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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谭嗣同全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清史稿》、《谭嗣同年谱》（郑大华编著）、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忠烈才女耀千秋——谭嗣同夫人李闰传奇》
1898年9月28日，秋分刚过，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
这一天的天空，乌云压城，雾霾笼罩，连光都是灰的。
这里是清朝的法场，一年四季杀人不断，围观的百姓早见惯了。
可这一天来的人，比平时多出不止一倍，从刑场往外，密密麻麻的人头挤到了街边屋顶上，挤到了周围的墙头上，一个个脖子伸得老长，往里张望。
六个人被押了进来。
穿的是读书人的衣裳，走路时不乱步，没有一个哭喊，没有一个往外冲，也没有一个两腿打软。
其中有一个，三十三岁，湖南浏阳人，面容清俊，腰杆笔直，进了刑场之后，神情就没有乱过。
他叫谭嗣同，字复生。
"复生"这两个字，是他父亲谭继洵取的。谭嗣同11岁那年，北京爆发白喉疫情，传染性极烈。
谭家中招，母亲徐五缘、大哥谭嗣贻、二姐谭嗣淑接连病逝，谭嗣同也没能幸免，昏迷三天三夜，四周的人都觉得这孩子活不成了。
他却在第三天醒了过来，父亲长舒一口气，给他取字"复生"——从死里复生之意，往后这孩子命大。
这个字，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隐喻。
他11岁时从白喉里死里逃生，33岁时从容赴死。前者是造化使然，后者是他自己选的。
六君子就义的顺序，有据可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谭嗣同排第五。
他站在那里，看着前四个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去，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脸上的神色，据旁观者事后的描述，从始至终都是那副表情——淡然，甚至有几分轻松。
行刑的刀是钝的，砍了三十余刀，方才气绝。血流甚多，热气腾腾，旁观者无不骇然。
行刑结束不久，天上落下雨来。围观的百姓悄声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在为六君子哭泣。
谭嗣同在刑部大牢关押的那三天里，一名老狱卒记下了他的举止："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他就是这样，用地上的煤渣，在墙壁上刻下了那四句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就这样，一个三十三岁的湖南人，在一个雨后的秋日清晨，走入了历史。
他以为，他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他把文稿托付了可靠的人，把书信写完了，家里有李闰撑着，那是他最信任的人，一切都安排好了，往后的日子，总是能过下去的。
他不知道的是，那把砍了三十余刀的钝刀落下去的那一刻，才是这个家最漫长的苦难，真正开始的地方……
【一】从顺天府到菜市口：一个湖南人的三十三年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但出生在北京。
1865年3月10日，他生于顺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父亲谭继洵在朝廷任职，辗转于户部、甘肃、湖北等地，一家人跟着他住，谭嗣同的童年和少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地官署里度过的，真正在湖南老家生活的时间，屈指可数。
这反而给了他一个别的孩子少有的眼界。
他跟着父亲走过很多地方，在西北看过黄沙漫天，在湖南走过山野水乡，也曾踏上台湾那片土地，见过那里的山海和底层百姓的生活。
他在浏阳拜当地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攻读经史诗文；与同乡唐才常少年时便结为刎颈之交，两人一起谈天下事，谈得意气风发；他好武术、好骑马、好弓箭，自称"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是个既能提笔写文章、又闲不住的湖南人。
他11岁那一年，人生里来了第一道大坎。
1876年，北京爆发白喉疫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无药可医，传染性极烈，一旦染上，几乎九死一生。
谭家很快中招——母亲徐五缘最先发病，大哥谭嗣贻紧接着，二姐谭嗣淑也没能幸免，三人相继离世，家里一下子空了大半。
