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品鉴丨杜学文：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对新大众文艺的意义（评论）|古典诗词|散文|新文学|杜学文|诗歌|赵树理

《火花》202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杜学文，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主席，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发表有文艺评论著作《寂寞的爱心》《人民作家西戎》《追思文化大师》《生命因你而美丽》《艺术的精神》《中国审美与中国精神》，文明史研究著作《我们的文明》《被遮蔽的文明》《融合与创新》等300多万字。先后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艺术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长江文艺》双年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

正文共： 657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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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文

今天，我们在赵树理诞辰120周年之际讨论赵树理与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意义重大。中国新文学运动民族化、大众化的实现与赵树理的关系极大。而今天中国文化的不断繁荣又与新的大众文艺有着莫大的关系，对推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赵树理在推动中国新文学实现民族化、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首先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对文言文为代表的旧文学进行了“革命”，使中国文学从“旧”转向了“新”。其中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内容。如陈独秀就有诸如《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在这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中“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大家迭出、成果累累的潮流中，人们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新文学的成果主要在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学圈内传播，对社会大众缺乏影响，是一种脱离了大众的文学。其主要原因是与大众生活、大众审美、大众需求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这种现象引起了文学界乃至于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各地均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如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曾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展开论争。尽管这一争论比较关注的是抗日战争条件下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与领导权的问题，但所讨论的问题却是文学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如胡风就撰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鲁迅也撰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其中就文学本体而言，就是要解决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论争在延安也有表现，主要是以鲁迅文学艺术院为代表的一方与来自大城市的加入“中华全国抗敌协会”的艺术家为代表的一方之间的争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太行、太岳根据地对此也有比较集中的讨论。以赵树理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人认为应该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利用、改造广大民众喜欢、接受的“旧形式”来表现“新生活”“新时代”与“新人物”。

赵树理本人是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作家。他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从其存留的作品来看，这一时期的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新文学运动初期北京、上海等地的新文学作家的创作风格一致，比较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淡化事件与情节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性格等等。可见他虽然身在太行山区，但受新文学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不过，由于他给老乡诵读新文学作品，发现他们并不喜欢，由此意识到要向读者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还必须采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之后，他进行了大约十年左右的通俗化创作历练，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蟠龙峪》。在1943年的时候，他根据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加以艺术性提炼，创作了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种所谓的“划时代”，主要是在中国新文学的演进历程中体现出来的。

在此之前，关于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已经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有许多作家、艺术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田间、柯仲平、邵子南等人就倡导“街头诗运动”，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诗作曾产生过广泛影响。但《小二黑结婚》的出现非同凡响，不仅在各根据地，而且在上海、重庆等中心城市也反响颇重。如果说之前的那些讨论、创作是中国新文学之长河汇聚的涓涓细流，那么，《小二黑结婚》似乎打开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阀门，新的文学作品喷涌而出，中国新文学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从内容来看，表现民众觉醒、奋斗、抗争的作品多了起来，适应民众审美需求的作品也不断涌现。新版画运动、新戏剧运动等陆续兴起。戏剧如《白毛女》，诗歌如《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荷花淀》等陆续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实现了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完成民族化、大众化之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主要是解决了文学“写什么”与“为谁写”的问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讲话”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好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尽管出现了众多的先行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救民众于水火，挽国运于既倒，但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要觉醒——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社会理想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民众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人数众多。虽然其中的很多人对现实不满，但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与方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二是民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文盲率较高，识字率较低。这意味着人们的阅读能力比较差，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能力不够。三是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式比较单一。口口相传是最重要、最普遍的传播渠道。印刷出版等基本上局限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四是社会阶层相对简单，社会组织能力较弱。特别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组织比较少。更重要的是民众个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理想不明确，或者说急需唤醒。而包括赵树理在内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觉者与先行者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文艺的方式来把社会的主体——广大民众唤醒，并组织起来。尽管赵树理认为自己是大众的一员，但大众仍然是被唤醒者、被动员者、被组织者，而赵树理等人则是具有主体自觉性的，是从事新文学乃至于新文化的创作与传播的已经觉醒了的人们。他们的使命是进一步唤醒民众，团结民众，激励民众。这是其创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层面解决了许多创作的重大问题，如文艺的使命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等，并倡导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而《小二黑结婚》则从创作层面体现了理论的实践，并影响中国文坛逐渐形成了适应时代要求、表现社会变革、体现民族化、大众化要求的审美范式。这一时期的大众，并不仅仅是数量的多寡或社会地位的高低，更主要的是，在时代变革、民族危亡之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确立。或者也可以说，正是中国新文学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才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觉醒。

