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一位全球顶尖的癌症专家，在得知自己患上一种极度凶险的脑癌后，拒绝接受“不治之症”的死刑判决，选择拿自己的身体做一场前所未有的实验。
据美联社与BBC等多家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医生理查德·斯科利尔（Richard Scolyer）教授于近日离世，终年59岁。三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胶质母细胞瘤——一种生长于大脑结缔组织中的高度侵袭性肿瘤。过去二十年间，针对此类肿瘤的标准治疗方案几乎没有变过：立即手术切除，随后进行放疗和化疗。对于斯科利尔所患的这种亚型，绝大部分患者的存活时间不足一年。
面对几乎板上钉钉的结局，斯科利尔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就这么认栽等死，不去试点什么，我接受不了。”他对BBC回忆当时的想法，“他们说这是不可治愈的癌症？去他的！”（原文：“Bugger that!”）
斯科利尔拥有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他与挚友兼同事乔治娜·朗（Georgina Long）教授，恰恰是这个星球上最懂如何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的那一小撮人。在黑色素瘤领域，这对搭档的研究成果，已经将一种曾经被视为绝症的晚期皮肤癌，从“死亡判决”变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控制的慢性病——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已经从十年前的不足10%，被硬生生拉高到了如今约半数患者得到基本治愈的水平。
这个巨大的成功背后，凝结着他们过去十余年共同领导澳大利亚黑色素瘤研究所（Melanoma Institute Australia）期间，在免疫疗法方向上死磕的结晶。他们的科学发现明确指出：将多种免疫治疗药物组合起来使用，效果远胜于单打独斗。于是，当斯科利尔的大脑被恶性细胞侵袭时，他和朗做出了一个惊动全球医学界的决定：要把这套挽救了无数黑色素瘤患者生命的“组合拳”，第一次用在胶质母细胞瘤上。实验对象，就是斯科利尔本人。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哭了几个小时，”朗教授曾这样描述得知挚友确诊时的心情，“然后，我坐下来，开始制订计划。” 这个决定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脑部环境与皮肤截然不同，强烈的免疫反应可能导致致命的脑水肿。这完全是一场在科学边界线上，基于深厚信任和过硬专业逻辑的豪赌。
这场豪赌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斯科利尔的选择，让他从一个业内敬重的病理学专家，变成了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国宝”级人物。人们在新闻里看到，这位癌症专家成了自己研究课题的受试者，用极大的坦诚向外界分享治疗的每一步进展。2024年，他与朗教授一同被评选为“澳大利亚年度人物”。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那时称他是“我们最耀眼的光芒之一，拥有最博大的胸怀”，并说：“这位了不起的人——一位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的癌症专家——每一天都向我们敞开心扉，并在此过程中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斯科利尔生前亲笔写下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人世的告别。他在信中写道：“我想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做点贡献。” 回顾这一生，他对自己指导年轻一代病理学家的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并将其视为事业的另一座高峰。他在信中坦陈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我一直被一个信念驱动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为他人尝试改变未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已经将这一信条贯彻到了极致。”于是，人们看到，在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由他自己亲身验证的那套脑癌治疗新方案，其早期临床数据已经展现出了令人鼓舞的信号，并促使美国正式启动了一项早期临床试验。他治不好的自己的病，但他开辟出的那条路，或许将在未来，拦住无数正走向同一条绝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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