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马尔代夫：我的第一次海外生活是一场失败的冒险吗？｜三明治|三明治|度蜜月|王子|环礁|马尔代夫|马累岛

文 | 忆悬

编辑 | 李梓新

“或许正是直面自身的局限，并思考如何应对，才使人生充满意义和满足感。”

——《凡人沉思录》，Oliver Burkeman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十七个夏天，从年初膨胀到年尾的夏天。像被关进大火焚烧的蒸笼，无论时间如何行走，笼内的世界运行着不变的秩序：灼热的骄阳，难以转身的逼仄，不知何时何地射来的黏湿的视线。

“抱歉，Sarah，我要继续在你家客厅沙发睡几晚了。”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和英国好友Sarah看完一套一室户的精装公寓，并肩走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岛的街头。离开鳞次栉比的小楼割出的阴暗窄巷，拐入宽敞的环岛海滨路上，从日出轰鸣到日落的摩托车流正在短暂地中场休息。

几分钟前，伊斯兰的吟唱通过空中喇叭响彻全岛，召唤信徒们停下手中所有事务，虔心跪拜祷告。最初来到马累，我好几次在祈祷期间被商人关在店里，既不能结账，也不肯开门放人离开。当室外的人流和交通骤然停止，原本拥挤喧嚣的岛屿瞬间空城，冷清得仿佛能听到烈日辐射到水泥路面上，发出嗡嗡的声响。

我刚看过的公寓各方面都让人满意，只要我带着行李入住就行。但租金比上海市区同等大小的公寓还要贵两三倍，真正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寸土寸金”。从工作了大半年的马尔代夫度假村“扶桑岛”辞职离开，满心以为可以告别多人宿舍的局促生活。来了首都才发现，想要独居是如此昂贵的事：单身公寓的租金是新工作薪水的一半，还不包各种水电、网络费。

Sarah仰起头朝我笑笑，被汗水打湿的刘海从中间分开。“没关系，我再帮你问问朋友，肯定会找到合适住处的。”

十几分钟的全城祷告时间结束了，路边的餐厅店铺纷纷开门，紧邻码头的街道热闹了起来。刚才还空荡荡的街头，迅速被戴着黑超墨镜的飞车大军填满，轰隆隆地比着谁叫得更响亮、更有雄性气概。我下意识地浑身紧绷，往路的边缘挪让，躲避毫不谦让的司机，也小心着不撞上狭小步行道上的路人。

“嘿！”一个男人从我们身后不远处叫了一声。

我们没理他，继续往前走。

“嘿！”同一个声音，提高了分贝。“我付五百拉菲亚，让我操你（们）！”

“回家操你妈去！你妈不收你钱！”在我转头的瞬间，陌生的句子已经从我嘴里冒着火星子冲了出去。

直到这时我才看清那个声音的主人。一个大概二十出头的本地年轻人，穿着印有logo的T恤和深色长裤，双腿大开，懒散地坐在石墩子上。正是马累岛常见的“风景”：无所事事、守在街头打发时间的男人，就像路边每隔几米一棵的常绿热带树。我以为对方会恼羞成怒地骂回来，但他只是抬头假装望天，一脸沾沾自喜的样子。

得意什么啊？我气不过，忍不住又朝他喊了一句：“你需要接受开化教育！”引得几个同样站在路边无所事事的男人起哄大笑。

“哇！” Sarah瞪大眼看我，嘴角抑制不住上扬。“干得漂亮。”

这算漂亮吗？我不知道。我的身体还在抖，仿佛海啸时地壳的震荡。我陷在一团后知后觉、不置可否的情绪中。为自己能脱口而出那么粗鄙的话感到吃惊，同时又无法咽下胸膛里那股滚滚怒气。

Sarah挽过我的手臂说，别理那群蠢货了，拉着我穿过马路。密密麻麻停靠在路边的一排摩托车中终于出现一个缺口。我们松开对方的手臂，侧身钻过，踏上码头边的步行道。一艘艘刷着白漆的木质多尼船（一种马尔代夫传统的多用船只），在孔雀蓝的海湾中随着轻波摇摆，在码头边等待着登船前往附近岛屿的客人。

一阵风从海上吹来。连衣长裙的群摆紧紧贴住我的腿侧，又随着移动的脚步松开。我用手拽紧披肩边缘，两片交叠，严严实实地遮住脖子以下的皮肤。

我几乎已经快忘记，一年四季之中，夏天曾是我最爱的季节。去年今日的上海，我还常穿吊带、热裤出门。那时从没有怀疑过，夏日就是要露出肌肤恣意享受的。假如说刚到马尔代夫时，我对一切还抱持着开放的好奇和无知的天真，现在已经算得上久经考验的“老将”。

