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有某种敏感在闪烁着无色的幽光｜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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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登师父生前曾答应结古寺的仁波切，绘制一幅巨型唐卡《释迦牟尼》，一直没能完成便圆寂。少年玛多决定独自实现这一遗愿，却也由此踏上一段跨越亲情与信仰的命运之旅，透过一幅十三年未完成的唐卡，一句几经改写的祝祷，少年多次开启亲人的生死之门。

小说试图透过绘画艺术探寻精神世界。作者运用大量笔墨描写唐卡绘制的过程，比如，随着太阳不同角度的折射，从材料到人都折射出微妙的色彩——“我重新拿起第一支削得很细的铅笔，开始画她的鼻、嘴、颧骨，光线果然变了……它像突然穿破云层的太阳照亮了她，赋予了她的五官和身体一种美，或者说某种意义。”全书围绕唐卡讲述生死故事，超越图像描绘，抵达了生命的核心。

本书作者戴思杰著有中文和法文长篇小说八部，其中《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曾被翻译为四十余种语言，由其本人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开幕影片，并获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由《唐卡画师》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在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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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韦恩斯坦性侵事件和全球反性骚扰运动将针对妇女的性暴力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同意（consent）这一被法学家、哲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频繁使用的概念，开始被作为探讨女男平等问题的关键——如今，同意已经成为划分好与坏、“正当的”性行为与强奸的完美标准。但在法国哲学家玛侬·加西亚看来，同意在当代话语中的核心地位其实建立在一系列误导性的直觉之上。“同意”发生性行为是什么意思？它能贯穿性行为的始终吗？性暴力的数据以及对伴侣中非同意行为对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同意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在书中，加西亚将性同意分为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法律问题（如何保证强奸、性侵以及性骚扰案件得到有效惩处？）、伦理问题（如何创造出不以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社会规范为基础的爱情和性关系？）和政治问题（如何与亲密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压迫和不平等状态作斗争？）。加西亚不忘提醒我们，对同意的分析并不是中性的，父权制的影响下，男性与女性并不是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性关系表达同意，对同意的讨论既是对女性的解放，也带来了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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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英语诗歌界，西尔维娅·普拉斯是“最负盛名且最具争议”的一位。出生于1932年的普拉斯8岁发表第一首诗，17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即将19岁时，她以“无神论的冷峻”，严厉剖析了自己的“自爱、嫉妒和骄傲”，并由此得出必须写作的结论：“写作能让我高傲的心智存活下去，就像面包对我的肉体一样必要。”普拉斯的作品有高度自觉的自传性，这使她一度被认为是“自白派”诗歌的核心人物。

日后，普拉斯因其作品中深刻的女性意识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不可绕过的文化符号——一个“自我中心”的“女性”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吗？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普拉斯被与伍尔夫、莱辛等女作家并列，她们都继承了19世纪女作家的一种写作传统，其模式之一就是“幻想出疯狂化分身，作为驯顺自我的反社会替代”。

本书选编了普拉斯1950-1962年的日记，唯一的读者是她自己。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更直观地看到她所经历的“清醒受难的灵魂拷问”，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内心有某种敏感在闪烁着无色的幽光。”阅读这些带着呼吸和疼痛的日记，就是沿着“无色的幽光”进入那个深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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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复现危机”正在席卷全球学术界。从心理学到医学、生物学、经济学，过往那些曾被写入教科书、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经典研究，竟然无法被重复验证。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科学界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状况？

在《被败坏的学术》一书中，作者斯图尔特·里奇向读者揭示了科学本身的深刻堕落，及其背后的系统性问题。具体而言，里奇列举了造假（Fraud）、偏见（Bias）、疏忽（Negligence）、炒作（Hype）这四个核心维度，并进一步指出，问题不在于科学方法本身——科学方法仍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佳工具——而在于当前“不发表，就出局”的科研体系，那些严谨、缓慢、可能得出“无趣”结果的研究被边缘化，而“引人注目”的结果被过度生产。

