿？”

我说了村名。

他说：“三十块。”

我说：“不是一直二十五吗？”

他看了我一眼：“涨价了，过年到现在都三十了。”

我没再还价。三十就三十。

面包车在黑夜里开了四十多分钟，在村口把我放下来。

我扛着蛇皮袋，借着手机的光，沿着那条走了几百遍的土路往家走。

村口的碾盘还在，老槐树还在，树下乘凉用的石凳还在，就是空荡荡的，没有人。

夜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庄稼的味道和泥土的腥气。远处的狗叫了一声，像是在试探，然后就不叫了。

走到家门口，我掏出钥匙，在路灯的光下找了半天锁眼。

门开了。院子里黑漆漆的，月光照在地上，能看见满院的荒草，高高低低的，在夜风里摇晃。

我站在院子中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青草的味道，有泥土的味道，有老家特有的那种、说不上来但一闻就知道的味道。

我把蛇皮袋放在堂屋里，没有开灯，没有收拾，没有去铺床。

我就那么站在黑暗的堂屋里，站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走到门口，坐在门槛上。

月光很好，照得院子里一片银白。柿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风一吹，影子就动了，像活的。

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夜晚，我从这个院子里走出去，背上背着蛇皮袋，兜里揣着三百块钱，去赶凌晨两点去城里的火车。

那时候我三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纪。我以为我能挣很多钱，以为能过上好日子，以为能给老婆孩子买大房子、买小汽车。

二十年后，我回来了。没有大房子，没有小汽车，只有八万块钱和一个满院子的荒草。

但我没有后悔。

这二十年，我供孩子上了大学，他如今在城里有了工作，成了家。我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了，虽然没怎么装修，但好歹不是当年那个漏雨的土坯房了。老婆跟着我这些年，虽然没享什么福，但也没跟着我受太多苦——我每个月按时寄钱回去，家里没缺过吃穿。

这就够了。

人的能力有大小，我只有这么大的本事，做到这个份上，我问心无愧。

剩下的时间，我想过几天自己的日子。

不被别人使唤的日子。

不赶时间、不赶工期的日子。

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几点睡就几点睡的日子。

吃自己种的菜、喝自己烧的水、坐在自家门槛上看自家院子里的柿子红了的日子。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

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五年，也许明天就有什么变故，逼得我不得不再次扛起蛇皮袋，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至少今天，此刻，这个月亮很亮的夜晚，我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呼吸着二十年没有好好呼吸过的、老家的空气。

我哪儿都不去。

谁叫我都不去。

我抬起头，月亮正挂在柿子树的梢头，又大又圆，像一个银白色的灯笼，照亮了这满院子的荒草，也照亮了我的心。

明天开始，拔草，翻地，种菜。

五十六岁，重新做人。

从今往后，我的时间，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