马尔代夫存在着两个世界，就像两面一体的硬币。一面是向国际游客贩卖的“人间天堂，蜜月胜地”。在那一百多个游客专属的度假村海岛上，伊斯兰教律和社会习俗统统为美金让道——猪肉、酒精、穿比基尼的自由。而阳光照射不到的另一面，则是本国人聚居的岛屿，那里包含着所有并不浪漫的现实生活。

现在走在马累的街头，我已经养成了“四不”的习惯：不四处张望，不和陌生男人对视，无必要不和陌生男人说话，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天黑以后绝不落单独自走在街上。但即使从衣着到举止都全副武装了，仍然无法避免刚才发生的一幕。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我再骂一次，我一定会用“你爹”的字眼替换掉“你妈”。当年还未能从日常语言的维度来自检自省，真是罪过罪过。可是，面对那些街头侮辱我们的男人，我们该怎么做？微笑着讲道理，对他们谆谆教诲吗？

哈……我长长叹了口气。约好了看完房去和《迷你货车》的几个外国记者朋友小聚，被突然而来的事件搞得心情糟糕。想起眼下的各种问题，除了尽快租到房子——这样就不用厚脸皮赖在朋友家了，还要解决合法工作居留的签证。原先的工作签在我辞去度假村工作后就被注销了，现在使用的是有效期一个月的落地签。很快又要离境，再以三个月一次的商务签回来。另外还有前路不明的恋爱：下一次和人在香港的男友见面要等几个月？

“好热啊。” Sarah 轻快的声音将我从漫无边际的思绪里拉了回来。她扇着风，手掌像扑腾着的小鸟翅膀。“一会儿到了编辑部小楼，看看他们冰箱里有没有冰可乐。”

《迷你货车》编辑部在马累岛的东北角，在一座望着海的小楼里。小楼斜对着一个人造沙滩；另一面则是客轮码头的二层小楼，楼上有一家简餐咖啡屋。去年元旦前，我和J在那个二楼露台座吃了最后一顿午餐。水煮金枪鱼丝，鲜辣椒碎，撒上柠檬汁裹在薄饼里。那天的天气晴朗得一如往常。J细软的棕色短发被阳光漂得泛金，墨镜后的面孔上有藏不住的疲倦。从露台眺望海面，不远处几只海豚翻转着跳出水波嬉戏。真羡慕它们心无旁骛的快乐。

那天之后，我飞去马尔代夫另一个环礁的扶桑岛，开始了全新行业的工作。而J 很快去香港面试，并且留在了香港。那个曾在马累街头短暂保护过我的身影，那个总担心我没心没肺、对陌生人过于轻信的爱人，此刻终究不在这里。

“Sarah，要是没有可乐，我们就泡红茶喝吧。”编辑部小楼已经出现在视野里了。“你还是喜欢一份奶，两勺糖吗？”

Sarah咯咯地笑起来。“你呢？一份奶，不加糖？”

“你们猜忆悬刚才干了什么？” Sarah 一边兴奋地说着，一边轻车熟路地走到厨房角落的冰箱前。Robinson 和 Ellie从铺满了电脑、记事本和各种办公用品的长餐桌边抬起头，扬眉静候下文。Robinson是《迷你货车》的主编，澳洲人，三十岁不到。Ellie是比我们都小几岁的美国姑娘，刚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第一份全职记者工作就来了这个奇妙的岛国。

我在一边抿着嘴笑，取下围在肩膀上的蓝色棉布披巾，顺手搭在餐桌边的一个椅背上。一路闷在织物下的胸口和手臂，像挣扎着探出水面的溺水者，终于得以大口大口地喘气。

虽然并不就职《迷你货车》，我和Sarah都曾在这里度过快乐的时光。临街的大门打开，一楼是一家马尔代夫人，小楼真正的主人；上到二楼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同时也是独立新闻发生的指挥部；三楼则是员工使用的卧室。在贴着暖黄色瓷砖的温馨厨厅里，我和这些朋友们一起庆祝了他们的感恩节、圣诞节和“煎饼日”。

Sarah没找到可乐，转移到厨房水槽边，给电热壶灌水，按下烧水键，然后转身开始描述刚才的街头“对战”。我则打开厨房一角的壁柜，取出装着红茶包的铁皮罐，将四方形的茶袋依次放入台面上的空马克杯里。这份熟悉感让我安心。

有关马累性骚扰的话题，一个事件就足以星火燎原。我们三个女孩儿叽叽喳喳地聊起各种事件，有自己亲历的，也有发生在朋友身上的。被尾随、被伸手摸、被追着要手机号，甚至我们的另一个美国女友，一次夜里在自家楼下被突然窜出来的男人殴打袭击。每一个在马累生活的外国女性都有类似的经历可以讲述。

