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图像转向”与“空间转向”的持续关注，地图、绘画、版画、印刷品等视觉型材料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相较于传统时代将图像视为文字的附庸，新兴的图像研究更关注视觉表征本身的建构性及其背后深嵌的权力机制、空间想象与文化结构，并试图从制图术、视觉叙事、媒介属性以及图文关系中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生成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图像不再只是宣示理念、记录事件的被动介质，而是成为个体利益诉求、身份认同与集体历史记忆彼此缠绕、持续博弈的能动场域。
2026年5月24日，南京大学于京东、韩伟华携新书《地图上的国家：近代法兰西的领土空间与政治表象》与《图像政治：艺术史中的欧洲文明》，在先锋书店与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展开了一场主题为“谁‘画’了欧洲：图像、地图与欧洲文明密码”的深度对谈。三位学者分别从文学、艺术与技术等视角切入，探讨了文本与图像关系、跨媒介阐释以及跨学科的研究前景，梳理图像阅读的新范式与新路径。
《地图上的国家：近代法兰西的领土空间与政治表象》《图像政治：艺术史中的欧洲文明》
从图像视角重新理解欧洲文明
韩伟华教授的分享主要围绕西方艺术史中的画作展开，他对图像的理解是广义的，图像可以是建筑，也可以是雕塑，也可以是壁画、油画、漫画。在《图像政治》一书中，他指出，现代人虽然对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拉斐尔《雅典学园》等作品十分熟悉，但其实存在大量的误读与曲解，而过去几年他所做的研究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已有经典图像解读的“祛魅”，或者说“解构”。为此，他分析了六个典型案例。包括古典时期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以及中世纪锡耶纳市政厅的壁画，还有拉斐尔、鲁本斯的油画作品和杜米埃的政治漫画。
在活动现场，韩伟华教授重点剖析了第一个案例——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雕塑，这些雕塑实际上是19世纪的艺术重建，带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从图1中可以看出，希腊古典雕塑被置于顶端，而其他文明的艺术作品依次排列其下，呈现出清晰的等级秩序。
图1 《从世界初始到菲迪亚斯时代的艺术品集成》，詹姆斯·斯蒂芬诺夫，1845 年。
时至今日，古希腊的文明和艺术仍在不断被援引和重构，奥巴马与马克龙到访帕特农神庙时，不约而同地将当代西方文明视为古希腊的直接继承者，而帕特农神庙也被置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徽之上，成为西方制度的象征符号。然而还原史实，这座建筑在建造时就饱受争议，因为它动用了提洛同盟的公共资产，在当时便因劳民伤财而饱受非议。19世纪以后将其塑造为雅典民主的纯粹象征，恰恰遮蔽了雅典与其他城邦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样逻辑在罗马雕像中也有所体现。当罗马的暴君被废黜或刺杀后，他的大理石雕像经常被改刻为奥古斯都或其他贤明皇帝的形象。这种作用于艺术品上的“除名毁忆”恰恰是权力政治主动改写艺术作品的结果。
于京东副教授的新书《地图上的国家》，源于他在博士阶段便已确立的研究选题，即从地图的视角来观察近代西方民族与国家的成长。结合此前多年的法语学习和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背景，他以17至19世纪的法国为研究案例，考察权力制图的政治社会史。与韩伟华教授从艺术史角度去解构图像不同，于京东主要是从地图制作的技术史解析主权国家的政治史。通过这本书，他也试图在两个方面同学界已有研究进行对话。
一是改变传统“图说史话”的写作模式（图像汇编辅以大量说明性文字），在大众读物或作为印刷时代的商业作品之外，进行学理阐释，挖掘地图对于提升我们的思想认知的价值。能够在历史叙事基础上，进入到第二意象——政治社会结构的分析，甚至是第三意象——思考文明的范式。因而在阅读体验上，《地图上的国家》也注重实现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种不一样的理解视角，即地图不是中立的，而是有意识、有选择，甚至带有欺骗性的，制图是复杂的政治社会过程，亦是深度嵌入权力统治与国家变迁的积极力量。
二是从政治学视角出发，追溯近代制图的学术机构跟知识生产是如何被纳入国家权力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传统政治学对于地图的理解往往直觉性地对应“领土主权”“国家认同”“地理空间”，但这种简单化的认识逻辑容易遮蔽地图作为知识生产和媒介传播机制的复杂性。因此，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法国绝对主义时期国家制图的历史语境当中，追问：地图如何被制造？谁在绘制地图？政治力量又如何介入地图的生产、传播与阅读过程？