谭嗣同没有幸免，同样染病，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旁边所有人都觉得这孩子活不成了。
他却在第三天睁开了眼。
父亲谭继洵捱到那一刻，终于长舒一口气，给他取字"复生"，从死里复生之意。
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在他后来的性格里留下了印记：他比同龄人更不怕死，也比同龄人更懂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觉得值当的地方。
1883年，谭嗣同18岁，在湖北汉阳的湖广道署，与李闰完婚。
李闰是长沙望城人，父亲李篁仙与谭继洵是多年同僚兼好友，两家关系深厚，婚事定得很早。
李闰自幼读书，通诗文，性情沉稳，嫁过来之后把家里照料得妥妥帖帖。
谭嗣同婚后依然常年在外游历或公干，两人聚少离多，全靠书信往来，这种状态维系了整整十五年，感情却从未疏远。
他们之间互通的诗词和书信，留存至今的就有大量，字里行间，都是那种经得住时间的情意。
1898年就义之前，谭嗣同专程写诗赠给李闰，其中有一句："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十五年里，他在外面奔走，家里全靠她；他把这句话写进诗里，是感谢，是愧疚，也是告别。
1889年，谭嗣同在甘肃兰州任职，李闰随行，在那里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取名谭传铎，小名兰生。
这孩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1890年前后，谭传铎病殇，甚至没能过完第一个生日。
此后谭嗣同与李闰再未生育，他坚持不纳妾，以自身践行一夫一妻的主张。
失去那个孩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在文章里几乎从不正面提及，只是从那以后，他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倾注到著述和社会变革里。
他写了《仁学》，把儒家的"仁"与西方传来的若干思想融合在一起，试图探索出一条中国走出困境的路。
这本书后来被视为维新派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在当时的读书人圈子里广为流传。
他几次参加科举，皆未取中，便彻底搁置了仕途之路，转而全力投身维新事业。
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清廷与日本签下《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出去。
谭嗣同曾亲脚踏上台湾那片土地，见过那里的山海和百姓。
割让的消息传来，从他此后写下的文章里，那种痛是压不住的。
从那时起，他在湖南大力推行维新——创办时务学堂，主办《湘报》，联合同仁成立南学会，把维新思想大规模地往下传。
据梁启超后来的记述，谭嗣同在湖南讲学时"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那是他人生里最蓬勃的一段时光，他以为，变法的春天，就快来了。
【二】一百零三天，和那把钝刀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史称"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实际上它只坚持了一百零三天。
谭嗣同这一年被征召入京，参与新政的具体推行工作。
那是他等了很久的机会，被召的消息传来，他和李闰道别，语气里按不住一种难得的兴奋。
这种机会，在他们这一代人里，也许就只有这一次。
变法的内容铺得极开：废除八股考试，兴办新式学堂，训练新式军队，改革税制，裁减冗员，奖励工商实业，推行铁路、矿务……每天都有新的政令颁布，参与其中的人忙得脚不沾地，蜡烛常常燃到天亮，桌上的文件堆了一层又一层，也没人去收拾，要紧的是把事情推下去。
谭嗣同给李闰写信，说这一次是真的看到了希望。
有一百零三天，所有人都觉得，中国真的要变了。
1898年9月18日夜，一件事悄悄地改变了这一切的走向。
那天夜里，谭嗣同只身前往法华寺，去见袁世凯，试图说服他出兵支持，杀荣禄，控制局面。他把变法派的谋划全盘托出，满腔热忱地等着对方的回应。
袁世凯听完，当面应允，暗地里却转头去找荣禄，把这一切和盘托出。
事情就这样败了，败得彻底，败得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光绪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维新派人士全面被通缉，相关政令悉数撤销，一夕之间，一切归零。
消息传来那天，所有参与变法的人几乎都懵了。
梁启超辗转躲进日本公使馆，在那里紧急联络出逃的船只，捎话给谭嗣同，说船已经备好，随时可以走。
谭嗣同去了日本公使馆，见了梁启超。
他把手头相关的文件和计划，悉数交给梁启超，嘱托他带走保存，然后说了那句后来被一代代人传诵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走了，谭嗣同没有走。
