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队里有一种人，他们整天干的事情就是听别人说话。
不是面对面地听，是隔着几千米的高空，隔着电磁信号，隔着层层加密，听一群他们这辈子都不会见到的人说话。
这些人坐在飞机里，头顶是战区的防空炮火，手里握着的不是枪，是耳机。
他们的任务是把听到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然后交给另一群人去分析。
莫妮卡·威特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她在伊拉克上空飞过无数个小时，耳机里全是波斯语。
那些声音来自伊朗，来自她后来称为家的地方。
这件事本身就够让人觉得不真实的。
一个美国空军女兵，学会了敌人的语言，听了成千上万个小时敌人的对话，然后有一天，她走进了敌人的国土，再也没有回来。
但这不是一个用背叛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故事。
要讲明白莫妮卡·威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得从得克萨斯州最西边的那个城市说起。
埃尔帕索。
这个名字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通道。
它确实是一个通道，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最大的陆路口岸就在这里。
但对1979年出生在这座城市的莫妮卡来说，埃尔帕索首先是一个到处都是兵的地方。
布利斯堡陆军基地就在城边上，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常年驻扎在这里。
坦克、装甲车、直升机，这些东西对别的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电视里的画面，对莫妮卡来说是每天放学路上能看见的风景。
她的童年就泡在这种环境里。
军属大院、军人子弟学校、周末的军营开放日。
她从小就知道军装代表什么，军衔代表什么，一个人扛着枪走在街上意味着什么。
1997年她十八岁，报了名参了军。
入伍测试的成绩相当不错，空军看中了她。
但空军没有直接把她送去飞战斗机或者修飞机，而是把她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的一个地方。
国防语言学院。
这个学校很少有人听说过，但在美军的体系里地位相当特殊。
这里是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核心机构，全军种的语言尖子都要先过这一关。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美军发现自己严重缺乏懂外语的情报人员，于是在1941年成立了陆军情报学校，后来几经改组变成了现在的国防语言学院。
到了冷战时期，这个学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因为美国需要懂俄语、懂中文、懂阿拉伯语的人。
课程强度大得吓人。
每天超过六个小时的语言训练，一周六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
目标是在一年之内让一个完全不会某种语言的人达到熟练应用的水平。
这个标准在全世界的语言学校里都算是顶尖的。
莫妮卡被分配学的是波斯语。
波斯语也叫法尔西语，是伊朗的官方语言。
全世界大约有一亿一千万人说这种语言。
它的语法结构和英语完全不同，动词放在句子最后，书写系统从右往左，光是字母表就够让初学者头疼好几个星期。
你想想这个画面。
一个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长大的美国姑娘，被送到加州海边的一个军事学校，去学一个跟美国关系最紧张的国家的语言。
1997年的时候美伊关系已经坏到了极点。
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两国断交，美国大使馆被占，五十二名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长达四百四十四天。
从那以后，美伊之间就再也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两国互相视对方为最大威胁。
美国军方需要懂波斯语的人，需要有人能听懂伊朗人在说什么。
莫妮卡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
她在国防语言学院待了一年，出来的时候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
不是那种课堂上的流利，是能听懂街头巷尾的俚语、能跟母语者吵架的那种流利。
她的教官后来评价说，这个女孩对波斯语的掌握程度超过了大部分在伊朗长大的美国人。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到了一个叫空中密码语言分析员的岗位。
这个岗位的名字听起来很技术流，但干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坐在飞机上听人说话，然后把听到的东西写成报告。
这个岗位在美军情报体系里有个专门的编号，属于信号情报分支。
干这行的人有个不太好听的外号，叫耳朵。
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耳朵。
1999年到2003年这几年，威特被多次部署到海外执行机密任务。
任务内容签了保密协议，不能说。
但从后来公开的档案里能拼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她的工作是收集、处理和分析需要波斯语能力的情报信息。
翻译成人话就是她在空中监听伊朗方面的通信。
伊朗军队的无线电通话、政府部门之间的内部通信、甚至一些民间的电话交谈，只要信号能被截获，她就得听，就得分析，就得写报告。
这活儿听起来简单，干起来要命。
你得在几百个小时的录音里找到那几秒钟有用的内容。
你得分辨出不同说话人的声音，判断他们的身份和关系。
