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永乐）

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永乐）

（作者：王连升）

摘要：明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载，开创“永乐盛世”，其治国方略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责任治理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本文以现代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分析框架，重新审视朱棣的治国实践。研究发现，朱棣在民生保障层面推行“斯民小康”的民生责任，在文化传承层面通过《永乐大典》践行文化责任，在边疆治理层面实施“德威兼施”的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在制度创新层面构建内阁与监察体系以提升治理效能，在生态保护层面延续明初的资源永续理念。然而，其统治亦存在深刻的“可持续性悖论”——五征漠北、遣使西洋、营建北京等宏大工程虽具长远战略眼光，却在短期内造成沉重的民众负担与财政压力。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与“民力不堪，国库空虚”的张力，恰是前现代时期社会责任治理的核心困境。对朱棣治国实践的批判性审视，可为理解传统中国治理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接榫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明成祖；社会责任治理；可持续发展；永乐盛世；历史评价

Abstract: Zhu Di, the founder of the Ming Dynasty, reigned for 22 years and created the "Yongle Prosperous Era". His governance strategy contained rich concept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wareness. This article takes modern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re-examine Zhu Di's governance practic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Zhu Di implemen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for the people" in terms of ensuring people's livelihoods, fulfilled cultur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in term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mplemented a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oth virtue and virtue" in border governance, constructed an internal cabine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continued the concept of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from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term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profound "sustainability paradox" in its rule - although grand projects such as the Five Expeditions to the North, the dispatch of envoys to the W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have long-term strategic vision, they have caused heavy public burdens and financial pressures in the short term. The tension between "achievements in the present and benefit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resources and empty national treasury" is precisely the core dilemma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in the pre modern era.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Zhu Di's governance practices can provide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governance wisdom and moder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s.

Keywords: Ming Chengzu;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ongle prosperous era; historical evaluation

一、引言：历史评价的现代转向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明成祖朱棣（1360-1424）无疑是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一方面，他以“靖难”之名从侄儿手中夺取帝位，以铁血手段清洗建文忠臣，其统治合法性始终笼罩在道德阴影之下；另一方面，他在位期间五征漠北、七下西洋、迁都北京、修纂《大典》，将明王朝推向空前的强盛巅峰，清代官修《明史》称其“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传统史学的评价多在“功”与“过”、“道德”与“功业”之间摇摆，难以超越王朝兴衰与个人品德的二元框架。

当代管理学与社会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历史人物的新视角。“社会责任治理”（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强调权力主体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照与责任担当，“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关注当代需求与未来福祉的平衡。这两个源自现代企业的概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可成为分析传统治国理政的有力工具——任何负责任的统治者，都必须在满足当下民众基本需求的同时，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必须在追求宏大目标时，考量社会承受能力与代际公平。

本文尝试以这一现代视角，重读明成祖朱棣的治国实践，探究其如何理解并履行对民众、对文化、对边疆、对未来的多重责任，又如何在其宏大抱负与民众负担之间陷入深刻的“可持续性悖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价朱棣的历史地位，更可为思考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发展理念的接榫提供有益镜鉴。

二、民生之本：经济复苏与“斯民小康”的民生责任

朱棣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片饱经战乱的土地。靖难之役历时四年，“淮河以北土地大片荒芜，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作为深谙民间疾苦的统治者——其早年生活经历使他不同于深宫成长的后继之君——朱棣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民生的举措，展现出对民生责任的清醒认知。

（一）招抚流民与减免赋税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即派遣大批官员分赴各地，“招抚流民，开垦荒地”，宣布“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新垦田地，停征其税”。这一政策延续了明太祖“与民休息”的思路，通过减免赋税、承认垦荒者土地权益，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从社会责任治理的角度看，这体现了对“民生底线”的守护——在战乱之后，首要责任是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