人们总是随口说出要“入乡随俗”，英文中有对应的谚语“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可是在横跨东西的民族智慧、人生真言中，为什么却无法轻易想到一条，来告诉我们这些外国女孩儿，如何自我保护，预防受侮辱和侵害呢？对他人文化和社会的尊重和对自我的尊重之间，界限和底线到底在哪里？

长桌边唯一的男性Robinson插了一句，说，编辑部的前同事某某，一个威尔士小伙子，也在街头被吆喝着出过价。

“哦，Robinson……”我们三人一齐转头看他。

在度假村工作时，有次来马累借住编辑部楼上的宿舍，Robinson邀请我吃完饭一起去海边散步。我们吃着冰激淋甜筒，聊到他来马尔代夫前的上一份工作。那时他在政局动荡的缅甸做记者，曾经为了逃脱独裁军方的追捕，被迫跳下行驶中的火车。身为《迷你货车》——马尔代夫唯一一家独立私人注资的英文新闻机构的负责人，Robinson时不时会从门缝里收到死亡威胁信。

跟他的经历对照，我在国内一直在制作时尚娱乐、成功人士的电视访谈。有次我对制片人抱怨，这种什么都不能触碰、不能挑战的访谈节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制片人说了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想必不是什么令我醍醐灌顶的真理。当我结束了马尔代夫第一份歪打正着找到的工作——度假村前台的客户关系专员，现在又回到了传媒业，和Sarah一起为本地电信公司筹划上线的旅游网站写稿件。当年未能解答的问题，时不时又像幽灵一样在脑中现身。所以像Robinson这样的“硬核”记者，我多少有些崇拜和羡慕。

对于宏大的政治事件，硬核记者可以信手拈来、侃侃而谈：马尔代夫近些年政党派系间的斗争，新生的民主党派和改革，政客的名字、背后的势力……对政治提不起兴趣的我，在那些巨大而堂皇的名词和机灵狡黠的形容词面前，总会感到渺小和无力。

可是渺小而无力的人，就没有资格拥有声音了吗？

手心突然一阵刺痛。我低下头检查，桌面下搁在大腿上的手掌。曲折毛糙的感情线和智慧线间，几个短小错落的凹痕。刚才又不自觉攢紧了拳头——感到焦灼时的下意识动作——然后在掌心留下好几个深粉色的指甲印。

“姑娘们……”我伸展开双手，环住马克杯热热的杯壁。“离开马尔代夫之前，我们一起租辆无蓬的小货车，开着去马累街上游行吧。大家都穿上比基尼，站在货车后面，朝那些侮辱过我们的人竖中指示威。”

Sarah和Ellie大笑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幻想这样一出“惊世骇俗”的场景。明知大概不会发生，但不影响我时不时借着酒意或怒火在女朋友们面前提起。

当我们的集体讨伐渐渐平息，Robinson换了一个话题：“过两天马累要开一家海外来的连锁炸鸡店，会有政界大人物来现场剪彩。”

“哪个大人物？”我好奇地问。

“总统Nasheed。”他看看Sarah，又看看我。“你们不用坐班，要不要去吃炸鸡换换心情？”

放下吃了几口的炸鸡汉堡，擦擦嘴角，我望着海面的波纹肌理一时出神，想起神话中迷人的海妖，也许海浪就是她们歌声的韵律？在度假村岛工作时，我一凑到假期就来马累找朋友们玩。现在搬到马累了，我又总想着离岛出海。

“总统先生，请看这里！”一阵骚动，隔着走道、在我右前方的一堵人墙露出一个开口。几个扛着巨大摄像机和单反相机的本地记者之间，坐着刚为炸鸡店剪彩的总统和别国来的商人。他们的餐桌上，用纸盒售卖的汉堡、炸鸡和薯条，被特意摆放在白色的陶瓷盘子里。一人手里还有一副锃亮的金属刀叉。

“X要回国了。我在计划大家一起凑钱租艘船，给她搞个欢送派对。在海上停一晚再回马累……” Sarah 从座位上的小挎包里，掏出一个手心大的笔记本。“怎么样，你来吗？”

“当然了！”我把手肘撑在桌面，看着她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我的名字。

又一阵骚动。拍完参加开业的贵宾们，本地媒体转而围拥到点单柜台前拍墙上闪着光的菜单广告牌。终于没人遮挡视线了。我请Sarah 举起汉堡，假装给她拍照，朝她身后总统所在的方向连按几下快门。

照片里的总统怎么看都只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一张照片里，他正低头用刀叉切割盘子里的炸鸡，另一张扬起了头，正睁大眼聆听对面的人说话。非要找出独特之处，大概只有他的发际线——额头正上方是浓密的一条直线，鬓角上方又弯出半个圆，让人想到和尚念经时敲打的木鱼。反倒是站在总统身后的壮壮的保镖，瞪着滚圆的双眼，气势穿越照片直逼过来。