你得从一堆杂音里把有价值的信息提取出来，然后用准确的语言写成报告交上去。
报告写错一个词，可能就会误导整个行动。
几年下来，这个当年在埃尔帕索看坦克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顶级的信号情报分析师。
她能从一堆嘈杂的信号里分辨出不同的声音，能根据语音特征锁定特定的人物，能在几千个小时的录音里找到那几秒钟关键的内容。
她的上司后来在评估报告里写过，威特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语言分析员之一。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了。
威特被调到了第95侦察中队，驻扎在希腊克里特岛的苏达湾海军基地。
她的新座驾是RC-135战略侦察机。
这种飞机从外面看像一架普通的客机，但里面塞满了各种电子监听设备。
它能在战区上空持续飞行十几个小时，把方圆几百公里内的所有电磁信号全部记录下来。
RC-135有好几个型号，威特飞的那个叫RC-135V，代号联合铆钉。
机上装的设备能同时处理多种信号，从无线电通话到雷达信号到数据链通信，全都能截获。
这些设备的灵敏度高到什么程度呢，它能截获几百公里外一部普通手机的通话内容。
机组人员通常有二十多个人，除了飞行员之外全是情报分析人员。
他们轮班工作，一个人盯屏幕几个小时，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因为错过一个信号，可能就错过了一条关键情报。
伊拉克的天空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
萨达姆的防空系统虽然已经被打残了，但还没有完全瘫痪。
时不时就有导弹锁定美军飞机，飞行员得做规避动作，机上的情报人员得在颠簸中继续工作。
有时候飞机被导弹追着跑，舱里的人得一手抓着扶手一手在键盘上敲报告。
有一次威特所在的飞机被地面火力击中了尾翼附近，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飞机不得不紧急降落。
威特下了飞机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去医务室，而是去确认录音设备有没有损坏。
她在这种环境下飞了一趟又一趟。
她没有退缩过。
一次都没有。
战争结束后她获得了一枚空军勋章。
这枚勋章由时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亲笔签名颁发，表彰她在极端危险条件下完成的重要侦察任务。
一个得克萨斯姑娘拿着总统签发的勋章从伊拉克的天空回到了美国本土。
那枚勋章现在应该还在她母亲留下的某个盒子里，也可能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2003年11月她被调到了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的名气很大，因为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就停在这里。
任何一个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总统登机的画面，那架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
但威特不是来开飞机的。
她被分到了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正式从情报分析师转型为反间谍特工。
以前她的工作是收集情报，现在她的工作是抓间谍。
这个转变听起来不大，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收集情报是对外的，抓间谍是对内的。
你得知道敌人怎么想，也得知道自己人里谁可能有问题。
这个部门的任务清单写得很清楚。
发现、利用和消除针对空军、国防部和美国政府的犯罪、恐怖主义和情报威胁。
说白了就是替美军抓内鬼。
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的特工们干的活跟FBI有点像，但他们只管空军和国防部的事。
他们查间谍、查泄密、查内部威胁。
每年处理的案件数量以百计。
因为要查间谍，她拿到了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
这个许可的权限高到什么程度呢。
她获准接触一个叫做特别准入计划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密级比绝密还要高。
在美国的保密体系里，信息分为机密、秘密、绝密三个等级。
但特别准入计划不在这三个等级里面，它有自己独立的保密标准。
里面存着正在进行的反间谍行动细节、线人的真实姓名、参与招募线人的美国特工身份，以及美国在中东情报网络的核心信息。
你可以这么理解，普通的绝密文件告诉你美军在中东有什么计划。
特别准入计划告诉你美军在中东具体怎么执行这些计划，谁在执行，谁在配合，谁是内应。
威特后来还成了这个计划的联络官。
联络官是什么概念。
就是她知道整个系统怎么运转。
她知道美国怎么保护线人，怎么设计反间谍行动，怎么识别和应对伊朗的渗透。
她知道每一个环节的逻辑。
她知道哪些线人在哪个国家执行任务，用的什么假身份，跟谁单线联系。
她知道哪些反间谍行动正在进行，下一步要怎么走。
她知道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网络是怎么搭建起来的，哪些节点最关键，哪些节点最脆弱。
一个人知道了这么多东西，她就变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存在。
不管她站在哪一边。
2008年威特以技术军士的军衔从空军退役。
技术军士是空军 enlisted 人员里的高级军衔，相当于其他军种的上士或一级上士。
能干到这个军衔的人，在专业技术上都是拔尖的。
但她并没有离开情报圈。
她继续以国防部合同工的身份工作，仍然保留着绝密安全许可。
合同工的意思是她不再是军人了，但还在为国防部干活，拿的是 civilians 的工资。
直到2010年她才彻底失去了这些权限。