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把要紧的事情一件件处理完，把几封书信写好，然后等着。
9月25日，谭嗣同在北京被捕，押入刑部大牢。
在牢里，他意气自若，终日在牢房里来回踱步，捡起地上的煤渣在墙壁上写字。
狱卒问他写什么，他笑答"作诗耳"。就这样，他在白墙上刻下了那首后来人人皆知的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三天后，9月28日，与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五人，同赴宣武门外菜市口。
据记载，六君子被处斩之前，未经刑部任何审讯，直接押赴法场。
围观者多达万人，整条街上人挤着人，天色灰沉，秋风一阵一阵地掠过去。
刑部尚书赵舒翘曾奏曰"此等乱臣贼子，杀无赦，何必问供"——就是这样一句话，把六个人的命，给交代了。
行刑的刀，是一把钝刀。
谭嗣同排第五，亲眼看着前面四个人一个接一个倒下，轮到他，仍然是那副淡然的神情。
刽子手用那把钝刀，砍了三十余刀，方才气绝，血流极多，热气腾腾，旁观者无不骇然。
谭嗣同的曾孙谭训聪后来著文回忆："吾闻公殉国难时，流血最多，热气腾腾然。"六人之中，死得最烈的一个。
那把砍了三十余刀的钝刀落下来的时候，菜市口的天上，开始落雨。
【三】噩耗传回湖南那天
谭嗣同就义的消息，传回湖南浏阳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
李闰正在老宅里做事，有人进来报信，她听完，没有立刻哭出来，只是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在那里坐着，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说话。
然后她站起来，从她和谭嗣同共同居住了多年的那间卧室搬了出去，换了另一间房，从那以后再没回去过。
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号：臾生。
取自谭嗣同在狱中那首诗里的"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含悲忍辱，暂且苟活。
她对自己的定义，从那天开始，就是这两个字。
谭嗣同就义之后的那段时间，李闰处于一种极为危险的精神状态里。
噩耗传来不久，她一度跳江殉情，幸被家人及时发现，从水中拉了上来。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她渐渐清醒过来——公公谭继洵年迈，受牵连被解除一切职务，一无所靠；大哥、二哥都已不在，谭家上下，除了她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撑住大局了。
她得活着。必须活着。
李闰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谭嗣同留下的所有文稿、书信和诗作逐一整理，亲手誊抄，仔细存档。
谭嗣同的《仁学》，他写的文章和时论，他们之间往来的数百封书信，他在各地游历时留下的笔记——一张一张地捋，一字一字地抄，不丢一页，不漏一行。
1902年，她组织人手，将谭嗣同的文稿整理成册，供后人查阅。
这批文字，后来成了研究那段历史绕不开的重要史料。
她又把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改成了客栈，靠收租金贴补家用，在那个家境日渐衰落的年头里，把日子一天天地撑下去。
谭嗣同生前倡导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她便亲力亲为，在浏阳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主持育婴堂，收养弃婴，为贫苦家庭提供援助。
1901年，谭继洵在浏阳去世。
谭家的最后一根顶梁柱，倒了。
谭嗣同没有留下任何亲生骨血。他与李闰在1889年生下的儿子谭传铎（兰生），不到一岁便已夭折，比谭嗣同自己整整早走了九年。就义之时，这一房的香火，早已在实际上断了。
谭继洵在世时做了一个安排：将谭嗣同二哥谭嗣襄留下的唯一男孩谭传炜，过继给谭嗣同这一房，延续香火。
谭嗣襄是谭嗣同的二哥，同样命短，三十三岁早逝。
这种过继方式，在当时叫"一子二祧"，谭传炜同时担着两房的血脉，两边都不断根。
谭传炜就此成了李闰名义上的儿子，由她一手带大。
外人看来，谭家靠着这个安排，算是把香火接了下去。
李闰把谭传炜养大，看着他娶妻，看着他有了两个儿子——老大谭恒銊，老二谭恒锐，也就是后来的谭训聪。
这个家，表面上在延续，日子表面上在过着。
谁也没想到，谭传炜心里正在压着一件事，那件事正在以一种旁人察觉不到的速度，慢慢地把他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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