Sarah调侃我：“你也是总统的粉丝啊？”

我吐吐舌头，把相机放到桌上。“粉丝倒算不上。但我确实有点好奇。”我对Nasheed的关注一半来自过去的职业习惯，看到大人物就会想是不是能成为采访对象；另一半则属于一介平民爱凑热闹的猎奇心吧。

“以前老听Robinson他们聊总统的事情，J 也采访过他了。我这次总算有机会见真人了。而且——”我拿起纸巾，拂去面前桌上几粒金色的炸面屑。“——我非常敬佩这些为了理想和梦想拼尽全力的人。”在成为马尔代夫有史以来第一任民选总统之前，Nasheed多次因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入狱。他还有个“马尔代夫曼德拉”的外号。

“Sarah，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啊。其实我曾梦想成为一位战地记者。但是我终究还是又怕疼、又怕死。一想象因为纷飞的战火受残、死亡，脾胃立刻就会难受。所以这个所谓的梦想，只是白日梦而已。”

“那我也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Sarah 笑着眨眨眼，“十几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去迪斯尼乐园工作，扮演童话故事里的公主。”

Sarah比我大三岁，今年正好三十岁。她个头娇小，平时喜欢穿短裙一类少女感的衣服（当然在马累时，下面一定会搭配打底裤）。我想象了一下她穿上迪斯尼动画里的戏剧装，蓬蓬的大裙摆，的确很适合她的风格。

“你最喜欢童话故事里的哪一位‘公主’？”

Sarah 想了想。“应该是灰姑娘吧。每一个女孩儿都有苦尽甘来的一天，与王子相遇，过上幸福生活。”

我点点头。“我最喜欢小人鱼。”

“那个故事很悲伤啊……”

“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悲剧，虽然从哪里读到，故事灵感来自于安徒生求而不得的同性之爱。在我看来，那是关于小人鱼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一个故事，王子只是个次要人物。她选择了从海底来到陆地，选择保持善良和正直。最后在海上化为泡沫的那一幕虽然让人忧伤，但是又多么美好啊。在我心里，她才不是失败者，也不是需要别人同情的受害人。她是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的主人。”

“你的故事岂不是有点像？从家乡来到马尔代夫，与‘王子’久别重逢——”

“结果他工作没了，又去别的海岸线就业了。”我笑起来。

我们蹭着快餐店的冷气聊了很久，聊Sarah在英国、我在中国时的生活。当我意识到的时候，隔着走廊的那桌大人物已经蒸发不见了。我赶紧凑近玻璃墙朝街道俯瞰。被两个保镖护送着的总统，被老百姓围了起来，正在路边微笑着和人们握手。

“现在追下去，说不定还能跟总统握手哦。” Sarah说。

我抬头看看她，犹豫了一下。想到必须挤进人群，浑身寒毛竖了起来。“算了，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

楼下的人群好一会儿没有散开，有人往外围挪着，有人朝里挤去，队伍轮廓不断变形。路边突然出现一张格瓦拉的脸——头戴贝雷帽的格瓦拉肖像，以密集的英文字母Freedom （自由）作底，印在一件被烈日晒得褪色的T恤上。格瓦拉T恤的主人似乎也是被人群吸引，暂时停下脚步，脸始终遮掩在路边的棉白杨树冠下。锁着眉头的格瓦拉斜睨天空，不一会儿又消失在了树荫中。

一切曾与“夏夜”有关的联想：就着冰啤酒大快朵颐的夜宵、烧烤、小龙虾；加班后的夜场卡拉OK；防空洞里让人大汗淋漓的电子乐和舞曲……马累岛上，通通都不存在。一瓶700毫升的普通伏特加，在马累黑市炒到了140美金——我只听说却没买过，当然更重要的是消费不起。

周末的社交生活大多是和朋友们相约着去“臭名昭著”的HIH喝酒。HIH，国际机场岛酒店的首字母缩写；它是当年马累和周边居民岛上，唯一能合法卖酒的营业场所。

和几个女友到HIH酒吧时，我们常坐的位置已经有人了。拼接在一起的几张小方桌边坐着我不算亲近、但互相叫得出名字的“圈里人”——也就是常驻马累工作的外籍人士。我们和坐着的人逐一问好，一边找空位坐下。我的正对面是Karen，一位做葡萄酒进口的英国姐姐，三十七八岁，在马累已经工作了两三年。

就像人的直觉能捕捉到身后的热烈视线，我也立刻意识到一臂之距的Karen在故意不理我，而装出一副专心听旁边人说话的样子。耳边还响着Karen刚才仰头和我朋友们打招呼的声音。她为什么唯独要孤立我？