失去权限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比外界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个人习惯了接触最高机密，突然被告知你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那种感觉就像把一个瘾君子的药断了。
然后她的人生开始往下掉。
2011年威特的财务状况已经一塌糊涂。
她搬进了弗吉尼亚州福尔斯丘奇的低收入补贴住房。
那是一种专门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的廉价公寓，墙壁薄得能听见邻居咳嗽，楼道里的灯经常坏，冬天暖气不够热，夏天空调不够凉。
消息源说她一度无家可归。
一个拿过总统签发空军勋章的人，一个在伊拉克上空飞过无数个小时的人，一个知道美国在中东全部情报网络核心机密的人，住在廉价公寓里，有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她的母亲在她入伍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她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早就断了。
没有人拉她一把。
美国军队里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问题。
退役军人的无家可归。
这个问题在2010年代初期非常严重。
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2010年全美大约有七万五千名退役军人在某个夜晚无家可归。
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三万。
这些人里有很多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回来的，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找不到工作，跟家人断绝了关系，最后流落街头。
威特不是从那两场战争回来的，她是从更早的任务回来的。
但她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从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军事环境里出来，突然要面对一个完全不管你的平民社会。
军队给了她一身本事，但没有给她一张通往平民生活的地图。
她会说波斯语，会分析信号情报，会设计反间谍行动。
但这些技能在平民世界里找不到对应的工作。
没有哪家公司会雇一个前空军情报分析员来做市场调研。
但经济上的困难只是一方面。
真正让威特发生变化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很多从战场上下来的美国士兵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他们在战场上亲眼看到了自己参与的行动带来了什么。
那些画面不会因为你回了国就消失。
它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跑出来，在你吃饭的时候跑出来，在你以为自己已经忘了的时候突然跳出来。
威特在伊拉克的任务让她开始怀疑一些东西。
她后来提到过，自己入伍的时候只是一个不太虔诚的基督徒。
是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期间，为了理解伊拉克人的精神世界，她开始研读《古兰经》。
一开始只是出于工作需要。
她得知道对手在想什么，得知道他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
但读着读着，事情就变了。
她说她被震撼到了。
一个在美国军队里学波斯语、监听伊朗通信、在伊拉克上空飞侦察任务的人，开始读伊朗人的经书。
这件事在当时的美军内部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那几年美军里反伊朗、反伊拉克的情绪非常高涨。
911之后，整个美国社会对中东的敌意达到了一个高峰。
一个人跑去读敌人的经文，这不是政治不正确，这是在挑战整个环境的底线。
她身边的人对她的这种转变相当反感。
同事们开始躲着她，上级开始找她谈话，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已经被伊朗策反了。
但威特不在乎了。
《古兰经》对她的影响是一点一点加深的。
她在军事任务中的经历和伊斯兰教经典中的某些内容产生了重叠。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选择问题。
这是一个曾经执行过对伊军事任务的人，试图从敌方的角度理解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她学的是波斯语，读的是伊朗人的书，听的是伊朗人的通话，参与的是针对伊朗的情报收集。
干了这么多年，到了某个节点，她发现自己和目标之间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精神上的裂缝就这么出现了。
再加上经济上的困境，一个退役空军技术军士，拿着国防部合同工的工资，住在低收入补贴住房里。
她在空军的同事有的升了职，有的去了私营公司拿高薪，只有她，越混越差。
2012年情况出现了新变化。
一个学术交流组织发来了邀请函，邀请她去德黑兰参加一个叫好莱坞主义国际会议的活动。
这个会议的名字听起来挺学术的，内容也确实看起来很学术。
批判美国文化霸权，谴责美国的道德标准，讨论美国电影和流行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
但美国政府后来对这个组织实施了制裁，认定它的真实目的是替伊朗物色和招募西方人，背后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之一，直接听命于伊朗最高领袖。
它不仅管军事，还管情报、管内政、管经济，在伊朗国内的权力极大。