（二）以身作则的节俭理念

朱棣的节俭不仅是个人品德，更是一种治理符号。据载，他的衬衣“袖子破了还继续穿”，一次在右顺门议事，破袖屡屡外露，身边大臣大加赞颂，他却说：“我不是没有新衣，就是一天换十次也有。自念应当惜福，所以衣服洗过多次还穿。”并追忆太祖与马皇后的节俭教导，“先皇的教导我不敢忘记”。这种身体力行的节俭，传递的是对民力的珍视——正如他惩罚糟蹋粮食的太监时所斥责的：“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在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中，这正是一种“资源节约”意识的朴素表达。

（三）水利兴修与漕运疏通

朱棣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体现了他对长远发展的考量。永乐九年（1411年），他下令疏浚会通河，开通漕运，使南粮北运的能力大幅提升，“一年的漕运能力由不过五十万石提高到五百余万石”。这一工程不仅保障了迁都后的北京粮食供应，更构建了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其效益延续至明清两代。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这是对“代际福祉”的投资——短期内耗费大量民力，长期看却为国家奠定了基础性的资源调配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朱棣的民生举措并非孤立的善政，而是形成了系统性的治理框架。“斯民小康”被明确为致治纲领，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的“民生责任承诺”。在永乐朝，农业恢复、赋税调节、基础设施建设相互支撑，形成了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为“永乐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文教之兴：《永乐大典》与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经济民生是治国的基础，那么文化传承则是维系文明命脉的深远责任。朱棣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主持编纂了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

（一）超越政治功利的文化视野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机，传统史家多归于“靖难之变”后的政治考量——将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可以使他们钳口不言，无暇多问政事”。这固然是事实，但若仅止于此，则低估了朱棣的文化视野。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朱棣“还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远迈汉、唐’的高峰”，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巨制来标榜盛世。这种追求，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控制，内含着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

（二）文化整合的系统性工程

《大典》的编纂，是对先秦以来中华典籍的第一次系统性整理。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类文献七八千种。这一工程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并非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体现着“以文化人”的治理理念。从社会责任视角看，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传承责任”——通过系统性整理，将前代积累的知识财富传递给后世。

更具深意的是，《大典》的编纂包含着明确的价值选择。朱棣并非无所不包地收录所有典籍——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专诋周、程、张、朱之学”的图书，“不仅人被杖谴，书也被焚毁”；建文朝的奏议文章，“有关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这种选择，固然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但也体现了文化传承中的价值导向问题——任何文化整理都必然伴随着选择与诠释，这正是文化责任的内在要求。

（三）文化责任的深远影响

《永乐大典》的编纂，使大量濒临失传的典籍得以保存。尽管正本在明末已下落不明，副本也在近代战乱中散佚殆尽，但存世的残卷仍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更重要的是，这一工程确立了明代“文治”的传统，影响了其后《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的编纂。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这是对文化资源的“代际传递”——朱棣以当时的国家力量，为后世保存了理解前代文明的钥匙。

梁启超称朱棣为“绝世英主”，其“绝世”之处，正在于他兼具武功与文治的视野。如果说五征漠北是开拓现实疆域，那么《大典》的编纂则是开拓文化疆域——二者共同构成了他理解的国家责任。

四、边疆之固：民族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早期探索

朱棣对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展现出超越前代的战略眼光。他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制度建设，可以视为一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早期探索，体现着对国土长治久安的责任意识。

（一）东北：奴儿干都司的设立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下诏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的特林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至斡难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越海直至苦夷（今库页岛）的大片地区”。都司之下，设有130多个卫所，派有官吏、驻有军队，负责征收贡赋、管理军民。这并非名义上的羁縻，而是实际的行政管理——明廷开通了从奴儿干直达北京的驿站线，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巡视，并立永宁寺碑记述建置经过。这种制度安排，有效整合了东北边疆，使女真、吉列迷、苦夷等民族纳入统一治理体系。