我在心里叹气：同为外国女性，在这里生活本就不易，为什么还要互相敌视？想来想去，我从没和Karen发生过什么冲突。但假如以为我看起来柔弱，只会忍气吞声，那也太小瞧人了。我将背脊挺直，十指交叉搭在桌边，摆出自认无懈可击的微笑。像镭射光直直射向目标物，我盯着她不自然扭转的脖子，然后开始在心里数数。

她一定会转过头来看我。我能感到空气的流动，气氛微妙的变化。

“哦——” Karen终于转过头。佯装的惊喜迟了半拍，来不及遮盖她眼里、嘴角的尴尬，一切都被我毫不回避的视线捕捉进眼底。“——是忆悬呀。你好吗？”

我笑着微微向前倾身，直视她的眼睛。“我很好。你呢Karen，一切都好吗？”

后来我问了一圈身边要好的女友，Karen 为什么莫名对我报有敌意。她们一致说，她对刚出现在外籍人圈里的年轻姑娘都态度暧昧，尤其是有点吸引力、可能成为潜在威胁的女性。

“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吗？我又不参与她的恋爱竞争。”

“上次喝酒，你旁边是不是坐着一个刚来马累的英俊小生，你和人家聊了会儿天？” Sarah 指出。

原来如此……尽管被浩瀚的印度洋环绕，外籍人士的圈子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不管你想不想，只要留在在池塘里，就可能遭遇池鱼之殃。平时保持距离的人也早晚会在HIH碰面。

有趣的是，我明明还是同一个“我”，换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圈子，周围人却会有如此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和态度。在国内时，我是令职场前辈和长辈们担忧的“无法适应社会规则的幼稚的人”，是行事乖张、不爱听话的“坏女孩儿”。而在这里，身为习惯以礼貌微笑示人的东亚女孩儿，又时不时被误解为柔弱好欺负——直到我出其不意地亮出“爪牙”。何必呢？我也想把气力留存在更值得的斗争上啊。

对HIH 的社交生活，我时常感到厌倦，偶然也觉得它荒唐可笑，潜藏着值得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人性课题。听那些比我来马尔代夫早得多的人聊天，有时有趣，有时又让我闲得发慌，然后在心里想象半空中有一台无人机，正在拍摄HIH的酒吧实况。而我既是这台节目的导演、剪辑师，也是旁白解说员。

“您现在收看的是《HIH猩猩动物园纪实片》。在上一集中，新进园的年轻猩猩忆悬大胆挑战了园中等级资深的猩猩Karen，为自己获得了加入群体吃香蕉唠八卦的资格。这一集发生在猩猩园的周末夜晚……请看这个角落里，一桌穿着笔挺制服的飞行员猩猩们。另一边角落的猩猩正压低嗓门告诫后辈，会在天上飞的猩猩大多风流倜傥……”

假想到这里，我噗嗤笑了出来，然后被隔壁桌的对话吸引了注意力。

“这件事都上了国际新闻：度假村工作的两个马尔代夫人，一边偷拍西方客人的沙滩婚礼仪式，一边用迪维希语骂人。”

“骂什么？”

“异教徒、死猪之类的。”

“总统公开道歉的就是这件事吗？当时怎么被发现的？”

“《迷你货车》的马尔代夫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了视频，翻译、报道出来了。”

“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自己国家三分之一的GDP 都来自‘异教徒’的钱包。”

我用眼睛扫了一圈满座的酒吧。远处墙上的壁挂电视里播放着南亚盛行的板球比赛。一张张酒桌中间堆满了还没被收走的空酒杯。说到“异教徒”（infidel，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和贬义的词语），整个HIH里都是异教徒。在吧台后服务的必定是非伊斯兰劳工。客人买酒要“看脸”。棕肤色的斯里兰卡和印度人，因为和本地人肤色差不多，无法简单判断国籍出处，要是他们没随身带身份证，可能被拒绝买酒。当然，也存在着来HIH 浑水摸鱼碰运气的人。

“请看正发生在猩猩园酒吧的一场突发事件！使用假身份证的马尔代夫猩猩两只，不知如何被酒保识破了伎俩，被推搡着赶出酒吧……目睹此过程的年轻猩猩忆悬突然对酒保产生了体恤之心，对同伴感慨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随后她去吧台买了一杯可乐朗姆酒，又被酒保的臭脸气得哼哼唧唧。

日落月升，潮涨潮落。猩猩园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明天请同一时间继续观看我们的《HIH猩猩动物园纪实片》。晚安。”

第一次落笔写得太快，白板上的字母粘成了一串。我想了想，用板擦擦掉，控制手腕力度一笔一划再来：

nǐ hǎo

zài jiàn

lǚ tú yú kuài

上一次认真抄写拼音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想到自己看起来幼稚的手写印刷体会被人观看，心里有一点不好意思。但今天我不是学生，而是第一回教外国人中文口语的老师，为水上飞机公司的地勤人员进行常用口语的一小时速成培训。

