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春的北平，前门外冷风刺骨。天色将暗，一位身着破旧棉袍、腿脚浮肿的黄包车夫在街角招徕生意。老掌柜认出他，低声嘟囔一句：“那不是当年的克勤郡王吗？”话音落下，围观者的目光像锋利的刀，齐刷刷扎在那人佝偻的背上。
要弄明白这位车夫的来历，还得把时间拨回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世的1626年。那一年，侄子济尔哈朗在辽东鏖战屡建奇功，被赐号“辅政亲王”，死后其爵位列入“世袭罔替”行列，自此克勤郡王成为八大铁帽子之一。铁帽子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永不降爵，代代享受亲王待遇，岁入万金。
济尔哈朗的后代绵延数世，至光绪末年的时候，家中已经积攒了好几处府邸，单北平西四牌楼的那座王府就占了整整一条胡同。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城时，先王守府殉难传为奇谈，也给宅子添了阴森色彩。至于“十三号院凶宅”的传闻，大半出自邻里茶话，真假难辨，但“王府不祥”四字，却牢牢刻在坊间传说里。
1909年，爱新觉罗·晏森生于此府，排行第三，生母早逝，父亲宠爱过度。十岁时，他已能在前院支起马球场，招呼一众公子哥儿饮酒斗鸡。每月的月例银、商号分红和田租堆满库房，管家私下感慨：“这么花，怕是用大洋垒山也禁不起。”然而没人劝得动这位小王爷。
1911年10月，武昌枪声震响，帝国风雨飘摇。翌年2月，溥仪下诏退位。对十四岁的晏森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奉天府库不再按时送银票。可他依旧领着吹鼓手夜夜笙歌，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的镶珠朝带当作彩礼去换当红名伶的笑靥。熟人悄悄议论：这孩子，怕是把亡国当成了闹剧。
1915年前后，家底开始“见底”。先是抵押田产，继而拍卖字画，再到拆卸府中廊檐木料出典。晏森却觉得手头银子“到点就来”，掉进赌场，染上鸦片。有人劝他：“王爷，留条退路。”他只哂笑：“天大地大，难道还容不下我？”
1924年，段祺瑞执政，清室最后的津贴也划上休止符。晏森终于坐吃山空。为了筹买鸦片的银子，他索性推着刚买的二手黄包车上街。“爷，走不走？”早年叫人“千岁”的嗓音，如今沙哑得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旧交看见，偏要坐他的车，故意重重一屁股，报当年点头哈腰之仇。晏森咬牙接活，收钱倒也痛快。
有意思的是，这阵子北平的影戏业兴盛，几家影片公司看中克勤郡王府的诡谲传说，派人到胡同勘景。晏森见状灵机一动，把先祖封地的地契扯出，拿着残破不堪的宗籍档案闯到法院，状告片商“冒用王府名号”。官司竟然赢了，赔偿款高达两万大洋，一时又成阔少。街坊们摇头：“癞蛤蟆吃了天鹅肉，还想再飞？”
然而，银元还没焐热就被输光。他把钱一半丢进赌局，一半卷成鸦片烟条。短短两年，再度走到山穷水尽。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北平物价飞涨，黄包车一趟也赚不了几个铜子。有人听见他在暗巷里嘟囔：“连骡马都比我强，还有豆饼啃。”
进入1940年，北平冬天异常寒冷。晏森常裹着破毯子蹲在端王府旧门墩旁，等偶尔路过的乘客。一天深夜，同行老崔路过，拍了拍他肩膀：“还拉吗？走，去火车站。”他抬头却没回答，眼睛半睁，手仍扶着车把。老崔喊了两声，无应，才知人已气绝，当场报官。
史料记载，警署统计其随身财物：铜元十五枚，半截旱烟袋，一封未拆的当票。讣告无人刊登，王亲贵胄也无人认领，街坊合钱买口薄棺，抬去郊外草草下葬。
细看这段经历，不难发现两个关键词：惯性与幻觉。幻觉是对祖荫永续的执念，惯性则是对奢靡生活的止不住的滑行。旧日的“铁帽子”若能在1912年那一刻停下脚步，或许还能守着几亩良田安度残生；可惜他听不进风声，终被风雪埋没。
北平的胡同早换了门牌，老王府也拆作居民楼。偶有老人指给晚辈看，说那墙根儿下当年倒过一个拉车的王爷。孩子们不信，问：“真是王爷？”老人叹口气：“好好过日子，比什么封号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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