黄荭教授指出，从帕特农神庙的艺术再造，到法兰西国家治理术的制图工程，那些看似客观、中立的图像作品，实际上嵌入了特定的权力意志与历史语境，这是两位学者在各自的新书中共同持有的理论意识。除此之外，回归历史语境的写作方式也让两本著作在具有学术分析深度的同时，还带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故事性。例如，《地图上的国家》开篇就讲述了《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故事。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最初携带的是欧洲本土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被放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与传统中国人的地理认知和对世界的想象严重不符。面对来自当地人的强烈质疑和不满，利玛窦对地图进行重新裁剪和拼接，将中国放在中心位置。黄荭认为，这一历史细节恰恰说明地图不只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制图技术与工艺的变化通常与政治生态紧密交织，而地图背后始终也蕴含着关于空间位置、世界秩序与国家实力的认知与想象。
发现人与发现世界
《图像政治》与《地图上的国家》两部作品，分别从艺术史与技术史这两个维度展开去研究图像，却共同指向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的两大核心主题——即“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
地图是“发现世界”的直接成果。一方面，新航路的开辟让欧洲人第一次在地理意义上发现了可供探索与征服的新世界；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找回大量遗失的西方古代典籍，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由此被重新发现和翻译，这深刻重塑了近代制图的技术规范。
在分享活动中，于京东副教授以地图上的子午线为例，指出在中世纪的神圣地理学中，地图的方位呈现出“上东下西”的模式，以伊甸园所在的东方为上，以穿越耶路撒冷的经线为制图中轴线，地图创作主题一般是圣地巡游、考古和朝圣线路。但随着托勒密《地理学》的重新翻译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这一神圣空间秩序逐渐发生转换，欧洲地图的方位指向开始由“上东下西”向“上北下南”转变。
伴随着科学革命与世俗国家的兴起，各国开始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图测绘标准和子午线体系，比如荷兰人就以穿越阿姆斯特丹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西班牙将其选在了中部城市托利多，而葡萄牙的起始经线也是在其境内的圣文森特角。1494年的《托的犀利亚斯条约》后，西葡两国的制图师也常常以佛得角出发的“教皇子午线”为测绘的基准参考线。17世纪初，最早的子午线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与会的地理学家们经过讨论，将零度经线确定在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岛上。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后，重新确立穿越巴黎的经线，又将地图绘制的中轴子午线基点确立于新建设的巴黎天文台。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种空间认知与技术范式的重组不仅源于制图的变化，更折射出欧洲人认知世界方式的深刻转型（图2）。《地图上的国家》想要追问和挖掘的是制图转型背后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在其影响下，各国所走上的不同发展道路。他以英法两国在本初子午线、地球形状等问题上的百年争论为例，说明了各国科学竞赛和技术标准的确立，不仅有赖于高精尖的技术研发，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基础作为后盾。这对于理解当今“大国重器”的逻辑同样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也就是说，技术创新不应仅仅停留于实验室层面，而是应该关注它们与外部环境的结合。
图2 1552年塞巴斯蒂安·缪斯特《环球志》中的世界地图。图中已采用了托勒密《地理学》的绘图规范，方位上北下南，标有经纬度，但仍然是以穿越耶路撒冷的经线为中轴线。
韩伟华的新书《图像政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图像出发，基于历史现场重新审视“人的发现”。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就是另一个他重点解读的案例。这幅作品是艺术史上最广为人知、被反复复制与重刻的经典，却又经常遭到误读和误解。在历史上，通常的解释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但韩伟华指出，这一解读忽视了作品所处的原始语境：《雅典学院》并非一幅独立的画作，而是梵蒂冈“拉斐尔四厅”整套图像序列之中的组成部分。包括拉斐尔本人，也是在受雇于教皇的背景下进行这些作品的创作的，可以说，在宗教权威笼罩的教廷环境里，这幅画恰恰表现了与“人文主义”相对的“三位一体”神圣主题。若将其置于完整的“图像链”中加以审视，便会发现它所承载的宗教意涵，远比表面呈现的人文色彩更为复杂。
