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青年兴则行业兴，人才强则规划强。2022年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首次承接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历经三年精心培育，成功打造交叉学科青年人才培养规划样板。在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学会推出四位青年人才的成长故事——李晓君、刘于琪、杨天人、郑屹，他们是第八届青托工程的入选者，也是学会首批托举的青年规划科技工作者。
本文字数：406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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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夏天，我收到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通知，入选第八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彼时，我刚入职香港大学不到两年，正处在青年教师最容易产生困惑的阶段：一方面，希望尽快在国际学术界建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声誉；另一方面，又不断感受到中国城市快速转型中的真实问题，期待自己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论文和模型中，而是能够被规划实践真正看见、理解和使用。两个目标看似都正确，却常常在日常工作中彼此拉扯。
青托工程的到来，恰好为我架起了一座连接两端的桥梁。三年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组织的年会、青年学者沙龙、专题研讨和导师交流，持续为我创造了与规划一线对话的机会。与资深规划师、政策制定者和前辈学者的交流让我逐渐意识到，好的学术问题并不一定远离实践现场；相反，许多真正重要的问题，往往就产生于城市治理和规划决策最复杂、最迫切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聚焦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城市空间行为计算，即利用多源数据和计算模型，理解城市中的人如何选择居住地、如何通勤、如何使用公共服务和城市空间。它既是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如何以青年学者的身份探索规划科学前沿，并让这些探索转化为规划学科更广阔的工程价值与社会影响，成为我在青托三年里反复思考的主线。
一
走进真实场景：在产学研政合作中找到研究的落点
青托期间，我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开始主动走出高校和论文写作的舒适区，尝试把研究放到真实的规划场景中检验。
第一个重要转折，来自一次产学研合作的机会。2024年初，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青托导师团队的支持与推动下，我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百度地图慧眼团队共同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通勤监测研究。坦率地说，行业报告并不在我原本的科研计划之中。它不像期刊论文那样有清晰的发表路径，也很难被简单归入高校考核中的“科研成果”。但我隐约意识到，这也许正是一次让研究走向真实城市问题的机会。
于是，我和团队将多年积累的人口合成、行为建模和空间计算方法，应用到千万级别的大湾区工作人口和通勤数据之中，尝试从跨城通勤、职住错配、中心体系和区域协同等角度，为大湾区空间治理提供更精细的诊断依据。报告发布后，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学术研究并不只能存在于期刊中的公式、图表和模型里，它也可以成为政府部门、专业规划机构和城市管理者案头可用的决策参考。
这次探索为我打开了产学研政协同的视角。此后，我们陆续承接了一系列面向真实规划需求的研究项目：受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委托，开发多尺度城市空间计算模型；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联合开发城市更新大数据诊断与智能模拟关键技术；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通过大规模社会感知支撑元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区城市设计；受全国人大代表霍启刚先生委托，开展香港文体设施利用效率评估研究。
这些合作让我逐渐理解，规划学科的生命力并不只来自理论创新，也来自它持续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很幸运的是，这些产学研政合作逐渐开花结果，相关项目先后获得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国际规划卓越奖”、广东省（金粤）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认可。对我而言，这些奖励不仅是对具体项目的肯定，更是对“把学术方法带入真实规划场景”这一探索方向的鼓励。
二
走向国际舞台：用中国城市案例参与全球对话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我的研究逐步走向国际城市议题的舞台。
这一过程同样得益于青托导师和学会平台的支持。2024年，联合国人居署邀请我为“全球城市讲堂”（Global Urban Lectures）录制一期关于城市通勤行为与空间治理的公开课。这一系列面向全球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和研究者，过去曾邀请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国际知名学者参与。对我来说，这既是荣幸，也是挑战。因为这并不是把一个项目用英语表述那么简单，而是要重新思考：如何把一个扎根深圳、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故事，转化为全球听众都能理解、也能产生共鸣的科学叙事？