（二）西北：哈密卫与关西七卫

在西北，朱棣于永乐四年（1406年）设立哈密卫，以当地首领忠顺王统辖，派汉人协助理政。随后又建立赤斤蒙古、沙州等羁縻卫所，与洪武年间设立的安定、曲先等卫合称“关西七卫”。这一系列设置，“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贵族的侵扰，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朱棣派李达、陈诚等出使西域各地，“促进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治理触角延伸至更广阔的区域。

（三）西南：贵州建省与改土归流的前奏

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思南、思州土司互相仇杀，朱棣在平定战乱后，乘机“铲除这两个土司的势力，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下辖四府八州，直接归属中央政府管辖”。这是西南地区首次建立省级行政机构，开启了“改土归流”的先声。在此之前，西南多由土司“因俗而治”，贵州建省标志着中央直接管辖的深化，对于整合西南、稳定边疆具有深远意义。

（四）德威兼施：边疆治理的核心理念

朱棣对蒙古的策略，集中体现了他“德威兼施”的治理理念。面对鞑靼和瓦剌，他一面积极防御、五次亲征，沉重打击侵扰势力；一面遣使招抚、敕封首领——瓦剌三部首领分别被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鞑靼知院阿鲁台称臣后被封为和宁王。这种“战”与“和”的交替，并非简单的权谋，而是试图构建稳定的边疆秩序，使北部边境获得长久安宁。

从社会责任治理角度看，朱棣的边疆举措体现了三重责任：其一，对边疆民众的责任——通过设立行政机构、维护区域稳定，保障边疆民众的基本安全；其二，对国家的责任——通过整合边疆、划定疆域，奠定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基础；其三，对后代的责任——这些制度安排大多延续至明末，成为明朝治理边疆的基本框架。商传先生评价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数以百计的帝王之中，他不愧是一位佼佼者”，其边疆治理的成就无疑是重要依据。

五、制度之新：内阁、监察与治理效能的提升

任何负责任的治理，都需要有效的制度载体。朱棣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于内阁制度的形成与监察体系的完善，这可以视为对“治理效能责任”的履行。

（一）内阁制度的创立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朱棣即位后，从翰林院中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既充当顾问，又参预机务，即平驳章奏，‘阁臣之预务自此始’，内阁制度正式建立”。这些阁臣品秩不过五品，却能够“与皇帝进行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

这一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决策效能的优化——通过引入专业人才协助处理政务，既减轻了皇帝的决策负担，又提高了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内阁逐渐成为皇帝与官僚系统之间的桥梁，使政令下达与信息上通更加顺畅。从现代治理视角看，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提升整体治理效能。

（二）监察体系的强化

朱棣在监察方面的举措，后世评价褒贬不一。他在锦衣卫之外，添设由宦官统领的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并恢复洪武末年已废除的锦衣卫‘诏狱’”。这一体系固然强化了对臣民的监视，打击了政敌，但也开启了宦官干政的祸端。

然而，若从治理效能的角度审视，朱棣的意图并非单纯的恐怖统治。明朝疆域辽阔、事务繁杂，传统的监察体系难以有效覆盖。厂卫的设立，某种程度上是对监察缺口的填补——尽管方式极端，却反映出朱棣对“信息对称”与“权力监督”的重视。他与夏原吉的关系可为佐证：夏原吉主持户部期间，“奏请裁减冗员，平均赋役，严格执行盐法、钱钞等制度，以便商民”，“有关户口、库存、田赋盈亏数据等，他都心中有数，每当成祖询问，总能对答如流”；即使夏原吉因直言进谏被囚禁抄家，抄家时“家除布衣、陶器等日常用品外，别无它物”，朱棣临终前也悔悟“夏原吉爱我”。这种对清廉能臣的最终认可，折射出朱棣对“治理能力”的内在尊重。

