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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管理，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
这件事，不是皇帝发个诏书就能完成的，牵涉到很多问题，中国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这件事从明初就开始折腾，一直搞到民国才算真正结束。你没看错，是民国，中间跨越了五百多年。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对西南那些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是束手无策，不是不想管，是真管不了，那些地方山高皇帝远，村寨之间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神，朝廷派个流官过去，连路都找不到，更别说收税征粮了。
于是想了个办法，让当地的头人来管当地的事，朝廷给你个官帽，你帮我维持秩序，偶尔交点贡赋，打仗的时候出点兵。这个制度叫土司制度，意思是"土人治土"。
土司在辖区内是绝对的权威，军政大权一手抓，赋税想征多少征多少，规矩他自己定。《圣武记》里记载过乌蒙土司的例子：上交朝廷的钱粮不过三百两，但他向百姓征收的数额是这个的一百多倍。
那既然土司帮朝廷省了管理成本，为什么还要改？
答案藏在“权力”二字里。
土司是"自治"，但"自治"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半独立"。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有自己的地盘，有的时候还不听中央调遣。元代、明代都出现过土司反叛的事件——最大的几次，朝廷调集几十万大军，花掉的银子以百万计。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土司制度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你得花钱养着它，还得祈祷土司别闹事。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派人来管。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土司盘踞的地方全是深山老林，易守难攻。乾隆年间打金川，清军在那修了无数碉堡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靠招降才结束。第一次金川之役打了三年，耗银两千多万两。
鄂尔泰在雍正年间搞改土归流时，他派兵去剿，土司就往山里跑；他一撤，土司又回来了。这帮人熟悉地形，跟你打游击战，你一点脾气都没有。
所以改土归流需要军事征服、需要人口迁移、需要文化同化——这三样，缺一样都稳不住。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开始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他的策略很明确："计擒为上，兵剿为下。"
这一年，光云贵地区就有十多个土司被废除或改流。到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结束，雍正朝共革除土司220家，其中湖广109家、四川69家、云南17家、贵州15家、广西10家。
但土司被消灭之后，那些地方怎么管？
这就得说到人口迁移了，改流之后，朝廷在西南大规模招徕移民。开矿的、修路的、垦荒的、做生意的，大量汉族人口涌入。云南东川一地，矿厂工人就有几十万人。贵州的铅矿、云南的铜矿，支撑了清代货币金融运转上百年。
这些移民跟当地人混居，慢慢就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原来的土司被"安插"到内地——说好听点是迁徙安置，说难听点就是流放监控。原住民有的被编入里甲成为编户齐民，有的逃进更深的山里，有的被迫改变生活方式。
文化同化是第三步，也是最慢的一步。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湘西开始改土归流，朝廷一边驻军，一边在当地推广儒学。设书院、办义学，给少数民族子弟科举名额优惠，同时颁令禁止某些宗教祭祀和"落后"风俗。
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同样伴随着"儒化"过程。朝廷在改流地区建孔庙、树牌坊、刻印表彰"节妇孝子"，用这套价值体系重新塑造当地社会。
但这个过程渗透得很慢。直到清朝末年，很多改流地区的老百姓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只是头顶上多了个流官，收税的时候把银子交给官府而不是土司。
所以"统一"这件事，从来不是地图上画条线那么简单。当地土司的政治权力被彻底剥夺，有些人被杀掉，有些人被迁走；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被打散，土目、头人这些中间层或者消失，或者被收编；普通百姓从土司的"子民"变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赋税可能更重，也可能更轻，取决于新官是不是贪；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改变了当地人口构成，原住民有的被同化，有的被边缘化；几代人之后，那片地方的语言、习俗、信仰也就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一过程，可能得持续了几百年。
时间，才是最有力量的历史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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