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中国高密度城市的通勤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为什么职住关系、就业中心、跨城流动和公共服务配置，不只是中国城市的问题，也是全球城市共同面对的治理挑战？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不仅是研究对象，也可以成为贡献全球城市知识的重要来源。
这一次尝试，也打开了通向国际学术与政策网络的路径。其后，我们的研究案例被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相关立场文件，相关项目获得UNESCO“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支持。今年，我又被遴选为《UNESCO Science Report》相关章节的主笔作者，参与面向全球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写作。近期，我也十分有幸正式加入了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学术委员会，与来自全球的同行共同参与规划学科国际议程的讨论与建设。
回头看，这些国际机会并非一开始就被精心规划出来。它们更像是青托期间一系列积累的自然延伸：当研究扎根真实问题，当中国城市案例能够被清晰地解释、被严谨地建模、被开放地分享，它就有机会成为国际对话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青年规划学者不仅要学习国际前沿，也应当努力把中国城市实践中的科学问题、方法经验和治理智慧带向世界。
三
回望学术本源：在跨界探索中凝练科学问题
一开始，我也曾担心，投入大量精力做行业报告、产学研合作和国际传播，会不会分散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三年走下来，我的体会恰恰相反：这些看似不完全属于传统学术考核的努力，反而不断把我推回更根本的科学问题。
来自规划一线的复杂问题，倒逼我们改进模型。真实城市中，人的空间行为并不是抽象的模型变量，而是与产业结构、住房供给、交通系统、公共服务和治理机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规划师真正需要的，也不只是一个“预测结果”，而是能够解释问题来源、识别干预靶点、评估政策效果的方法体系。这些实践反馈，推动我进一步凝练“城市空间行为计算”的研究框架，从行为表征、机制建模到诊断优化，探索面向高密度复杂城市的计算规划方法。
国际传播同样给了我新的启发。面对全球听众时，研究不能只讲技术细节，更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这个方法能够改变什么”、“中国城市案例能够贡献什么”。这种不断转换叙事对象和表达方式的过程，帮助我重新审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学科价值。
很荣幸，在青托期间，我的相关研究和学术发展也获得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科技奖”、国际中国规划学会“青年学者奖”、香港大学“杰出青年研究学者奖”和“新晋教员教学奖”等认可。这些荣誉让我更加坚定：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成长，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单一赛道里，而是在科学研究中回应真实问题，在规划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在国际交流中拓展学科视野，逐步形成学术、实践与传播相互支撑的成长路径。
在托举中成长，在热爱中前行
回顾这三年，我最深的感受是：青托工程给予青年学者的，不只是一笔科研经费，更是一张网络、一种信任和一个不断被打开的舞台。科研经费支持让我能够聘请科研助理、开展数据采集和方法研发；导师制和学会平台，则让我这样一名青年教师更快接入中国城市规划学界的核心脉络。
在此，我由衷感谢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培养与支持，感谢责任导师郑德高院长，以及吴志强院士、叶嘉安院士、赵鹏军教授等联合指导导师在学术方向、实践转化和国际交流方面给予的悉心指导。各位导师在我最需要方向感的阶段给予的点拨与提携，是我职业生涯中十分珍贵的财富。也正是在学会平台和各位导师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把个人研究放到更大的学科发展、国家需求和全球议题中去思考。
如果说这段经历有什么可以与同龄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我想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不要把“做好研究”和“服务实践”对立起来。最好的学术问题，往往就藏在真实的规划困境里。只有当研究真正回应城市发展中的难题，它的科学价值、实践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才会被同时激发出来。
第二，要敢于走出舒适区。青年人的优势，正在于还有不断尝试、不断学习、不断调整方向的勇气。我庆幸当初接下了那份“不算传统学术成果”的通勤报告，也庆幸接受了面向全球录制公开课的挑战。许多成长，并不是发生在我们最擅长、最有把握的事情上，而是发生在那些我们愿意尝试、也愿意承担不确定性的时刻。
规划是一门关乎人、空间与未来的学科。它的吸引力，在于既需要严谨的科学方法，也需要对城市生活的真切关怀；既面向复杂系统，也回应日常生活。作为青年规划学者，我希望继续保持这份朝气、好奇心和责任感，敢闯、敢试，也敢于在失败中继续前行，把研究做得更扎实一点，把规划学科向前推动一点，把中国城市的实践经验讲给世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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