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中午，忽见上海博物馆周亚先生发布一则缅怀吴镇烽先生的消息，不禁一怔。忆及数年前，复旦大学博物馆曾请吴先生鉴定一组捐赠青铜器，彼时先生精神矍铄，只身乘火车千里赴沪，毫无耄耋之态。总以为当下国内学术氛围浓郁，青铜器研究之会议、活动及展览络绎不绝，与先生重逢之机尚多。不承想，那次向吴先生请益，竟成最后一面。
消息来得太过突然，一时有些恍惚，下意识地转发了吴先生逝世的消息。脑海中隐约浮现出数年前三位先生来馆鉴定时的情景——那一番精审鉴定，对我馆这批藏品的价值认定实为莫大贡献。周亚老师随后在我朋友圈留言，提及当年亦曾在我馆设席讲座，并感叹吴先生对吴国问题的几处卓见，于自己启发尤深。一语竟将尘封多年的思绪牵回当年。我竭力搜寻往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停翻阅手机中留存的资料，终于觅得一张青铜器工作坊海报的发布记录：2018年12月11日。晚间归家，再翻检当年的照片与文字档案，记忆遂渐次清晰。
数年前，上海盛大网络集团有意向复旦大学博物馆捐赠其庋藏的一组青铜器。依据博物馆入藏规范，我馆特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组委员吴镇烽先生、郝本性先生，以及时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周亚先生，共同开展该组青铜器的鉴定工作。三位先生凭藉多年的鉴审经验，对该批青铜器的价值予以认定，释读铭文、厘定名称，并结合我馆铜器庋藏现状，给出了初步的定级意向，为日后我馆开展文物定级工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三位先生为复旦大学博物馆鉴定青铜器
国内三位顶尖的青铜器研究专家能够齐聚复旦，实属难得之机。因此，博物馆在鉴定事毕后，延请三位先生举办青铜器研究工作坊，为文博系师生带来一场学术盛宴。吴先生当时的报告题为《吴国问题的思考》，题目一看便知是专为此次江南之行量身择定的。
吴先生开篇即言：吴国问题，历来聚讼纷纭，涉及泰伯、仲雍奔荆蛮、吴国称王、吴国国名、族姓，以及夨、吴、虞三者关系等诸多议题。为廓清上述问题，吴先生将历年出土及传世吴国青铜器，以及与吴国相关联之器，分作四类：一、仅称“吴”之器；二、苏南吴国青铜器；三、虞国器物；四、夨国器物。通过这四批器物在年代与铭文上的比勘，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吴先生指出，夨、吴、虞三字虽可通假，但从出土的夨国、虞国、吴国的实物而言，时代互有交叉，国名用字却各不相混。西周早期的夨一直到西周晚期均作“夨”，而不作“吴”，也不作“虞”；穆王时期的班簋、静簋，西周晚期的吴王姬鼎、吴姬簋、㒼簋、伯頵父簋、胡叔簠以及吴王御士尹氏叔緐簠中的“吴”，春秋早期的吴季大诸器、叔襄鼎、吴叔戈等，均作“吴”，也不作“夨”或“虞”；目前见到的虞国之器如虞侯壶、虞司寇壶等，也不作“夨”或“吴”。凡此皆说明三者并无承袭关系，宜侯夨簋与苏南吴国无涉。
讲座尾声，吴先生又提出若干与吴国相关的研究议题：泰伯、仲雍奔荆蛮所建之吴国，究竟为陕西宝鸡—陇县一带之夨国，抑或苏南吴国，还是另有其地？其与第一组吴器（即班簋之"吴伯"、吴王御士尹氏叔緐簠之"吴王"）又是何种关系？吴王姬鼎、吴王御士尹氏叔緐簠皆属西周晚期之器，若此即为泰伯、仲雍所建之吴国，则同姓之国称王，又当作何解释？凡此种种，皆有待进一步探究。
吴镇烽先生作《吴国问题的思考》
吴先生如数家珍般缕述与吴国相关之青铜器，其于彝器之熟稔，令人叹服；而于青铜器所反映之吴国社会状况，又别具深忧与覃思，尤见学人本色。与先生相处的两三日间，所谈甚广。除却吴先生的学问，其坚韧不拔之精神、敏捷之思维，亦令我印象尤深。幸而当时及时记录整理，其中数端，于今仍有裨益。我们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治学路径：如何走上青铜器研究之路
吴先生于1960年5月参加工作。彼时求职，多凭介绍。吴先生所在乡的乡长为其写就一函，令其前往人事局抑或劳动局（具体已不复记忆）。局内工作人员出示一份单位清单，任其择选。吴先生素喜文史，浏览之下，一眼便相中"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遂持介绍信前往报到。
