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风美少年》《唐宫夜宴》到近年来各地以“宫宴”为代表的国风餐秀、景区汉服NPC互动、旅拍、簪花、马面裙等，颜值与国潮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风尚，从线上弥散至线下，细致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种例证，也是新大众文艺在当代唤起普通民众变革日常生活的一次跃进。
如今，民众身着汉服于大街小巷穿行，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日常的视觉经验。而国风博主的出现，则是这种现象的结晶与先导。大家在看国风博主，如何平、刘宇、舟亦行、墨绿等人的短视频、美图时，感慨的不是一种聚光灯下明星一般的“美”，而是普通人进入国风意境之中，也可能呈现的人格魅力与审美风度。
这种走下舞台（神坛）的美，与上世纪末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有着某种共通处。那时候，家居、广告、时装、街心公园、高脚杯、霓虹灯等符号流行于都市之中，人们惊呼一个审美变革的时代来临。相较来说，二者都注重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的美学感觉，都有“泛美学化”倾向，都受图像传播、符号消费的深刻影响。
但是，国风的流行显然又带有某种不同于20多年前的“高级感”。
比如，审美趋向于多元化，尤其样态回归与性别互视。曾经，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是“西化”。而如今，“西化”取向仍在，又出现了“古化”一脉，以及二者结合而生的所谓“新中式”。这些传统美学样态的回归，表现形态不一，或借助二次元，或是民间文化复兴，也可能是中华文化在数字化时代得到重新书写，还能衍生为种种文创、文博、文旅业态，共同为现实生活“增光添彩”。
值得指出的是，它们多系民众自发，或经由资本运作而更成规模，国风博主的原职业也各不相同，有的开猫舍，有的拍婚纱，显现出充分的大众性。与此同时，除了高颜值的古风小姐姐容易备受青睐之外，“汉服圈最帅小哥哥”之类榜单也在互联网上流行。这可视为是女性审美的独立和解放，预示着两性审美平等在消费主义刺激下的新可能。
再如，于生活世界发现美，尤其是借助技术加持，实现自然复兴。当年，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多为一种人居环境，或称生活世界的电气化改造（如霓虹灯、电视广告、随身听等）。而如今，城市的光怪陆离仍然存在，又出现了诸多国风博主和旅拍爱好者在山野林间、江海溪流、悬崖绝顶、冰天雪地里展开拍摄的新“生活世界”。
他们把中华美学的空灵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竹筏上抚琴、在麦田里读诗、在江边上拈花、在枫林里漫步……自然美学与国风中偏重隐逸的一路结合，让城市里的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历史化的存在。与此同时，无人机、摇臂、轨道、补光设备和GoPro、Pocket等运动相机的数字技术加持，让风景更容易被捕捉与被创造，种种变装特效也不难实现，从而在生活世界里整合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化审美表达。国风爱好者们有意营造了一个不同于屏幕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创意世界”。
最后，意蕴指向历史感，尤其是历史感所具有的慰藉与认同功能。国风博主的内容创作几乎都没有确定的历史分期。他们不是在扮演某个朝代的人物，而是泛泛地“活”出“古人感”或称“历史感”。他们传递的不是历史知识，而只是某种历史性的形象或感觉。这种感觉（历史感）直接对冲的就是现实感。
在现实世界里，人难免为生计所困，是效率的工具。而国风营造的世界，“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纯然就是一种美的存在。因此，看国风博主系列内容总会生发出某种“逃离感”。固然有商家利用这种“逃离感”来做营销，但更重要的是，当“逃离”等于“回归”的时候，一种中华美学内在具有的“自信”就出现了：那些“刻在国人骨子里的东方绝美”等表达，并没有什么实指，却能催发出对传统的向往与眷恋。
概括来说，一是形态多样、趋于平等，二是回归自然、重视技术，三是批判现实、笃信传统。上述三个层面所带来的“高级感”，让这一轮以国风及其风格化博主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迥异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头十年的那阵风潮，不妨称其为“日常生活审美化2.0”。它既具有上述优势，便不能以浅俗易变、不值一提的网红现象视之。相反，它可能暗示出某种趋势，即未来思想家、理论家进行的社会改造要更加重视民声民意，后者会以新大众文艺或大众学术的面貌出现，表达对现实和高高在上的传统的不满。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仔细分析过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说：“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以国风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可以看作是工农兵文艺的当代表征，是观察当代民众情感结构的一扇窗户，真正的社会变革家能从中观察、感知到更多，真正的艺术家更能以之为采风、为学习，激发出更多创作。
当然，国风博主并非没有问题。比如，他们在暗示当代社会困于效率逻辑的时候，并没有给出药方，只提供短暂舒缓；再如，过分倚重“颜值+古诗词”或换装，容易让人过目就忘；甚如，沉溺于形式的美感，忽略了思想的熏陶；亦如，博主彼此缺少对话，未能形成艺术生态，等等。
其中，最为致命的是高度颜值依赖带来的严重浅薄化、同质化、视觉化，将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囹圄在优美（特别是好看）的单一面向上。就传统来说，国风博主自诩用“行万里路”补“读万卷书”，而事实上二者并不可相互替代，不读书不可能进入古人思想，行再多当代的路也无济于对传统的理解；就当代来说，他们在视频中可能只是“安静地做个美男子”，或“值得全网收藏的小姐姐”，满足于粉丝的惊叹，而缺乏足够的深刻性和当代感。
可见，国风博主及其类型化发展还需要持续创新与迭代。就认识传统而言，让善于妆扮的“何平Apple”与善于言说的“意公子”同框对话，使国风个体能够形成群体，乃至生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就面向当代来说，学习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云门舞集”之编舞，或是参考VR大空间《永恒的巴黎圣母院》、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之编剧，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总之，国风与国风博主都在当代，其“活人感”不能只有幕后花絮、跟拍等工作化、标准化的表达，更要有充满传统意味，又不失当代精髓的创新举措，才能避免低俗擦边或同行竞争。
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员，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这种“顶流审美”当然是民众广泛参与、持续创新的结果。
不久前，我在一个周末去泉州浔埔村看人簪花，小村并不喧嚣，而我意外地发现来换装、簪花、打卡、拍照的旅人多半是中老年游客。“古韵国风”从年轻人眼中自然而然地拓展至全年龄段，银发旅居也有了新的面向。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资本或权力的布局，新大众文艺也只能描述其现象，而背后应有更深刻的美学范式转型，等待学者的重视、挖掘与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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