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荣氏家族》百度百科、《荣毅仁》百度百科、《荣鸿元》百度百科、《荣鸿庆》荣氏名人资料、《申新纺织公司》百度百科、《百年纺企的荣光与转型》（江苏经济报2024年11月）、《访谈第一排·荣智权：我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受益者》（新华报业网2019年）、《红色珍档·"红色资本家"的人生抉择》（江苏档案信息网2021年）、《改变荣氏家族命运的几个时刻》（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荣家历史上的几个主要人物》（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无锡市档案史志馆相关文献、《中国首家世界级财团·荣氏企业的百年发展史》（腾讯新闻2024年）、《荣氏兄弟：为天下人布芳馨》（百年中国记忆·实业巨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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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整个中国的气氛都有些不同寻常。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格外叫人振奋，改革开放的消息从南向北一路席卷，沿海城市的灯火彻夜长明，工地的塔吊昼夜不停地转。
无锡，这座太湖边上的江南工业城，街面上也多出了不少操着粤腔的港商和操着台湾腔的客人，他们带着皮箱，带着支票本，带着一张张写满数字的合作意向书，在老街和新区之间穿梭。
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宽了。
就在这一年，一个来自香港的男人，出现在了无锡的城区。
他的装束并不显眼，中等身材，衣着利落，戴一副金丝眼镜，讲话时带着淡淡的粤腔，但偶尔会从嘴里滑出几个纯正的无锡腔字眼，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在时光里泡久了，浸透进去，怎么也去不掉。
他没有直奔谈判桌，没有立刻约见什么人，而是先一个人在无锡的街道上走了很长时间。
他走过梁溪河边，站在河岸上，看了很久对岸那片连绵的厂房屋顶。
河风带着太湖特有的水腥气，从西面吹来，几十年前，他的祖父就是闻着这股风气，在这片土地上起步的。
厂房还在，烟囱还在，机器声隐隐从墙里透出来，在1992年的春风里显得格外遥远。
他姓荣。这个姓在无锡，有着别处没有的分量。
荣家的工厂，曾经是这座城市最响亮的声音，是几万工人的生计，是全国面粉和棉纱产量的重要支撑，是让中国在那个年代勉强能跟洋货叫板的底气所在。
这个来自香港的荣姓男人，此行的目的，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他是来找自家的东西的。
【一】从无锡荣巷走出来的两个少年，靠一粒麦子撑起了半个中国的吃穿
荣家的根，扎在无锡西郊的荣巷。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
现在的荣巷已经并入市区，但仍保留了一条约400米长的老街，沿街还有150多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
这条老街，走出去过无数荣家子弟，但最终让荣家名震天下的，只有两个人——荣宗敬和荣德生。
兄弟俩的出发点，算不上什么好家境。父亲荣熙泰在上海做过小本经营，家里的境况只能说是勉勉强强。
荣宗敬年长几岁，十四岁就被送出去讨生活，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账房业务，三年苦学后便在钱庄里当跑街，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
弟弟荣德生也不遑多让，十五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
两个无锡少年，就这样在上海滩的茫茫人海里，各自磨砺自己的本事。
钱庄这个行当，考验的是人对数字的感觉，对时机的判断，对人心的把握。
荣家兄弟在这一行里浸淫多年，练就了一套独到的商业直觉。
1896年2月，荣家投资1500元，招股1500元，在上海南市鸿生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c管账——荣家迈出了创办实业的历史性第一步。
钱庄只是跳板，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实业。
1899年6月的一天，香港九龙码头，荣德生从广州出差返乡，在这里中转停留。
他看着码头上一袋袋堆成雪山的白面粉，把鹅卵石都给染白了，一打听，这些"洋面粉"都是要运往内地的。
想到流入洋人口袋的白花花的银子，心里像是被小虫子啃噬一般难受，一个盘桓许久的念头在他心里清晰了起来。
中国人吃面，凭什么要用洋人的面粉？这个念头，让荣德生回到上海后，跟荣宗敬一拍即合，两人决定：办面粉厂。
1901年，荣德生挑了农历二月初八这一良辰吉日，在无锡古运河与梁溪河交汇处的太保墩破土动工，建起了保兴面粉厂。
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引起了全城轰动。
无锡城里一批士绅联名上告，说工厂烟囱破坏了当地的风水，要求勒令停建。
阻力不小，但荣家硬是顶住了。工地被水淹，建设被叫停，官府又来回推诿，折腾了将近十个月，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产。
这一粒落地，生根了。
此后数年，面粉这门生意越做越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荣氏兄弟的面粉生意迎来了春天。
1912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随后的几年中，他们相继在上海、汉口和无锡开办了多个面粉厂，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
但荣家的野心，不止停在"吃"上面。
"穿"，也要抓在自己手里。
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
到1922年止，申新已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设立4个厂，产纱锭达13万余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
此后，申新通过不断并购、扩产，从1家厂扩大到9家厂，"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鼎盛时期，荣家的产业版图铺展开来，叫人看着发怔。