由此也引申出一个关于图像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艺术史研究一方面需要像历史与社会科学那样追求系统性与证据意识，另一方面又要处理无法完全还原的创作语境与后世读者的情感投射。正因如此，经典作品才会在不断的再版与重读中积累起独特的生命力。在AI可以即时提供图像基本信息的今天，这种携带个体体验与独特感悟的人文研究恰恰是无法被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鉴赏艺术品的过程不仅是理解作品本身的过程，也是经由感悟力不断发现人类自身的过程。
“迷思”：给经典图像作品一个新视角
“迷思”（mythe）是黄荭教授在活动现场提出的一个关键词，也是解释经典图像的核心概念，即将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张力视作阐释经典艺术品的关键线索，并且强调不同语境下对经典作品解读的流变。
黄荭教授进一步解释指出，从历史来看，图像的表现主题经历了不断变化：人类早期的文本与图像都指向神，用于描述神圣与天国，随历史推移才逐渐转向人间，从帝王将相再到百姓日常。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山海经》的图样、中世纪欧洲“政治身体”的隐喻，还是清末《时局图》对列强的形象化，图像既有一种技术上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但又始终带有强烈的象征意涵，反映了政治力量的博弈与较量。黄荭进一步追问，既然经典艺术作品总会在不同时代被解构和重构，那么这种不断的解读乃至误读对经典的传播有何裨益？她以《图像政治》一书中的帕特农神庙为例，指出这座建筑在漫长历史中曾先后作为神庙、帝国象征，而在今天又被赋予了希腊民主自觉和精神旗帜的意涵，到了21世纪，帕特农神庙已然被图腾化，成了欧洲人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成了西方民主信仰的一种历史象征。由此希腊政府和有识之士希望英国归还被掠夺的帕特农神庙雕像来修复这一西方文明的根脉。黄荭教授还提到今年5月9日马克龙正式签署颁布的《文物返还法》，为1815—1972年间法国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非法获取的文物，建立行政化、可批量归还的法律通道，认为契合文明整体发展的方向、有利于和平民主正义的解读（哪怕是误读）是人心所向。
韩伟华对此回应道，诸多世界顶级博物馆都以“普世博物馆”的理念为由来拒绝归还文物，它们声称自己在用多元文明的视角概述人类的演化历程。但问题在于，即便是我们今天在博物馆所见的许多“原作”，实际上很多也是后世历史学和考古学层层修复、重建的结果。帕特农神庙便是典型之一：历史上它几近被彻底摧毁，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将帕特农神庙改为穆斯林风格，但到19世纪中叶，人们又将其还原为公元前5世纪初的面貌，清除了建筑上的清真寺与塔楼。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可能是“反历史”的，因此我们才说，“眼见也未必为实”。
于京东则将话题引向图像作品的价值判断与技术标准。他注意到，近代各国在外交中一般把地图视为基础资料而不是艺术品。但事实上，中世纪地图中遍布海怪与异世界想象，图像绘制风格精美，本就是审美意义上的珍品。且由于彼时昂贵的纸张与有限的印刷工艺，这些以湿壁画或挂毯形式呈现的地图，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艺术收藏价值。在他看来，后来地图之所以被排除在艺术之外，与近代法国建立的科学模式有关。随着法国皇家科学院与巴黎天文台相继成立，制图的话语权逐渐从传统的博学之士，转移至以精确测量为旨归的科学群体之中。这批体制内的科学精英把制图视作一门盈利颇丰的生意，继而垄断了制图行业本身。与此同时，又将“精确”与“进步”确立为合法正当的技术标准。在这套标准下，旧地图的价值与功能被大大削弱。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有主观信仰，有利益博弈，有阶层分化与再生产的圈子。而今天更得到凸显的技术主义，某种意义上也是这套逻辑的延续与升级。
漫画与游戏：图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在讨论图像的阐释历史之后，三位学者的对话转向了图像的大众化与民主化趋势。黄荭以纸质地图被电子地图与GPS导航取代的亲身经历为引，指出技术的迭代不仅将地理知识纳入了普遍的知识体系，更使其成为人人可及的公共资源，而这种知识的开放性则反过来激励着技术手段的不断优化。
韩伟华以政治漫画为例阐述“知识的民主化”。传统艺术作品多以帝王将相为主题，带有浓厚的装饰性与精英色彩。而政治漫画则面向大众，经常以拟人化的动物形象讽喻时政，直接犀利、一目了然。例如，他展示了18世纪末将路易十六讽刺为高康大（拉伯雷小说人物）的漫画，以及19世纪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讽刺图像（图3），同时也援引了当代美国媒体中针对特朗普与马斯克的政治漫画。尽管这些图像所处的历史时代相隔甚远，但其视觉表达逻辑却呈现出相似性。通过通俗、夸张而富有象征意味的图像语言，政治议题得以突破精英话语的边界，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讨论空间。
