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系的朱力亚，从音像店门口路过。
听见里面有个外国人用生硬的中文跟店员吵得不可开交。
她走进去帮忙翻译，发现对方叫马浪，自称是隔壁医学院的留学生，来自巴哈马。
两个人在货架前聊了几句，几天后又在同一家店碰见，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当晚电话打了两个多小时。
室友问她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她红着脸否认，说只是普通朋友。
室友直截了当地劝她——“那个黑人看起来不靠谱。”
她说她信他。
朱力亚的父母当年就是扛着全家反对硬走到一起的，她从小听这段故事长大，心里对爱情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仰。
马浪追她的时候很热烈，中文说不利索就用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打，大冬天在她宿舍楼下等很久只为了送一杯奶茶。
她沦陷得很快，也沦陷得很彻底。
同居之后她发现马浪每天都要吃药，药瓶上没有标签。
问他是什么，他含糊地说是维生素。
有一回她凑近看了一眼，把药名抄下来去校医院问，医生说这是抗病毒药物，得配合肝肾检查才能开。
她回去质问马浪，马浪说自己是乙肝携带者，怕她嫌弃才没说。
她搂着他的脖子说没关系，有病一起治。
她不知道那些药是用来抑制HIV病毒的。
2004年4月，马浪突然消失了。
宿舍清空了，电话打不通，留学生办公室的人一问三不知。
她四处打听，最后是学校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告诉她马浪是艾滋病患者，已被遣返回国，请她配合去医院做检测。
她坐在椅子上，指甲掐进掌心，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她撒了这辈子最拙劣的一个谎，连自己都没骗过去。
抽血结果出来那天，她蹲在医院走廊里，把那张化验单攥成了一团。
学校给她办了休学。
室友们陆续搬出了宿舍，教室里的座位旁边永远空着，去食堂打饭，前面排队的同学会下意识往后退半步。
她给马浪发了一封邮件，说我不恨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我吗。
没有回信。
她一个人去了贵州，在一个小县城找了份工作，没人知道她的过去。
她以为自己把那段记忆埋在深山老林里就安全了，可每个月去疾控中心领药的时候，柜台后面工作人员眼里一闪而过的同情，还是会把她打回原形。
她想过死，站在天桥上往下看，攥着栏杆攥到手发白。
她没松手。
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她突然想起母亲当年为了嫁给父亲，被外公拿着扫帚打出家门时，回头喊的那句话——“我选的路，我不后悔。”
她开始往当地艾滋病互助小组跑，遇见了一个被丈夫传染的农村妇女，一个输血感染的孩子，一个在工厂共用剃须刀被感染的打工青年。
他们聚在一间破旧的会议室里，轮流讲自己的故事，有人哭，有人沉默，有人连名字都不敢说。
她看着这些人，突然觉得自己不是最惨的那个。
2006年，《艾滋女孩日记》出版。
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自己艾滋病患者身份的女大学生。
记者问她，你后悔吗。
她说：“我不后悔，我到现在还爱着他。”
这句话被无数人骂，也被无数人理解。
她说的爱，大概不是那种还想再见到他的爱，而是一个人在被命运彻底碾碎之后，依然能承认自己曾经毫无保留地活过、信过、爱过，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过去的和解。
她不恨他，不是因为他不该恨，是因为恨太累了。
她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恨了。
她后来回学校复课，在阶梯教室里大大方方地坐在第一排。
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她回头冲他们笑了一下。
那笑容不是逞强，是她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的人生不需要任何人的原谅，包括她自己。
她是受害者，不是罪人。
你们有没有那种明知道是被骗了、却依然说不出“后悔”两个字的感情经历？
是那个在音像店里帮马浪翻译的朱力亚，真的错了吗？
还是说，当一个人用尽全力去相信一段感情时，即使结局是毁灭，那份相信本身也依然值得被尊重？
有时候，最深的勇气不是恨，而是即使被伤得遍体鳞伤，依然能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我选的路，我不后悔。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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