在中国新文学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影响深刻的审美范式

这种审美范式在今天仍然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在新文学完成民族化、大众化的进程中，赵树理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仍然不能说这是他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赵树理正是一位在适当的时机创作了适当的作品的杰出作家。在《小二黑结婚》之后，他又陆续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以及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一系列作品。而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来到山西抗战前线，创作了大量的表现敌后抗战的作品，其中有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版画等。几乎可以说，当时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大部分都来到过前线，他们或者慰问演出，或者采风考察，有的甚至一直在前线工作，直至抗战全面胜利。有的牺牲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诗稿。而在敌占区与租界工作的作家与艺术家也创作了大量的相关作品，如茅盾有《子夜》《白杨礼赞》等，张恨水有《虎贲》等。而山西本土也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作家与艺术家，如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力群、苏光等艺术家。这一时期的创作，适应大众审美的需求，借鉴中国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觉醒、奋斗、抗争，不仅在表现形式上显现出由传统而来的新面貌，在内容上更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胜利的辉煌历史。中国新文学真正展现出时代的新面貌。这就是其表现手法、艺术特色更为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其描写对象、叙述事件以人民的觉醒、奋斗为主要素材。人民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境遇与未来。他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主体。

可以说，经过包括赵树理在内的众多作家的努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整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描写的人物是觉醒了的大众。他们在党的号召、组织下快速觉醒，并勇敢地行动起来，成为拯救中国命运、改变中国现状的主力。人民大众是作品的描写主体，是社会生活的主人公。二是作品的整体格调充满了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不仅其中的人物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作品在整体表达上也热切地表现出社会生活的主体倾向是积极的、向上的。仅仅用“现实主义”来概括恐怕还是不够的，用“浪漫主义”来标识恐怕也不一定准确。如果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表达可能是最为恰当的。三是作品的结构以情节为核心，依照客观事件的自然发展进程构成作品的主体，并力求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四是十分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力求以细节来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因而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极为突出的，对作家熟悉生活的要求也是非常严苛的。这些特点在赵树理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极为典型。这一时期，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描写大众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写”的问题。大众不再是懵懂的、迷茫的，而是个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有着清醒的人生方向与价值指引，并且愿意为自己的未来与理想奋斗、奉献的，洋溢着浓郁的理想主义与家国情怀的，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意志的“新”大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这种审美范式在实践中逐渐成形。尽管具体的作品存在很多差异，但总体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如小说创作，赵树理、柳青、李准等更关注农村题材，但他们表现的农村社会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个人意识觉醒与社会理想确立之后的奋斗历程，与那些以城市、工商业为题材的作品有着审美理想与表现手法上的相近性。以散文为例，魏巍多以军事题材为主，所写的内容多为“大事件”。而杨朔则多写小人物、小景致，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审美情调却是一致的——浓烈的理想情怀，崇高的价值追求，对国家、人民的热爱与责任，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新时代“新大众文艺”语境中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所谓“新大众文艺”，强调的是“大众”，这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但突出的却是“新”，不是停留在过去时代的“旧”大众。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谈的“新大众文艺”，与当年赵树理等人推动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存在着一致性，但更存在着差异性。所谓“一致”，是文艺创作的主体是一致的，就是“大众”；所谓“差异”，是今天的“大众”与当年的“大众”已经大不相同了——个人的文化素养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同，大众的社会地位不同，创作与传播的手段不同等等。这个“新”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大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今天民众接受教育的普遍性近乎百分之百，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即使某些人接受教育的层次比较低，识字率仍然大大提升。这意味着人们阅读能力的改变，也意味着人们接受外来知识与思想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自我表达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强化，民众有更为强烈的表达愿望。因而，文艺创作不再是作家与艺术家的专属，而是演变为人人皆可参与的普遍的社会行为，可以说人人皆是创作者，人人皆是参与者。这也反映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与文明程度的整体跃升。

