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强舸】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老师，每年到高考的时候，总有点百感交集。
当下围绕大学教育、文理分科，有很多争论。大家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莫过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少人下意识觉得，只有工科、理科才是真真切切干实事，能实打实地推动国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动动嘴皮子的“嘴炮”，没什么实际用处。
对于这一话题，我有很深感触，想从“接地气”或者说比较另类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不可否认，当下是工科强势的时代，我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又是典型工科院校。在社会上，我们经常需要面对“文科有什么用”的问题。在学校，我需要经常思索各种理由以说服校领导给学科发展支持。长期思考，我发展出了“两炮”论、“总师”论、“大地”论三大理论。
一、“两炮”论
2016年以来，中美博弈、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军事对抗与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可谓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最为尖锐的时刻。加之中国百年以来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记忆，国防院校和军工行业在最近十年十分火热。许多高中生都希望学习相关专业，保家卫国。而这些话题，也正是“文科无用论”的重灾区。
我长期研究美国。有一次，我与我校的火炮专家聊起军事工业，问过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现在中美对抗十分激烈，主要用的是你的火炮，还是我的嘴炮？”同事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肯定是你的嘴炮。”
“第二，将来，你希望你的火炮大显身手，还是继续用我的嘴炮？”同事稍作考虑后说：“还是用你的嘴炮吧。”
因此，我常讲：不是我们的学科不行，而是大有可为。关键是从事这个学科的人行不行，有没有努力。
关于这一点，今年年初特朗普又给了我新的启发。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句话如今常被用来论证光靠思想是不够的，还得靠真家伙。然而，今年年初特朗普突然掳走马杜罗时，委内瑞拉的失败是因为武器落后吗？
的确，委内瑞拉的整体军力与美国差距巨大。但在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美军出动的无非是“支路干”、“阿帕奇”这类装备，远不如委军装备的苏制S400等武器。账面上看，几百人的行动队，怎么也对付不了二十万委内瑞拉国防军。可结果呢？总统被抓走了，死的人中绝大多数还是古巴人。委内瑞拉的高端武器装备、二十万国防军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干？因为“批判的武器”丢失了，思想政治教育丢失了。后来伊朗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挺差——美以军队总能轻易定点清除伊朗高官，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先进吗？
马杜罗带镣铐走下飞机现场画面 NBC报道截图
看到这个情况后，我立即在学院部署了名为“打低分”的思政课专项整改行动，并反复向学校吹风，做好心理预期。去年到高校后，我问思政课怎么打分？同事们告诉我：“至少会给80多分。”我很诧异。我记得我在复旦读本科时，还是有几位外号“CD刻录机”的思政课老师，会给不少学生打C、D，想得高分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才对。
后来我又发现，期末考试时不时有学生以“睡过头了”之类荒谬借口缺考，但教务处和学院的惯常做法是帮他们办理“缓考”。根据规章制度，“缓考”必须在考试前办理，并且要有正当理由（如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和病假条）。对“缺考”的处理应当是“挂科”加“补考”。那为什么不按规章办？同事告诉我：“现在学生都很看重保研。专业课挂了也就算了，但若因为思政课挂科或低分影响一些专业课优秀的学生保研，不太好。而且这种事总有很多人说情，教务处不愿意，专业学院也不愿意，我们自己也不忍心，当然也怕学生反向给老师打低分。”
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几年军工反腐异常猛烈，落马的院士都有不少，很多学校都时不时审查校友名单。对那些专业课优秀、思政课缺考的学生，不让他们保研、读研，才是对他本人、也是对党和人民最大的好事。