（三）治理效能的双重遗产

朱棣的制度创新，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一方面，内阁制度成为明清两代的基本政治架构，影响了中国政治五百余年；另一方面，厂卫制度开启了特务政治的恶例，为后世宦官专权埋下隐患。从社会责任治理角度看，这提醒我们：制度设计需要在“效能”与“制衡”之间寻求平衡。朱棣过度追求治理效能而忽视权力制衡，最终使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损害。

六、环境之思：生态保护与资源永续的朴素意识

明初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是现代学者较少着墨却值得重视的领域。朱棣继承了朱元璋时期的生态保护政策，在都城营建、资源管理等方面展现出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一）都城建筑的生态观

朱棣营建北京紫禁城时，“基本上依照了中都皇城和南京的设计架构”，而这两座都城的设计，都体现了“山环水抱，山清水秀”的生态观。紫禁城“苍绿的松柏，蓝色的琉璃瓦，金色的宫顶，与碧波荡漾的护城河水色天光，组合成故宫生态建筑古典美的壮丽画卷”。这种“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追求的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美学责任”。

（二）资源保护的制度延续

明朝继承了元代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度。洪武年间，朱元璋曾颁布禁令：“冬春之交，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并对珍稀动物采捕加以限制。虽然搜索结果中缺乏朱棣时期的具体生态政令，但从制度延续性看，永乐朝当是沿袭了这些规定。明代还设有工部虞衡清吏司，“掌管天下‘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出台了关于休渔和休牧的禁令”，从机构层面维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植树造林与资源管理

朱元璋时期曾大力推行植树造林，“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以桑枣“随地所宜植之”，并免征新植桑枣的赋税。据1395年统计，“湖广所属州县种植林果总数达8000多万株，全国约合10亿株”。这种大规模植树，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提供了经济资源。永乐时期延续了这种政策导向，对边疆林木也加以保护，明朝中期仍“禁止军民砍伐贩卖林木，违者发配充军”，以维护边境的天然林网屏障。

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这些举措体现了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朴素认知。尽管古人尚未形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但他们通过实践认识到：无节制地索取资源，终将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朱棣惩治糟蹋粮食的太监时所言“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正是这种资源珍视意识的体现。

七、盛世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治理的代价与局限

朱棣的治国实践成就斐然，但若以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全面审视，其统治亦存在深刻的矛盾与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关乎个人决策，更折射出前现代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一）宏大工程的民生代价

朱棣在位期间的大动作——五征漠北、六下西洋、迁都北京、营建宫殿、南征安南——每一项都需要巨额投入。正如黄仁宇所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负担增加，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这一壮举“虽然代价很大，而且取得的经济利益很难估价”，更多的是政治宣示而非经济回报。五征漠北中，后三次“皆无功而返”，却同样耗费惊人。夏原吉曾直言进谏，劝阻北征，却被囚禁抄家。直到朱棣病逝榆木川前，才悔悟“夏原吉爱我”。这种“悔不纳忠言”的临终感悟，恰是对其过度扩张的曲折反思。

从社会责任治理角度看，这涉及“当代需求”与“长远目标”的平衡问题。朱棣的诸多举措确有长远战略眼光——迁都北京使明朝更好地控御北方，下西洋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大典》保存了文化典籍——但这些收益多由后代分享，代价却主要由当代民众承担。当负担超出民众承受能力时，所谓“盛世”便可能掩盖着民力的透支。

（二）政治清洗的道德成本

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手段，是其统治中最受诟病的一面。方孝孺被“诛十族”，景清被“瓜蔓抄”，黄子澄、齐泰家族遭遇悲惨。鲁迅读史至此，曾感慨“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这种残酷，固然有其政治逻辑——新朝初立，旧臣不服，必须以铁腕震慑——但手段之酷烈，远超“必要的政治成本”所能辩护。

从社会责任治理的视角看，这涉及“治理手段的正当性”问题。负责任的治理不仅要追求好的结果，还要追问手段是否合乎基本人道。朱棣对建文忠臣的清洗，服务于巩固统治的现实需要，却以践踏生命尊严为代价，这种治理模式的道德成本不可忽视。