我转过身，耐心等着。最后一个走进会议间的人找了个桌子坐下，慢悠悠地翻开折叠台。装订好的十几份学习资料被传递、翻动，哗哗声一片。我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只知道一小时极其有限。

“各位好。请大家看材料第一页，我先来解释一下中文拼音的发音。”

“老师，你还没介绍自己叫什么呢？”有人大声说。

切，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我在心里嘀咕。我补了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开始对着一小群跟我差不多大的工作人员讲课。

一个女孩儿拿出一包饼干，塑料包装撕拉时悉悉索索。两个相邻的小伙子斜倚在靠背上，不时用迪维希语交流几句。另一个角落，一只笔被几个人当投掷球游戏扔来扔去。我偶尔停下，等突发的打闹和嬉笑熄火。吃饼干的女生一片片细细咀嚼，金黄色的饼干屑散落在黑色塑料折叠台上，旁边的人看到了，也伸手来讨饼干。环视一圈，只有前排角落里的一位男生弓着背埋头做笔记。

“我设想了你们整个工作流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和中国客人沟通的关键词。请看第三至五页……”

“老师，太多了，记不住！”后排有人喊起来，一副和家长撒娇讨要玩具的小孩子语气。

“那就学十句最常用到的吧——”

“老师，列表里上怎么没有‘你很漂亮’？”前排中间的男生笑嘻嘻地举手，胸口挂着一副雷朋墨镜。旁边笑声一片。

你们确定要对来度蜜月的新婚人士油腔滑调地说这句吗？我在心里问。脑中浮现出明亮斑斓的画面：初见马尔代夫海水时惊喜而天真的面孔，海边留念的身影，女孩儿们的宽檐大草帽和摇曳的裙角……梦一般的假日，人生只此一回的回忆。

“老师，‘我爱你’用中文怎么说？”还是同一个人，继续嬉皮笑脸地提问。

我转过身开始书写，把白眼翻给了面前的写字板。顾客就是上帝，我提醒自己，顾客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反正这堂课结束以后，我就要去财务办公室领酬劳了。酬劳的一半，在我发去翻译好的登机牌、乘客须知单、机载广告单后已经结清。结款如此干脆利落，对一个兼职的项目来说，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

“那么，这堂课就结束了。”我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苍蝇，在半空中绕着圈，趴在了挂钟下的白墙上。我扫了一眼至此缘尽的学生们。“希望能对你们的工作有一点点帮助。”无论刚才心里多不痛快，这句话却不掺杂一丝虚假。

会议室迅速撤空。人们离开的速度快到我转眼已记不起他们的面孔。只有唯一认真听讲和做笔记的那位男生多留了几分钟，请我纠正他拿不准的发音。

“谢谢你，老师。”男生临走前说。

“不，我才要谢谢你认真听讲……”

否则，刚刚消失的这一小时有任何意义吗？

走出机场办公室。在路边等待大巴。等待大巴载我去码头。在码头前等待开往马累岛的下一班船。几片孤单的云漂浮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架架飞机轰鸣着从我的头顶飞过。

来马累生活快半年了，我的电脑里多出好几个分门归类的文件夹。食宿行咨讯、度假村评论，“最美”、“十大”——旅行类媒体陈词滥调的那一套。为旅游网站准备的稿件，始终停留在Word文档的状态。起初每隔几周，我都会问Sarah网站的搭建进度，直到厌倦了她无奈转述的那句“还没准备好”。我写的英文稿要请Sarah把关，至少有她这一位“读者”；而中文文章除了自己，还没有另一双眼睛来见证它们的存在。

有过几年职场经历，也参与过不了了之的计划和半路夭折的项目，所以我很清楚，现在每月能按时领到薪水，情况并不算最糟。但是几个月后呢？这个外包给我和Sarah的项目，预算能延续多久？因不确定性而来的焦虑，时不时像港口夜间闪烁的红灯，提醒靠近的船只——此处会搁浅。

但另一方面，这份没有KPI、也没有截稿日的神奇工作给了我无限自由。因为中国游客人数激增，马尔代夫出现巨大的中文缺口。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接一些小项目来做。总之走一步算一步。我可是生活在许多人向往和羡慕的人间天堂啊。一旦远离马累岛，被海洋和自然环抱，就足以让人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

水花在甲板下闷声地开喉歌唱，一艘白色小快艇缓缓地倒行，靠到码头边。光着脚的工作人员跳上岸，弯腰解开系在岸边桩上的粗绳。我走近问，去马累的多尼船（摆渡的慢船）什么时候开？他不吱声，目光呆滞地看向操作仓里的船长。