教育，既要育人，也要把关。
二、“总师”论
有一次校长召集研究生座谈会，他听完学生发言后讲到：“你们要有总师思维”，其中包含两个命题：
第一，要有专业协同能力。大家各有各的专业，即使同一个学科、同一个方向乃至同一个课题，也有计算、模拟、项目等的区分。然而，工科真正的成品不是单个专业能做出来的，而是需要多个专业的协作。复杂的大型武器研发需要机械、兵器、电子、通讯、控制、化工、力学、数学等许多学科，负责武器型号的总师肯定有自己的专业，但不能只懂自己的专业，而是要能够理解各个专业，才能掌控全局、领导团队。
第二，要有整体视野。校长说，你们今天讲的都是毕业找个什么工作，但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不妨也想些大的、远的问题，比如“将来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要怎么样”，比如“当了总师，而不是团队里的一个螺丝钉，我要怎么样。”
校长的“总师”论还是限定在理工科范围内。第二天我给学生上课，又有了一些新的启发。
我们有一门特色思政课，是在南理工兵器博物馆（全国最全的炮馆）结合一些武器讲习近平强军思想。课上首先由学生自选介绍一门火炮，有一位发言同学选了PTZ89自行反坦克炮。这门火炮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陆军装备的前沿水平。这位学生讲了PTZ89的很多优点，但也讲到它在1989年定型后并未大规模列装，或者说开始还列装了一些，90年代后军方很快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放弃了这门火炮。
我问学生为什么？这个问题有点超纲，他想了很久，不确定地说可能是因为PTZ89“装甲薄”等一些缺点。我告诉他：“都不是，哪个武器没有缺点？而且你说的这些大多在设计时就是考虑好的取舍，甚至不能算是缺点。真正的原因在武器之外——因为1991年苏联解体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国很多武器研发都是针对苏联的。在我们授课的大厅里，至少有四五个门类不同、从小到大的火炮都是为苏制坦克设计的，针对性极强，相应的适用性也变得狭窄。于是，1991年后这些武器没了用武之地，自然得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总师光懂技术、把涉及的所有技术都精通得再好，也不够——对国际形势和发展方向的判断力同样极为重要，否则整个团队技术上做得再好，还是没饭吃。
与之不同，同期我国也研发了另一款极其成功的自行火炮——PLZ45。它对中国兵器工业（陆军）发展居功至伟，具体来说发挥了挺大的“续命”作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落后、财政有限，国际环境则相对缓和，因而军费极其紧张，“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军工企业严重开工不足的鲜明写照。PLZ45从立项起就是为外贸设计的，用国外的钱来支撑我国国防工业的延续和发展。
海湾战争爆发后，团队敏锐抓住时机，预判中东客户需求，全面改进设计。在1997年科威特陆军招标中，因为为客户考虑特别周到，打败了对科威特有“复国之恩”的美国等国竞品，首次亮相就斩获大单。此后更是畅销中东北非多国，至今还是我国外贸销售最好的火炮之一。
后来，PLZ45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总师苏哲子研究员获评院士（苏院士于今年5月9日去世，感谢他一生为保家卫国作出的贡献），多位团队成员后来也成为院士（当然不只是靠这一个成果，但这个项目对他们的训练至关重要）。
显然，对比PTZ89和PLZ45，苏院士成功的最大因素还不是他的技术能力，而是他的宏观判断力——能够敏锐发现并及时抓住海湾战争机遇的反应力。
所以，我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说：这些年我们南理工发展好，当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谁都很努力。我们之所以发展得更快些，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防工业的高度重视；如果还需要列一个原因的话，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自认证”（南理工被首批列入美国政府制裁的实体清单）。那么，不论是为了报效祖国，还是为了个人发展（例如评上院士），就必须认真深刻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要了解特朗普主义、国际形势、马克龙、左翼、右翼等等。
文科也一样。现在我们在回应“文科无用论”时，大多会说搞工科需要懂些文科，但是文科也应该主动出击，去学习理工科，大家都需要交叉综合。
我就一直在学。以前我在党校时，领导要求我去研究国企党建。我想，国企党建就得懂国企，懂国企就得懂它的业务。所以，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各种业务知识（当然大多是面上的）。我进过核岛内部、下过千米的矿井、看过千万吨级炼化装置的控制流程、了解我国最先进武器的研发历程。后来实践检验，我的知识水平大概能做到让内行以为我是同行（交流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