二是大众欣赏形态的普遍变化。特别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人们的欣赏方式呈现出碎片化、即时性与随意性。很可能没有时间安静地欣赏完一部完整的作品，而是断断续续地欣赏，欣赏也不再受场地、时间与完整性的限制。同时，信息的传播也变得更为便捷、快速，人们可以在网上方便地欣赏到世界各地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人们对艺术的欣赏能力、水平、渠道都有很大的改善、提高。如可以在网上搜索自己喜欢的作品反复欣赏，而对不喜欢的作品随时放弃。大众的欣赏方式与欣赏水平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亦由此其欣赏要求也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三是大众创作样式的普遍改变。作品的样式更为多样，形态更为丰富。如文学出现了网络文学，艺术出现了网剧、短视频等，还出现了可视为艺术的新样式如游戏、IP转化、AI技术生成等。只要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就可以进入创作的状态，其成果就能够非常方便地走向社会，产生影响。各种主播、网红虽然不一定从事文艺创作，但有很多人却是文艺作品的传播者、推广者。

这些变化反映了文艺创作出现的新形态。在现实生活中，文艺创作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属，而是人人皆可参与的、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现象。就是说，创作成为大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出现了许多诸如网络大V、网红，以及个人行为的创作。很多非专业人士自发创作的作品在网络上走红。如河南许昌兴源铺村农民根据本村真实发生的事件自发拍摄了电影《鬼子进村》。河南淮宾县农民也自发拍摄了一部名为《杨柳春风》的电影。这是一部农民拍、农民演、演农民的“三农”电影，曾获河南省电视剧和网络剧、网络电影选题的扶持。而安徽阜南县新建村的鲍小光等成立剧组带留守村庄的20多位老人拍摄“三国”短视频，凭借流畅的镜头与密集的笑料引起强烈反响。其短视频粉丝量超过230余万，圆了他从事艺术创作的梦。这些作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仍然十分粗糙，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则使本来属于专业人士的行为普及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其积极的方面是激发、调动了所有人的创作积极性、参与主动性，从而整体上提升了全社会的文化程度与审美水平，激发了民族的文化活力与创造力。但消极的方面是，由于参与者个人的审美喜好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表现能力不同、价值选择不同，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比如有人认为短视频是“以粗略的表现手法来满足低劣的心理需求”，这种观点虽然有点极端，但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泛文艺”现象存在的问题。同时，这种“大众性”的创作现象由于缺乏专业性，可能会消解“文艺”的专业边界，亦可能会导致“艺术”的消亡。这使社会文化形态表现出空前未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急需解决的是如何引导大众提升创作水平，也就是如何才能“写得好”的问题。

针对新出现的这种“大众文艺”现象，积极的态度就是要进行有效的引导。这种引导首先是价值表达的引导。在众语喧哗的“文艺”现象中，由于创作者的认知不同，会出现价值表达的差异。其中一些可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如宣传错伦、擦边、暴富、暴力等，还有的夹带了有目的的“私货”。一些作品或者设计首富女总裁与穷困小伙的恋情故事，或者设计某地被黑社会控制然后被地下帮会组织镇压等类似于“一夜暴富”“瞬间翻身”的桥段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有效的引导。其次是艺术创作的引导。由于参与创作的人员大多没有或缺乏专业训练，对创作规律、表达手法的掌握比较陌生，经验较少，在艺术呈现方面多有各种不到位、不精致，叙述不合逻辑，表演脱离剧情，故事不切实际等问题。随意性、主观化、低俗化等现象比较突出，急需有经验、有成就的专业人才进行指导、提升。再次是技术运用的引导。随着新的技术不断出现，艺术创作对这些技术的运用成为常态。这对使用这些技术来创作的人员是一个考验。尽管很多年轻人对掌握新的技术手段比较方便，但仍然存在许多需要从技术层面解决的问题。由于新技术功能的复杂性决定人们并不能够很快了解、掌握其全部功能。还有一些则涉及法律责任。如AI技术的使用就普遍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从具体的工作来看，加强引导要强化这几个方面。一是要把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纳入政府支持引导的范畴，加强对这种现象的关注、支持；二是要对那些有影响的创作群体进行相关的培训，通过培训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与艺术水准；三是要加强文艺评论，对重要作品、重要创作现象，以及重点创作人才的创作进行引导。同时，要强化传播平台的责任意识，改变放而乱、管而死的状态，营造良好的艺术生态。

那么，是不是会出现赵树理这样的既具有积极的价值追求与创作实践，又能够适应大众审美需求，且有优秀的艺术表现力的创作者，以引领、提升社会整体创作水平与审美水平呢？对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这是时代变革的迫切要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关注“新大众文艺”现象，在普及的基础上使其得到提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引导、提升其创作水准，多出活色生香、贴近大众，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创作成果，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引领大众的创作与审美，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与情感审美的境界。

题头书法：赵毅

（刊发于《火花》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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