图3 《新高康大的旧筵席》，匿名，1791年。
地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同样呈现出类似的大众化轨迹。于京东指出，随着印刷成本的下降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知识需求扩张，17世纪后的法国出现了大量以最新地图测绘为基础制作的“地理游戏”，如扑克牌游戏、鹅棋游戏等。这些游戏将国家及其内部各省的地图汇入游戏的棋牌、图纸之中，使玩家在竞争与娱乐中同步学习并掌握地理知识。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后，为了向识字率极低的大众普及共和国的疆域知识，共和政府延续了这种日常化、“寓教于乐”的公民教育模式，委托专人设计地图游戏，并将此纳入中小学的地理课本当中。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甚至出现以阿尔萨斯与洛林为终点的“解放游戏”（图4）。由此可见，图像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始终与现代社会的政治动员、国民教育以及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图4 1914年《解放：效仿鹅棋的新地理游戏》
黄荭进一步指出，相较于文字，图像天然更易于与大众文化相结合。欧洲早期教堂中的彩绘、雕塑与壁画，其实就是向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展示圣经故事的“宗教入门书”。类似的，当主权国家将地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地图便成为传输国家意识、主权意识与爱国情感的有力工具，它通过具象化的国土呈现，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公民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图像的民主化也不只是官方意志的下沉与训导，包括政治漫画在内的讽喻图像同样为批判性的声音提供了通道，《鸭鸣报》和《费加罗报》等都是典型，后者以“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为办刊宗旨，而图像由此成为这种批判精神得以彰显的最直观的媒介。
AI时代：想象力的退场与重建
5月24日先锋书店的对谈主题之一是AI时代我们如何理解图像，批判精神不仅指向图像的解读，也关涉学术研究本身的立场与方法。无论是对于外部世界，还是理解人类自身，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持续生成意义，关键在于它始终能保有相对开放的解释空间，允许不同个体基于自身经验形成差异化的感受与判断。在三位学者看来，这种个体化的解读方式、感知经验以及由此生成的想象力，正是在AI被广泛运用的智能时代需要珍视与培育的品质。
黄荭认为，人有别于AI之处，根本在于人的感知。坐在书店里听人谈书、自己翻开一本书去读，与让AI生成一段概述，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只有亲身阅读、亲历思考，视野与感受才真正属于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的意义不在于得到结论，而在于学习过程所激发的个人体验和感受，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应让AI提供的所谓“知识”过度挤压个人想象和感受的空间。
于京东则从地图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反思了现代知识体系与想象力的矛盾关系。近代制图的专业化进程是一场想象力日渐丧失或“被剥夺”的过程。翻开古地图，那些关于海怪、神话与异世界的丰富想象比比皆是。但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历史”与“想象”被纳入不同知识门类，想象力逐渐被驱逐到诗歌、文学与艺术等边缘领域。如今AI的全面介入，使想象力的被剥夺变得更加系统而彻底。在这样的处境下，“发现人”与“发现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如若再谈这两个文明的主题，被发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被呈现的“世界”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感与复杂性？这是学者需要在自身研究中持续追问的问题。
韩伟华由此联想到艺术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艺术史学者阿比·瓦尔堡曾以“好邻居”原则而非严格的学科分类来组织其私人图书馆：只要两本书在主题上彼此关联，即便分属不同领域，也会被并置陈列。这种知识的空间排列方式需要跨越学科边界的想象力与关联能力，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过度系统化与规范化的知识结构，未必是理解世界的唯一路径。