所以，我也经常和文科专业的学生说：咱们肯定是干不了“总师”的，但也要按照校长的要求培养自己的“董事长”思维——军工企业的董事长并不限制工科生。
三、“大地”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学以致用、发挥看得见的实效”常常被认为是文科的弱点。但我对此有不同观点。
有一次朋友聊天说道：刚参加工作时还挺好，领导经常带我们聚会吃饭，也不是纯玩，很多工作上的事都能解决，还能提高默契；现在管得太严了，谁瞎出的主意，等等。我怕他再吐槽下去容易发表不当言论，就勇于担当、及时插话：“我我我，主意我出的，在你认识的人中，主要责任就在我。这些年我一直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纪律处分条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还常年鼓吹要管得更严。冤有头债有主，来来来，我陪你理论一下，就别扯其他的了。”
另外，现在很多人容易把哲学社会科学的“为党献策”、进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狭窄地理解为“写内参”。我确实写过并且被批示过不少内参，应该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我对现实发挥最大作用、在“祖国大地上”写得最深的成果，反倒是两篇公开文章。
一篇是论文，2019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的《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酒文化》。虽然我只有杂志社的稿费，但这篇文章养活了不少微信公众号，这些年被反复转发，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一些关键节点。我了解的情况是，这篇公开文章在相关领域中发挥的咨政作用，比我在同领域撰写的所有内参加起来都大得多。
另一篇是网文，连论文都不算。网文写多了，在学界是容易被鄙视的。2017年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这是目前我一生中最骄傲的、对现实发挥过最大作用的作品（我相信以后还会创造出更好的）。它在当时互联网上就有亿万级的传播，后来也不时被翻出，直接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关键话题的风向。
这是2024年11月7日无人机拍摄的位于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境内的“怒江72拐”，它是川藏线上一段艰险与美景并存的公路。 图源：新华社
这是筑路战士在悬崖绝壁上修建川藏公路。 图源：新华社
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网络热点有感而作。此前，一谈起“磕长头”，往往说到的就是“灵魂纯洁”，进而引申到“现代化不一定好”乃至“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现代化努力破坏了西藏的纯洁”“文化殖民”“文化灭绝”等等，美国国会常年就是这个论调。
“磕长头”我不评价。说西藏现代化不好，我绝对不能忍。1950年代，我外公外婆从西南局调到西藏工作，先是负责组建运输队，后来又修建公路、建设石油储备。1980年代，我父母大学毕业到西藏从事农业研究，研发新的青稞、小麦品种，确保粮食安全。我外公后来因为慢性哮喘去世，病根是在野外规划、修建公路时得过急性高原肺水肿。我父亲成为我国最顶尖的高原农学家，三十多年带领团队解决了西藏的粮食自给和国家的高原粮食安全问题，但因身体不好，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我经常自嘲：老爹要是晚些年去世，我就可以好好躺平，做个悠闲的学阀之子。
我们家几代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西藏的现代化”。作为西藏人，我懂西藏的现代化，不会容忍对中国共产党努力的攻击和污蔑。我骄傲的是，现在如果再有人在网上发帖说“磕长头”“现代化破坏西藏纯洁”之类的话，回帖里一定会有人质问：“路是谁修的？”
西藏的长治久安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外公外婆那些交通人，修筑公路，畅通边境。我父母那些农业人，改良品种，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减轻国家特别是边防从内地调运粮食的巨大压力。南理工也做了很多：我们学校有多款专为青藏高原环境设计的火炮，从早期的积木式迫击炮到现在最新型的某某、某某、某某某火炮，保卫了高原的国防安全。
同样，我的嘴炮也没落下，发挥的作用一点也不差。嘴炮，同样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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