到1932年，申新系统9个厂共有纱锭52.15多万枚、线锭4万多枚、布机5300多台，固定资产4180多万元，职工多达3.17万人，年产棉纱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总产量的18%多，棉布产量占29%多。
再算上面粉那条线，荣氏企业一度控制了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面粉产量，棉纱市场份额逼近五分之二。
中国人吃的白面，穿的棉布，有相当大的比例，出自荣家的工厂。
这不是一个家族的成功，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民族工业成就。
无锡那座梁溪河畔的申新三厂，尤其值得单独说一说。
申新三厂创建于1919年，1921年投产时有纱锭5万枚、布机500台、轧花机80台，是当时全国民族资本中最大、最新的纺织厂之一。
申新三厂的成功发展与荣氏兄弟独特的经营理念密切相关——决策力求高效，设备力求精良，产品力求增值，成本力求节俭，营销力求灵活，让其产品1934年便已直销江苏通州、太仓，湖北汉口以及陕西、山东各地。
1936年，荣氏企业在全国各大都市均有支店和联络站，境外近则在港、澳等地区，远则在英、德、美、日等国家，交易已呈全球化布局。
就这么一家从无锡荣巷走出去的家族，凭着两代人的筚路蓝缕，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上，刻下了别人轻易抹不去的印记。
【二】乱世里，荣家工厂首先遭的就是兵祸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路。
荣家企业在1936年达到鼎盛，可随后就是一场叫人措手不及的劫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无锡相继沦陷，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多年心血，毁于炮火，那种滋味，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企图让荣家继续为他们生产，为侵略提供物资支撑。荣宗敬愤而拒绝。
1938年1月，荣宗敬为了逃脱日军胁迫，乘外国轮船出走，同年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一代枭雄，就这样在愤懑与悲凉中，客死他乡。
荣德生挑起了剩下的重担。他没有跑，留在了无锡，和工人们一起守着这片家业的废墟。
日本人来了又去，国民政府回来了，但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乱局。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一败再败，为挽救垂死命运，大肆搜刮民力民财，并实行"经济管制"。
1948年，国民党政府对棉纺织、面粉业等进行管制，造成严重"经济混乱"，物价飞涨，荣氏家族的企业因此出现大量亏损。
在这种乱局下，荣家内部也走向了分裂。
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
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荣宗敬这一脉，陆续出走了。
荣鸿庆，荣宗敬最小的儿子，那一年才二十出头，24岁即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
他走的时候，带走的是一颗脑袋，一双手，和荣家人做实业的基因。
无锡的那些工厂、机器、厂房，留了下来，但再也不属于他了，至少，他自己是这么以为的。
而荣德生一脉，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拒绝将工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
留下来的和走出去的，从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一分，就是几十年。
【三】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主动走出了历史上那一步
1949年，无锡解放。
1949年4月24日，在无锡解放的第二天，上级党组织就派工作组进驻申新三厂。
当年底，申三厂党支部、团总支和厂工会（筹）成立。新的管理秩序，在这座百年老厂里悄然建立起来。
荣毅仁留下来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家业。
建国初期，由于战争影响，国内经济一时还未纳入正常轨道，企业恢复生产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缺乏，解放前一些资本家抽逃资金，留在大陆上的荣氏企业几乎成了空架子，囊中瘪涩，缺乏运转资金。
荣氏申新方面也外流大量资金，造成企业内部元气大伤，财务困难。
这时候，荣毅仁做了一个旁人可能没有想到的决定。
他没有选择沉默观望，而是主动出击。在工厂资金最紧张的时候，他最早提出了一个让政府按需定点加工的合作方式，由政府提供棉花，工厂负责加工成棉纱，这一举措后来推广到全市，并被上升为理论，就是我们熟知的加工订货、统购统销。
一方面通过订货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中，另一方面又借私人资本的生产能力，恢复和发展经济。
这一招，既救了自己的工厂，也替国家解决了一个现实难题。
此后数年，荣毅仁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
1950年6月，荣毅仁受到了伟人的亲切接见，使他深受鼓舞。他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他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捐献七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
到了1954年，更大的历史时刻来临。
这一年，国家开始大规模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工商界都在等，都在看，谁会第一个站出来。
1954年3月，荣毅仁率先向无锡市政府为申新三厂办理了公私合营手续。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
1954年7月31日，无锡市举行了五家企业公私合营的签订仪式，其中三家就是荣氏企业。
荣氏的申新三厂在当时是江苏省内最大的纺织企业，荣氏的茂新面粉厂在二战后，设备先进性在全球是数到前三位的。
这么有分量的企业能够率先做到公私合营，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私合营后仅一年时间，无锡申新三厂生产总值就增加16%，为国家积累资金增加了39%。