5月份入考古所，不到一个礼拜便赴工地。吴先生分到第二发掘队，地点为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李家村遗址。到了工地，边学边干，主要学习发掘、绘图、记录、照相、测量等方面知识。李家村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历时一年。翌年转至秦雍城，又一年。第三年赴周原。由石器时代而秦汉，再到周代。第四年则往陕北调查。考古调查尤为艰辛，终日沿河步行，间或翻山越岭。遗址稠密处，日行五六十里；遗址稀疏处，一日竟走过一百二十里。不巧的是，调查那几年，关中自然灾害正烈。彼时吃饭，系被派至农家，此家一顿，彼家一顿。有一次，吴先生与同伴在大队部候饭，直至日暮，竟无人来召唤。后寻到队长方知，被派的那户人家，根本无米下锅。无奈之下，队长只得将他们领回自家，下些宽面条与小米，稀稀地喝了两碗。不过吴先生亦曾遇格外热情好客之家：一次调查至陕北延安一带，正值晌午，口渴难耐，便到农家讨水喝。人家不但专为他们烧开水，还热情邀留吃饭。饭毕，本该付四张粮票五角钱，人家却执意不收。临走时，只得悄悄将粮票与钱压在席子底下。
1960-1962年三年，由于发掘暂停，吴先生返家整理资料、潜心学习。彼时所里延聘全国名宿授课，师资极一时之盛：青铜器与古文字，由故宫博物院古文字专家唐兰先生主讲；旧石器与古人类，请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先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担任；隋唐考古，由唐长安城考古队队长马得志担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杨宽先生讲战国史；陕西师大斯维至教授主讲资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念海教授讲历史地理；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先生亦曾莅临授课；西南少数民族考古，则有专攻此域之学者。诸先生之教，令吴先生获益良多，并由此萌发了对古文字与青铜器的浓厚兴趣。
来授课的诸位先生之中，有两位对吴先生影响尤深。其一为唐兰教授，于学术上启其蒙昧；其二为贾兰坡教授，其阅历对吴先生精神上触动极大。贾先生亦仅高中毕业，初随裴文中先生发掘“北京人”时，不过司理杂务，而后潜心自学，终成全国最负盛名之古人类学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1960年冬，贾先生授课时即言：中国最古老的人类遗骸，要到秦岭北麓找。翌年，陕西蓝田猿人果然发现！此事令吴先生由衷叹服：贾先生之预见，何其精准！自此，吴先生遂决心以贾先生为楷模，自信亦能如贾先生一般，为中国考古事业略尽绵薄。
陕北调查之后，吴先生便将主攻方向定于商周。吴先生参与过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周原，也到过凤翔、秦雍城、宝鸡茹家庄等处，皆是与青铜器打交道。吴先生自称为“环境所迫，逼自己去学习”。尤其是古文字的学习，吴先生逐字认读，《金文编》非但用于翻阅，还亲手描摹，日积月累，识字越多，亦逐渐悟出其中规律。当年与吴先生同批进入考古所的，共计150多人，经历过诸事变迁，仅剩10来人留在所里。而最终评上研究员者，仅吴先生一位。
二、旁通方志：青铜器研究之助益
吴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领域的成就，素为学界所重。笔者学生时代初识先生，即缘自马承源先生主编之《中国青铜器》（1988年）教材。出乎意料的是，先生在方志编纂方面亦颇有造诣，宏编巨制，且于其青铜器研究助益良多。
1961-1966年期间，由于历史原因，考古所发掘工作暂停。吴先生遂专注于编撰一部虽非严格考古而实相关涉之书——《陕西地理沿革》，凡一百余万言。文革后期，考古所与博物馆合并，时任革委会主任雅好业务，将文革期间出土文物在陕西举办展览，吴先生亦参与其事。此展乃全国首家出土文物展，故国家文物局亦颇重视。该主任后知吴先生每夜整理陕西志稿，本有意支持出版。然因革委会主任数度更迭、出版纸张紧缺等故，图书终未能顺利刊行。后又逢“破四旧”等运动，稿本一直积压至八十年代方得付梓，距初稿已成，已逾十数年矣。
1981年出版的《陕西地理沿革》，是吴先生在对商周青铜器考古过程中，根据随葬品青铜器和文献记载，对陕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沿革进行了考证。《陕西地理沿革》刊行之后，吴先生又应国家之命，参与编撰县志、省志。《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由办公室主任即原副省长主事，其人见《陕西地理沿革》，认为是省志编撰之重要材料，遂委任吴先生为主编。虽名为“主编”，实则吴先生独力承担，经吴先生努力，终将稿件扩充至150万字。历史地理之研究，于青铜器考索尤具裨益。考古发现中古遗址的定位，往往有赖于历史地名之比定，诸如“某堆”“某城”之类，吴先生皆熟稔于心，信手拈来。
三、鉴审心得：青铜器鉴定之经验
