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院士们回忆高考：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有“考不上就回家务农”的……
高考，是无数人青春里难忘的一段旅程，顶尖科学家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走近3位院士，聆听他们当年的高考故事：有阴差阳错的缘分，也有“考不上就回家务农”的坦然，然而人生的转折往往就在那一口“气”中……
阴差阳错的缘分，把我带到热爱的事业中
郭光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1960年，我参加高考。那时的高考时间和现在不一样，当年是7月20日至22日，共3天。福建的7月，天气非常炎热，但我当时心静如水。
郭光灿
试卷发下来，我扫了几眼后就觉得，没有能难倒我的题目。考的知识点都来自课本，我答得很顺利。唯一没把握的就是语文作文。事实证明，我所有的科目中，语文确实是得分最少的。
对我来说，高考不是沉重的负担，整个考试过程都十分轻松。一直到考试结束，我都没太当回事，更没有和其他同学“对题”。偶尔听到别人在那里对答案，也只发表一下“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之类的意见。
我后来从事的是量子光学相关研究。不知道是机缘巧合，还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我清楚地记得，那年高考物理试卷中，光学题格外多。10道大题中的第三、第四道题都涉及光学知识，两道大题占了19分。我的物理考了99分，只丢了1分。
我之所以考试时一身轻松，除了平时学得比较扎实外，也与高考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很大关系。
高考前有一天，校长通知我和几个同学去医院体检，但当时并未告知原因。体检时，医生随口说：“你们这几个人怎么这么聪明，有机会去苏联留学！”我们这才知道，自己被选为“留苏预备生”。
1960年那会儿，能去苏联见世面，是非常令人自豪的。本来能从渔村考到泉州五中读书，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了，现在居然要被送到苏联。我当时一激动，血压噌噌地往上蹿，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好几次，血压就是下不来。医生知道我们太激动了，就在血压那一栏随手填了个“高压150”。
现在想想，那个血压大概是混合了巨大的激动、惶恐，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吧。
我们当年是考前报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当然就是“留苏预备班”了，但我没能如愿。一开始我以为是没考好所以没能去成，但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国家政策突然变了，我最终没能走上赴苏联留学的路。
第二志愿保住了我——我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录取了。
填写志愿也有一件有趣的事。记得填报志愿时，我唯一的目标是“学半导体”。那时候根本不懂大学专业是怎么分的，只知道北京大学的半导体专业设在无线电系，就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科大也是这样。结果进了校门我才发现闹了笑话：中国科大的半导体专业是在物理系。当时，我心里还嘀咕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想通了。我琢磨着，既来之则安之，把眼下的专业学好才是最要紧的。
现在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方向性的转折点。就在我入学的1960年，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诞生了。很快，我们无线电系顺势新开了一个专业——气体电子学专业，其中涉及“气体激光”。新专业报名那天，我二话不说就报了名，从此跟光打上了交道。这就是我最初的科学选择，带着阴差阳错的缘分，一点点走到了自己最热爱的道路上。
多年以后，我常跟年轻人说起这段经历。人生经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出路的走向可能出乎意料。高考重要吗？当然重要。它把我从一个渔村少年推向了科学的殿堂，让我有机会聆听严济慈、钱临照等大师的课，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但高考从来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你得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肯为它下苦功。不管时代把你推到哪个方向，那份热爱会带着你去往意想不到的地方。
高考完就回去干农活，不知道考了多少分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出生于湖南资兴农村，15岁高中毕业后，回老家当了3年农民。因为从小喜欢数学，在干农活之余，我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来覆去地看。生产队觉得我数学好，便要我做保管、出纳等工作。
袁亚湘
1977年，我的父亲从县城带回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找到生产队队长，请求给我一个月假期备考。于是，我脱产了一个月，到曾经就读的高中租了一间房住下，每天和几个备考的同学一起复习。学校虽然给我们安排老师指导，但主要还是靠自己做题。
那时，在农村每天就是干农活，没想过别的。有机会参加高考，就好像参加单位举办的五子棋竞赛一样——考不上就考不上；能考上，大概就可以去镇上工作，不用再当农民了。至于成为科学家，在那时我是从未想过的。
高考的考场设在我的初中学校。当天考了语文、数学，没有考英语，印象中政治和历史一卷，物理和化学一卷。我们有位老师押中了语文作文的题目，大致是走进考场的想法、考上大学的志向等。我提前准备了内容，写了“如果考上了，我会为国家好好学习；如果考不上，我就回去好好当农民”之类的话。
考完试，我就回去干农活了，之后一直没有主动打听过结果。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
后来，老师对我说，我的水平可以报考湘潭大学，将来可以到长沙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说，能在省城工作当然很不错了。但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水平，因此不知道自己顶格可以报考什么样的学校。