在最后，里奇还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研究预注册、鼓励复现研究、开放科学与数据共享、改进同行评议、引入专业统计审查……这些被称为“开放科学”运动的实践，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科研的底层逻辑。科学并非总能自动纠错，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让它变得更具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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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决定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标记。她在姓名首字母下方写着A.M.P.，周围环绕像盘曲的蛇的字母S——A.M.P.代表“我所有微不足道的”，大写字母S代表“悲伤”。艾尔弗是家庭中特殊的一个，她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家，却也深深受到抑郁的困扰。在妹妹尤丽看来，她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好尽自己所能陪在姐姐身边。

这本书是关于亲人之间彼此理解的尝试——如何面对亲人想死时的复杂情绪？我们能否允许所爱的人受苦？爱的极限和边界在哪里？在一次对话中，姐姐借弹钢琴的例子，向尤丽透露了自己的感受：“你要将生命的暴力和痛苦注入每一个音符，让它积累，再积累，直到你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回到哪怕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的温柔，还是带着真相、暴力、痛苦和悲剧继续前行，直至最后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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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石器时代至今，黄河及其流域与人类社会一直处于相互影响和塑造之中，但另一方面，黄河的空间形态从未完全与人类地理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相吻合，这使它的故事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辐射向气候变化、全球风带和远洋洋流。如何认识、理解黄河的全貌？

本书作者马瑞诗（Ruth Mostern）试图穿越三千年的历史，揭示人类与黄河沿岸不同生态系统——草原、河岸林、湿地、沙漠——之间的漫长关系。具体在方法上，马瑞诗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黄河历史地图，将其跨越三千年的环境变迁可视化呈现出来，并首次将泥沙而非水流本身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追踪黄土高原侵蚀与下游洪灾之间的历史因果链条。透过这本书，我们读到的是人类为驯服黄河、治理其流经之土地所经历的漫长而悲壮的拉锯过程。

本书曾获2023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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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人们通常对计算机存在一种固有想象：一台在语言上中立、一视同仁、开放包容的机器。实际上，计算机最初具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性”，它如今的普遍适用正是由中文输入法发明家、中文计算机改装者推动的。在这本《中文打字机》的续作中，作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进一步追溯了诞生于二战后的汉字数字化技术，及其发展至今的历程。

作为世界上最慢的书写系统之一，中文在计算机时代突然赶上甚至超越了其他文字的书写速度，这是为什么？墨磊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中文计算机的发展，已然改变了书写的本质——与西方的字母输入相比，在中文计算机领域，永远都是“所打非所得”，这背后依赖的是语料库的编码、解码和预测。在这里，墨磊宁进一步提出新的思考：当“预测”能力超过了可预测内容的产生速度时，会发生什么？底层书写能否开始提示作者未曾想到的词语或段落——从反馈转变为“前馈”——从而超越意图的速度？在最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此类技术的雏形已经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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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自然文学创作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迎来繁荣局面，尤其是“新自然文学”这一流派——比如近年受到大量关注的罗伯特·麦克法伦。《格兰塔》主编詹森·考利指出，当代创作者对大自然不再仅限于热烈赞美、沉迷其中，而是注重田野现场的细致观察，着力探究自然与文化的错综关系，反思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新自然文学”流派中，凯瑟琳·杰米是唯一一位诗人。她的诗歌常将感性和哲思寄予天地万物，将女性的生命经验、个体回忆与对文化和自然、存在和归属的思考相结合。《去岛屿》是其首部引进中文世界的自然随笔，曾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称为“自然、文化和旅行交汇处的写作”。在书中，杰米游走于苏格兰、北极、挪威等地的海岛，并随着感性发散记录下自己的思考与感受，海水“滞重而诡异的绿色”召唤出儿时母亲手里一块橡胶垫的“羞耻”记忆，也想象极光在舌尖上嘶嘶作响，尝起来会是薄荷奶油味。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读到的是一种“扩展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