荣氏企业公私合营的做法和效果，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此后无锡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厂加入到了公私合营中。
到1956年，随着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的完成，荣氏在大陆的全部企业，都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转变。
荣毅仁深思熟虑后，将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从这一刻起，他名下已经没有任何企业了，也不再是资本家了。
这是一个留在历史档案里的事实，也是后来让荣家海外后人沉默三天的根源所在。
留下来的这支荣家，就这样把那些工厂，一间一间，用文件和图章，交了出去。
而那些文件，那些图章，那些签在申请书上的名字，都被装进了无锡市的档案库，一页一页地留存下来，等着某一天，被人翻出来，重新读一遍。
【四】出走的那支荣家，在香港和台湾扎下了新根
再说走出去的那支荣家。
荣鸿庆，荣宗敬最小的儿子，离开上海的时候带走的只有两手空空。
他1946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1964年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1983年任副董事长，1991年出任董事长。
在香港，他从南洋纱厂起步，靠着荣家骨子里的那股劲，一步一步把摊子重新支起来。
荣鸿庆24岁即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在经营55年后把事业重心转向台湾，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该厂则交由其子荣智权打理。
荣智权，荣鸿庆的儿子，在家族的海外商业版图里，是属于第三代的传承者。
他出生的时候，内地的那些工厂早已经和荣家没有任何产权上的关联，但父亲从来没有停止过讲那段历史。
每当家里说起无锡，说起申新，说起梁溪河边的那座老厂，父亲的语气总会变得不一样，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又吞不下去。
荣智权幼时跟父母离开大陆时才2岁，小时候父母常会对他讲起荣家老宅的模样和太湖的风景，梅园、小箕山的景致早已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遍。
那些反复被讲述的场景，在他脑子里存留下来，成了一种他自己从未亲眼见过、却莫名感到熟悉的记忆。
1989年，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荣智权做了一个决定。
1989年，荣智权第一次带着妻儿回到家乡无锡。回乡后他在祭祖、扫墓后，一定要到太湖边，寻访祖父荣宗敬1929年时建造的祖屋——锦园。
令他欣慰的是，位于梅箕路一号的荣氏祖宅不仅保存完好，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成为一处小有名气的景点。
祖宅还在，那就说明，根还在。
两年后，他的父亲荣鸿庆，在阔别家乡整整43年之后，也踏上了无锡的土地。
1991年，在阔别家乡43年后，荣鸿庆第一次回到了无锡。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让荣智权父子看到了中国金融合作发展的机遇，坚定了回乡投资的决心。
这两次返乡，带着不同的意义。荣智权第一次回来，是来寻根的，是来认一认自己在脑海里想象了三十多年的那片土地的。
荣鸿庆回来，则是带着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那些当年留在无锡的工厂，当年的产权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荣家出走的这一支，在改革开放之后，很快就重新走上了在大陆投资的路。
1990年，荣鸿庆就同姐姐荣卓如一起来上海，决定将南洋纱厂移机来沪合资经营，与当时的上棉二十二厂合资开设申南纺织厂，总投资3000万美元，荣鸿庆任董事长。
这是荣氏出走支系重返大陆实业的一个标志性动作。
钱赚了，厂也开了，可有一件事，始终悬在那里，像一根刺，说不清楚是疼还是不疼，但就是一直在那里。
那根刺，就是无锡的祖产工厂。
【五】荣家出走的这一支，决定回无锡问个明白
1992年，荣家的后人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无锡。
来的这个人，具体是荣家第三代中的哪一位，历史记载中有些模糊，但从时间线和家族背景来对照，与荣鸿庆父子这一支的行迹最为吻合——荣鸿庆1991年刚刚回过无锡，在上海已有合资工厂落地，下一步自然会将目光转向无锡的祖产问题。
荣智权也在此前的1989年完成了第一次返乡，对无锡的现状已有了亲身了解。
这一背景下，荣家后人在1992年正式就无锡祖产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当地相关方面提出了接触和洽谈，在历史上是有脉可循的。
洽谈的对方，是管辖当年荣氏工厂的相关国资单位。
荣家的诉求，说出来并不复杂：当年那些工厂，是用什么方式转变性质的？性质转变的档案记录，究竟是怎么写的？
对方接待了荣家的人。谈话进行得客气而周全，热茶续了一杯又一杯，言辞也算得上诚恳，没有推诿，没有敷衍。
只是在谈到实质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以一笔钱款了结此事，金额相当可观，折算成当时的人民币，数目接近千万。
在1992年，这笔钱是什么概念？
当时无锡一棉纺织厂的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两三百元，一年的收入不过三千出头。
千万，够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几十代人衣食不愁。就算放到商界，这也是一笔让大多数人不会迟疑的数字。
对方的意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拿了这笔钱，历史的事，就算翻篇了，以后是朋友，大家一起向前看。
荣家的人，坐在那把椅子上，没有立刻点头，也没有立刻摇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的，是另外一句话。
他说，我想看一看当年的档案。
这句话，让对面的人愣了一下。
但荣家后人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他的心迹。
这笔账，不是用钱能算清楚的，或者说，不是在还没看清楚当年的记录之前，就能用钱来打发的。
于是，一次前往档案室的安排，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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