黄荭教授最后借用《小王子》作结：人作为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物种，仍需保有那种孩童式的发现与初心，才有可能在新的智能时代开启真正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数字时代重新发现人，发现世界，某种意义上像圣埃克絮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一样，是在想象中探索“多重宇宙”。
从“事实的历史”到“表象的历史”
作为本次活动的最后环节，现场听众围绕史料解读、图像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提问。虽然问题各异，但讨论最终都涉及一个共同主题：如何理解历史事实与各种表象建构之间的关系。
韩伟华指出，当代学术研究已逐渐从“材料匮乏”的时代进入“材料过剩”的时代。随着数字化档案和数据库的普及，研究者面对的挑战不再是获得材料、还原事实，而是如何理解和解释材料。他强调，即便是被反复研究的经典案例，仍然存在被忽视或误读的可能。在他看来，人文学科中的这种“误读”并不只是错误，有时反而会成为新认识的重要契机，正是在不断修正与反思的过程中，研究者才能产生对历史的更深理解。于京东补充指出，历史在误读之外，也还存在诸多偶然或歧路，他以书中“未登船的拿破仑”故事为例，说明历史进程中常常存在着诸多无法被理论覆盖的意外因素。
围绕地图与文学、命名与制图之间的关系，三位学者进一步揭示了知识生产背后的社会机制。于京东指出，无论是地图、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图像，都不是完全中立的表达形式，而是特定时代行业规则与权力关系中的产物。地图中的命名方式、分类逻辑与视觉呈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框架。黄荭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指出，文学与历史、地图与现实之间虽然彼此关联，但也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共同参与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并在不同层面上塑造人们认知方式。
围绕两本新书所涉及的区域国别史书写如何上升为一般性理论的提问，两位作者于京东和韩伟华不约而同地提到学术研究中的偶然性与开放性。韩伟华回顾了自己从法国思想史研究转向图像研究的经历，认为真正推动研究前进的往往并非预设的学术规划，而是某个偶然发现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于京东则进一步指出，学科边界本身具有历史性，与其说各个学科划定了研究对象，不如说它们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以此认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要与图像形成一种个人对话，通过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处理，将形色各异的信息和内容转化为更具价值的理论。这种个人化的特质可能源自偶然的经验或兴趣，但它往往能够指向一个相对普遍的问题。
最后的讨论回到历史偶然性与理论解释之间的张力。面对复杂且充满偶然的历史材料，学术研究如何在理论框架与具体材料之间达成平衡？于京东认为，无论是地图还是绘画，本质上都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们既帮助我们整理经验，也塑造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即便是最精确的地图也并非世界本身，而只是对世界的一种表达。因此，研究者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事实，而是在不断生成新的认知方式。韩伟华则进一步补充，无论是地图还是艺术作品，往往都是在多种社会力量互动、博弈与妥协中形成的，其背后始终存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与历史语境。因此，研究不能停留在单一视角，而需要在文本、图像、制度与社会之间建立更为立体的理解方式。
通过这一系列讨论，本次活动的议题也从地图、绘画与法国历史本身，进一步延展到如何理解世界与理解人类自身的问题。从“事实的历史”走向“表象的历史”，并非有意否定事实的重要性，而是在承认事实存在的同时，更加关注事实如何被看见、描述、传播和理解。历史不仅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过去如何不断被赋予意义的过程。而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不断重塑知识生产方式的今天，如何在海量信息与既有框架之外，保有对世界的想象力、解释力与反思能力，或许正是人文学术需要持续追问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聚焦近代法国领土空间与政治表象的《地图上的国家》与深耕艺术史中权力逻辑的《图像政治》，也可以作为观察当代人文世界中视觉政治与知识秩序的两本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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