（三）制度设计的权力失衡

如前所述，朱棣强化厂卫体系，虽然短期内提升了监控效能，却为后世宦官专权埋下祸根。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其权势无不植根于永乐朝开启的宦官政治。朱棣或许预料不到这种后果，但制度设计的权力失衡，终将在代际传递中放大其负面效应。

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这提醒我们：制度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其当下的治理效能，还取决于其权力制衡机制。过度追求短期效能而牺牲制度的内在平衡，终将损害其长远生命力。

（八）可持续性悖论：对朱棣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反思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炼出朱棣治理模式的核心矛盾——“可持续性悖论”：他的一系列治国举措，本意是为国家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可持续性的目标），却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过度征发民力、透支财政）来追求这些目标。这种“目的与手段的背离”，是前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困境，在朱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结构的根本局限。在缺乏民众参与、权力制衡、科学评估机制的条件下，国家的长远利益完全由君主一人裁断。当君主雄心勃勃时，几乎没有制度力量能够有效制约其过度扩张——夏原吉的进谏换来的是囚禁抄家，便是明证。直到朱棣临终前，才意识到夏原吉的忠诚，但这种“事后追悔”无法弥补已经付出的代价。

商传先生指出朱棣“这个人并不完美：夺位、多病、好大喜功，甚至还可以说十分残酷”。“好大喜功”四字，正点出了这种治理模式的本质——追求宏大目标而忽视现实条件，重视长远蓝图而轻视当下民生。梁启超称其为“绝世英主”，“绝世”之处正在于其视野与魄力超越常人，但这种“超越”同样意味着对常人承受能力的忽略。

八、结语：社会责任治理的历史镜鉴

明成祖朱棣的治国实践，为我们思考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他既是一位深具责任意识的君主——对民生疾苦有所体察，对文化传承有所担当，对边疆稳定有所作为，对制度效能有所追求，对生态环境有所关注；又是一位陷入“可持续性悖论”的统治者——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追求可持续的目标，用透支当下的手段投资未来。

这种复杂性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简单归类于“功”与“过”的二元框架。朱棣的“功”，在于他为国家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础——广阔的疆域、完善的制度、丰厚的文化、稳定的边疆，这些都惠及后代；朱棣的“过”，在于他为追求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民众的负担、道德的代价、制度的失衡，这些同样由同时代人和后代承担。若以社会责任治理的完整视野审视，两者都是评价中不可或缺的维度。

从现代视角看，朱棣的治理实践至少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社会责任治理需要平衡“当下”与“长远”。任何负责任的治理都必须兼顾当代民众的福祉与后代发展的基础，过度偏向任何一端，都将损害治理的可持续性。

其二，制度制衡是可持续治理的根本保障。朱棣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导致其个人雄心的过度扩张。现代治理必须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有效的监督体系和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防止“好大喜功”的冲动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其三，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是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棣在这两方面的实践，体现了超越“经济理性”的治理视野——真正的负责任治理，不仅要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还要关注文化命脉的延续和生态环境的永续。

其四，治理手段的正当性不容忽视。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残酷，提醒我们：负责任的治理不仅追求好的结果，还必须追问手段是否合乎人道与正义。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他留下的，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的大明帝国，也是一份沉重的民生负担和有待后世消化的治理遗产。其后的仁宣之治，正是通过收缩扩张步伐、休养生息，才真正实现了永乐盛世的成果转化。这种“扩张-收缩-消化”的周期，恰是传统中国治理模式的常态。而对今人而言，朱棣的治国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在于追求一时一世的极致辉煌，而在于构建能够代际传承的治理体系——既有远见卓识，又具现实关怀；既能开拓进取，又可自我约束。这或许是以社会责任治理视角审视朱棣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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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连升，研究员，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同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同时，兼任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证券日报特约专家，北京ESG研究院顾问，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等。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414,564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发表各种研究论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