美国把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一个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机构资助的学术会议，邀请了一个前美国空军情报分析员去参加。
威特接受了邀请。
2012年她踏上了德黑兰的土地。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和伊朗产生联系了。
过去十几年里她在监听设备里听过无数个伊朗人的声音。
但那都是声音，是信号，是数据。
现在她站在了伊朗的土地上，周围是真实的人。
德黑兰是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街道上有咖啡馆，有书店，有穿着时尚的年轻人。
当然也有宗教警察在巡逻，也有宣传标语贴满了墙壁。
好莱坞主义国际会议在德黑兰召开，与会者来自多个国家。
威特以美国退伍军人的身份在会上发了言，公开批评美国政府。
她还上了伊朗的电视台。
在伊朗的电视节目里，她对着镜头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前美国军人。
更让美方震惊的是，她在伊朗的电视台上公开皈依了伊斯兰教。
整个过程被录了下来，在伊朗全国播出。
一个美国空军前反情报专家，站在伊朗的电视台上，宣布自己成为了穆斯林。
这个画面传到美国国内之后，FBI立刻就找上了她。
威特从德黑兰回来之后，FBI约谈了她。
他们警告她，她已经成了伊朗情报机构的招募目标。
威特向FBI做了承诺，说即使再回伊朗，也不会泄露任何敏感信息。
但她的硕士论文在那段时间被同学们形容为写给伊朗的情书。
论文内容淡化了伊朗核问题，把伊朗描绘成一个渴望和平的国家。
当评委对她的观点提出质疑时，她表现得相当愤怒。
她认为那些质疑是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冒犯。
FBI的警告，她当成了耳边风。
2013年威特又买了一张去德黑兰的机票。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
上一次她是受邀参会的学者，这一次她是要长住。
伊朗方面给她准备好了住处和电脑设备。
据后来的起诉书描述，伊朗方面提供的不仅仅是住处，还有一整套情报合作方案。
2013年8月威特从迪拜飞往德黑兰。
她没有直接从美国飞，而是先到了迪拜，然后从迪拜转机去德黑兰。
这个路线本身就说明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美国在盯着她。
起飞之前她给一个联系人发了一条消息。
消息里只有三个单词。
Coming home。
后面还加了一个笑脸。
回家。
她说的家是德黑兰。
2019年2月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被公开了。
这份起诉书详细列出了威特的泄密行为。
她向伊朗政府传递了国防信息。
她提供了五角大楼一个高度机密的情报收集项目的代号和任务内容。
她泄露了该项目的具体目标和目标对象。
她提供了美国情报界卧底人员的真实姓名。
这些人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用假名字、假身份执行秘密任务。
每一个名字的暴露都可能意味着一条人命。
有的线人在敌对国家潜伏了好几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因为一个名字的泄露就全部崩塌。
起诉书还指控她帮助伊朗制定了针对美国情报界前同事的目标方案。
她还协助四名伊朗黑客对美国情报人员进行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
这些黑客通过伪造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目标的设备中植入恶意软件，盗取敏感信息。
鱼叉式攻击是一种高度精准的网络攻击方式，攻击者会先研究目标的个人信息，然后发送看起来完全正常的邮件，让目标在不知不觉中点击恶意链接。
一个反间谍专家，把自己的前同事一个一个指了出来。
她知道他们的真名，知道他们的假身份，知道他们在哪个国家执行任务，知道他们跟谁单线联系。
这些信息到了伊朗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从2013年到2026年，十三年过去了。
FBI在2026年5月14日发布了悬赏令。
二十万美元，征集莫妮卡·威特的下落。
十三年里，FBI连一张她在德黑兰的近期照片都没有拿到。
伊朗方面从未就此事公开表过态。
FBI声称她仍然在帮助伊朗情报机构，但没有任何影像资料或音频资料能证明这一点。
所有关于她干了什么的说法，都来自2019年的那份起诉书。
她在伊朗电视台上宣布皈依伊斯兰教时用的化名是法蒂玛·扎赫拉。
FBI的通缉令上至今还写着这两个名字。
莫妮卡·埃尔弗里德·威特，和法蒂玛·扎赫拉。
二十万美元。
一个拿过总统签发空军勋章的反间谍专家，就值这些钱。
而她带走的那些名字，那些遍布中东的线人、特工、卧底人员的真实身份，已经从美国的名单上消失了。
它们现在在德黑兰的某个档案柜里。
也许已经被翻译成了波斯语，也许已经被锁进了保险箱。
那些曾经信任美国政府的人，他们的命运如何，没有人知道。
FBI华盛顿外勤办公室反情报与网络部门的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说，联邦调查局没有忘记她。
他说在伊朗目前所处的这个关键时刻，一定有人知道她在哪里。
2026年2月美伊两国之间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FBI选择在这个敏感时刻把一桩尘封了十几年的叛逃案重新推到公众面前，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但不管局势怎么变，有一件事没有变。
莫妮卡·威特还在德黑兰的某个地方。
活着，或者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就这么悬着。
就像她当年在伊拉克上空听到的那些信号，断断续续，若有若无，你知道那里有人在说话，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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