报考专业也是老师帮我出的主意。他们建议我填报湘潭大学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当时计算机刚刚兴起，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听都没听过。因为我喜欢数学，老师认为数学跟计算机挂钩，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后来，县里贴了录取榜，是我父亲看到了我被湘潭大学录取的消息。
从我的经历来看，高考成绩在人生中既重要，又没那么重要。现在中国人平均寿命近80岁，而高考一般是在18岁。从数学角度，人生的“黄金分割点”还没到呢！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高考只是开始阶段，人生更需要后劲。
我喜欢长跑。在湘潭大学的4年里，我每天早上跑5000米，风雨无阻，这使我原本并不健壮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我不仅在学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中拿到名次，身高也从1.69米长到1.77米。
从上学到工作，顺其自然的我都没有预先设立宏大的志向。我一直觉得，人生真正的竞争在后面，而现在有些家长太看重前面了。孩子天性是爱玩的，如果从小就逼着他们学太多知识，可能会适得其反。其实孩子只要懂得不断努力就行了，早期用力过猛往往是不好的。
我的人生就像跳远，不设定目标，而是尽量往远处跳；如果像跳高那样预设一个高度，跳不过可能就会很郁闷。我唯一要做的是不断努力，并不强求最终能取得什么成绩。
现在的年轻学子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有互联网、有各种书店，能够从各方面获取知识。我希望年轻学子们一定要珍惜所处的美好时代，不要荒废，不断进步。输赢不在起跑线上，更不在比赛中程，只要保持速度、不断进步，任何人都会有所成就。
人生的转折往往就在那一口“气”中
郭万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高考如约而至。作为一名在科研和教学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的老师，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忆起那个40多年前的夏天。
郭万林
1960年，我出生于陕西省眉县。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曾有7年时间远离学校。彼时，在家中务农的我，对知识有着强烈渴望，对大自然也充满好奇。那时能找到的书很少，但只要借到一本书，我便会一口气读完，常常借着油灯的一点亮光读书到天亮。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腊月的一个下午，斜阳夕照。我在村口路边碰到一位刚下班回家的村医。村医知道我好学，便把手里一份《人民日报》递给我。报纸上刊登着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报道了数学家陈景润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事迹。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并在我心里种下科学报国的火种。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春风吹到关中平原。在兄长的鼓励和教导主任的关心下，我得以进入高中插班学习，准备应考。
那时，我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但我特别珍惜学习时光，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人生的转折往往就在那一口“气”中——我边学边补，把别人休息、玩耍的时间悉数投给了学习。仅仅几个月后，我便在全县高中数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颁发的奖品：一支钢笔、一把计算尺和一套大的有机玻璃三角尺。它们一直陪我度过了以后的大学时光。
1981年，我以全县第三的高考成绩，被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结构与强度专业录取。一个质朴的心愿从此生根——“借张桌子，借张椅子，好好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工程师”。
由于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在大学里成绩优异，还获得第一届免试研究生资格。研究生阶段，我更是一头扎进当时国内刚起步的飞机损伤容限设计领域，并在博士期间提出三维约束参数和三维弹塑性断裂的理论解。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学术界冠以“郭因子”“郭解”。
工作后，我又从一个偶然的实验现象入手，用十多年时间发现了能从雨滴、波浪、水蒸发中捕获电能的“水伏效应”，开辟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水伏学”的全新学科方向。
从秦岭脚下的劳动少年，到建立“郭理论”的学者，再到开创“水伏学”的国际前沿科学家，我人生跨越的起点正是40多年前的那场高考。
在我眼中，高考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给了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一个立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机会——沿着知识阶梯攀得越高，所看到的风景就越美。走进大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此后的每一天——你是否足够自律，是否有开阔的眼界，是否能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紧紧绑在一起。只有做到这些，人生的画卷才会徐徐展开，呈现出最壮美的风景。
此刻正坐在高考考场上的学子们，愿你们平心静气，从容作答。愿你们的每份努力都能被看见，也愿你们在追逐梦想的旅途中，看到属于自己的最美风景。
（《中国科学报》记者赵广立、陈彬整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