文物征集业界素有一句口碑：“我们就信吴老师！”吴先生其宏富之青铜器学养，以及多年考古工地之实践阅历，于浙江杭州、河南安阳等地多次文物鉴定中，力排众议，匡正鉴定结论，力挽狂澜。在此次交流过程中，吴先生亦曾分享其鉴审心得数端。
重量：新器较旧器为重。古器埋于地下逾千年，经腐蚀、氧化，铜质渐变，南方青铜器尤甚，甚者已成空泡，一捏即碎，其轻可知。而新铸之器，铜质紧实，必重于旧器，上海博物馆曾做过比对实验，足资佐证。
垫片：垫片是真品的重要依据。然部分器物或因锈蚀覆盖，或因打磨精整，垫片遂不可见。商周时期之垫片，一般尖部朝外，大头朝里，以免妨碍表面纹饰之呈现。汉代青铜器多素面无纹，垫片大头多朝外，尤为明显，一望可知。
范土：器底残留红色或青绿色之范土，或于角落处见有范土遗存者，多为失蜡法铸造，当属春秋以后之器物。至汉代，则以范铸法为主，唯结构繁复之器，方用失蜡法。
范线：范铸工艺所留之痕迹，凡有错范现象，即花纹对合不匀、一边高一边低者，必为真器无疑。古人将四块外范以绳捆束，对合之际虽极精审，然铜液倾注之时，冲力所及，范块便易错位，此正古铸之常态，亦为辨伪之要诀。
花纹：饕餮纹之双目，乍看似对称，细审则必不对称。盖因古人手绘，先画一侧，再画另一侧，运笔之际，自然略有参差。今之伪作，多先制一侧，再以电脑翻转复制，故双目绝对对称，反而露了马脚。
要积累鉴定经验，关键在"多看"。真器假物都得看，且须细看，察其特点。于博物馆观摩，于考古工地体察，于古玩市场历练……逐件过目。现下作伪者听了半吊子课，听说有范线就是真的，便做条假范线。但他不知分范的线得从头到脚一贯到底：上面做一条，下面没了，看得见的地方糊弄一下，看不见的就偷懒不做了。有时候做的数目亦不对：古人分范是三块或四块，作伪者两条或者几条乱来，一看就有问题。再说铭文，把商代的文字弄到西周器上，也露馅，要么铭文是假的，要么整器带铭都是假的，还有局部作假的，把拓片镶到另一个器上。也有铭文读不通者，造假者自己不懂，随便抄几句凑数的。故此，得综合花纹、铭文、器形来看，各要素均能对上某个时代的特征，方可定论。
关于科技鉴定，吴先生认为"可以用，但有的可信，有的也不尽可信"。譬如垫片，表面或不可见，然CT片上清晰可辨，此便可信。至于成分分析，造假者往往按商代青铜器配方配制，科技鉴定报告虽书"与商代青铜器成分相符"，却未必即为商代真器，仍需综合鉴定人员之目验意见，方可定谳。
四：建言馆务：对建立陕西考古博物馆之灼见
2018年，陕西正筹建全国首家考古博物馆，吴先生对此极为赞许，以为此举善莫大焉，可将考古历史、考古技术、考古理念之演进，以及重大考古发现，融于一炉，系统呈现。考古博物馆之设立，实为时代之产物，盖有两方面因缘，共同促成此一新尝试。
一是考古经费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古发掘经费并非全然仰赖政府拨款。过去全部是政府部门拨款，发掘所得自然应该交给政府。今时考古经费已有自收自支之部分，如配合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本建设之发掘，其经费由建设单位提供。建设单位有国营者，亦有民办、私营者，如楼房开发商多为民营，彼辈中亦有一部分期望能参与出土文物之运营。
二是文物管理，须有大公意识。考古所与博物馆同为文物收集、整理、保管之机构，于公众而言，只要文物得以展示，由谁展陈并无分别。然作为考古所领导，考量或更为复杂。昔年吴先生与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同志主事时，曾营建汉阳陵博物馆。彼时地皮由考古所征用，最早之馆舍亦由考古所兴建，水电诸般手续及费用，皆由考古所经办支付。建馆之初，经费大部由考古所筹措，省政府仅拨款三百万。博物馆落成后，省长一言，遂将考古所划归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后文化部门，包括国家文物局、国家纪委皆持异议，阳陵博物馆终得归还文物系统。文物局将其单设为县处级单位，考古所之人事、经费、车辆，悉归该单位，与陕西省考古所自此脱离。今陕西考古博物馆之建设，目前由考古研究院主持，然后续管理问题，或亦随环境变迁而有所调整。总之，或隶于考古所，或单设为独立单位，皆无不可，同为向公众展示，于国家、于人民之意义，实无二致。
短短数日相处，尤觉吴先生乃一极善纳新之人，于数据库之构建、手机微信之新功能，皆了然于胸、运用自如。此正其终身向学、与时俱进的明证也。吴先生遽然长逝，然其毕生所积之成果，实为我辈最可宝贵之财富，永志不忘。
来源：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麻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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