“晚点了，还要等好一会儿呢。”船长从窗口朝我喊。

平日往返机场岛和马累之间，我和朋友们大多乘坐班次多又非常便宜的多尼船。

“我们现在就开，你走不走？”快艇船长又喊了一声。

我不再犹豫，在马达声中跳上了甲板。

《迷你货车》编辑部小楼的大门不断打开又被用力地合上。噔噔噔的脚步声，有人爬上楼梯，进入二楼兼作办公区的开放式厨厅，举手投足间都是紧张和不安，仿佛传递街头高压气氛的信鸽。

我坐在餐桌离入口最远的一侧，不时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个头娇小，目光聪慧，留一头超短发的年轻女孩儿；斜挎单肩相机包，面色沉重的年轻男子……好几张我没见过的面孔，都是长期为《迷你货车》撰稿的本地记者。主编Robinson不时从位置上站起来，和刚来的记者讨论工作，然后亲自送他们到门口，再将临街的大门反锁。

几个小时前，本地年轻人心中的民主偶像——总统Nasheed，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枪口逼着辞职了。距离我和他在快餐店同吃炸鸡的日子，不过才过去了四个月。

政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吃午饭。Ellie 一个电话我就跑了过来。编辑部问我能不能就中国市场和官方对这场政治事件的反应写一篇稿子。

“抱歉，编辑部能付得起的稿费很少。” Ellie满脸歉意。

“不需要稿费，“ 我立刻说。我很清楚，《迷你货车》全职人员的薪水都很微薄。“能在你们网站发表稿件是我的荣幸。”

前期在度假村工作时的关系和人脉突然都有了用武之地。联系采访国内旅行公司的市场反馈，计划来马尔代夫度蜜月的中国客人的想法，本地华人的在地感受，微博上的话题问卷普查……最后，我拨通了驻马累中国大使馆的电话。

从编辑部回家的路上，我没有选惯常走的最短路线，而是特意绕到了总统府前。那是与总统办公室相隔两个街区的一片白色小楼。一大群人聚在了围墙大门外，不知道在看什么。我从人群外沿努力踮起脚，只能看到人们的后脑勺和一堵墙。

虽然知道历史性的时刻已经发生并被新闻报道了，但我还是忍不住随口问身边的人，发生什么了？

我身旁一位头发花白的本地中年男人回答：“总统家里查获了一箱酒，被抓起来了。切，活该！”

我转身离开了人群。

街头前所未有的喧闹。从早到晚，人潮涌动；在海风吹过的环岛大道，在岛中央热气蒸腾的小巷和路口。明知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但记忆中的那几天，本地白领漫长的午休时间和一天五次祈祷时的寂静都似乎突然消失了。

仿佛在以另一种形式预演“气候变暖，马尔代夫会在百年内被淹没”的论断，浮在海平面上的平坦小岛马累，笼罩在激昂人群的口号声中，在一面面黄色旗帜堆起的波浪下沉浮。记者朋友们总在谈话中提到的“MDP”（马尔代夫民主党），具象成了黄色旗帜上的天平，挥舞在游行者的手中。

如同外面纷乱的街道，即使在家，我也无法安心休息。和Sarah一样，我们一有空就聚到《迷你货车》的编辑部小楼。从楼上的窗口能看到，人们有组织地聚集在了海边广场。夕阳沉入海平面下，广场上越发明亮和热闹。年轻人的摇滚乐队在台上演出。巨大的投影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民主党的宣传视频。当整座岛都笼罩在黑夜中时，似乎唯有这个角落被舞台灯打得有如白昼。

“去走走吧。”我抓起相机。

走过很多次的海滨路看起来不一样了。长长的水泥防浪墙上喷满了各种涂鸦：警察用棍棒击打着人的头，血滴四溅；双眼黑洞的人额头上画美金的符号；更多是巨大的英文字符：“非法政府立刻离开”“马尔代夫需要另一个民主选举”“用言语对抗，不要付诸枪炮”……

静坐的人群占满了广场。我和几个朋友在最外侧找到一处空位坐了下来。我身边的几个年轻本地男子，手举着写在黄色卡纸上的口号和诉求。我看看他们手中的“反对武装暴力”，“人民已经发声了”，又抬头看看他们或平静或迷茫的面孔。可以给你们拍照吗？我问，在征得同意以后，拍下了他们的照片。

在那一刻，我没有对陌生人生出应激性的不信任与防备。在那一刻，我愿意相信有一些事物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彼此尊重和信任、且短暂地站在一起。即使我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些集会能奇迹般地扭转局势，我仍然想要坐在这里，和无数真实的人在一起。

夜晚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感到安全。因为无论男女，人们突然有了更重要的关注事件，需要匆匆前往的某个地方。在电视台的二层小楼下，和平示威的队伍还没有离开。领头的是几位年轻女性，一个披着红色的头巾，一个穿着和旗帜同色的T恤。她们仰头看着电视台二楼的玻璃墙，举起手臂，带领队伍齐喊起来。一遍迪维希语，一遍英文：“我们不要枪炮，我们要民主选举。”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好奇，马累的女人们去了哪里？在马累街头看到的本地人，男性占大多数的比例。受到宗教和社会重重规训的女性们，想必大多在扮演着传统妻母的角色，无法轻易在外“抛头露面”。

在小岛另一条路上，我又看到一组全女性的游行队伍，每个人从头到脚包裹在传统的黑色头巾和长袍下，全身唯一的彩色是绑在头上象征民主意志的黄色飘带。

我站在路边目视她们前行。心中有一堵厚实的墙，从某个原点开始生发出花纹般的裂痕。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路人；说到底，我并没有打算在这个国家深深扎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必须自己去直面的抗争。我们谁也无法互相替代，互相拯救。我望着女人们头上的黄色飘带，以目光致敬、祝福。

夜，漫长，于是人们创造了祈祷日出的仪式。虽然不知道黎明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我想要保留希望，相信黎明是会到来的。

花几小时完成的稿件，全文833个英文单词，由Ellie编辑校对，随后发在了《迷你货车》的网站上。

政变六天后，中国大使馆发布了表态官方立场的媒体声明：“我们尊重马尔代夫人民的选择”，“我们愿同马尔代夫新政府密切合作，推动中马双边关系稳定、健康、顺利发展。”。

停浮在海面上的多尼船似一片细长的树叶。湛蓝的海面流动着碎玻璃般的五彩光芒。行驶两三小时后，马累岛不见了。散落在环礁中的一座座小岛，几乎与海天交界线融为一体。

你站在多尼船顶、刷着白漆的甲板边缘。海风从裸露在烈日中的肩头拂过，带来片刻间的温柔，还有新鲜海水的气息。朋友们在身边尖叫和欢笑。她们在海中游了几下，爬回水线上的甲板，然后再次踩着扶梯来到船顶。

你仍然站在原处，双腿禁不住微微打颤。你发现船顶到海面的三四米高度，从上往下看时，要比从海面上仰望可怕得多。你最近刚考出了PADI初级潜水证，但仍然对在海中游泳没什么自信。你的双眼无法离开海面，深不见底之下有神秘的力量在呼唤。可你还是犹豫着，不敢向前一跃。

嘿，忆悬你可以的。朋友的话音刚落，半空中飞起一个身影。你听到一阵水花声，然后海面上又多了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你大声吸进一口气，胸脯像迎风鼓起的帆面。你想起自己在马尔代夫生活已经一年有余，体验了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出国工作。第一次在国教伊斯兰教的国度生活。第一次离开传媒业的跨行经历。第一次亲眼见到那么多奇妙的海洋生物，与它们在海中共游。五颜六色的珊瑚和珊瑚鱼，巨大的蝠鲼、鲸鲨，还有浅海区常见的礁鲨。你还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一位国家元首，并且经历了一场政变……可却仍然没有完成高空跳海的挑战。

你听到远处渐渐响起突突的马达声，抬头循声望去。一艘外观时髦的白色游艇从多尼船边驶过，在海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水花。水花落下后，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一阵海风吹过，脚下的多尼船轻轻摆动。你眨了几下眼，不远处的水痕消失不见了。

之后这些年，你会多次被问道，为什么不断搬家，去新的地方、新的起点重新再来。你总是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归纳总结，但你会一直记得站在多尼船顶，望向大海的那一刻。

我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想走向那些显而易见的轨道，只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劝诫——他们说自己多吃了很多年的盐，所以他们已经领悟人生——“人生就是如此，你必须要去适应和妥协”。可我想要知道，除此之外，这个世界还可以是什么样子，而人生还可以怎样任性闹腾。

海上根本没有真正的道路。或许人生如海，也不存在必走的轨迹。面对未知，我无法在出发前做好万全的准备，唯一能做的只有迎向恐惧，相信自己，然后纵身一跃。

我闭着眼，双腿向前一蹬。耳边掠过呼呼的热风和朋友们为我发出的欢呼。在半空中缩起的身体像一颗巨石击入海面。

“扑通”……

随后的几秒，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妙诞生了。荡漾的海面下，无数气泡将我包围。每一寸皮肤痒痒地开着花。我忘记了恐惧，全身心感受到一种松弛的信赖感。我正被巨大的温柔之力托起，上浮，然后钻出海面。我在水下踢着腿，用手抹去从头顶流到眼前的海水。

“这感觉太棒了！”我朝站在船顶上的朋友大叫，迫不及待地游向船舷。

原来高空跳水如此让人上瘾——即使在俯视海面做心理准备时，我的腿仍止不住地打颤。

我一次次爬回船顶，伸开双臂，全力以赴地跳了下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