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街头一个卖茶水的老头，看着和旧时代过来的普通老人没两样，谁能想到，他曾经是国民党调查科的干将，还当过感说起这个老头叫鲍君甫，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日高材生，回国之后就扎在上海，一边跟国民党调查科的人来往，一边又和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走得近。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没人说得清这个谈吐得体的留学生到底站哪一边。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被朋友拉进了国民党调查科，也刚好给中共特科递了合作的橄榄枝。
化院副院长？被举报抓起来之后，老头不慌不忙，只说了一句话，直接惊动了当时正在朝鲜带兵的陈赓上将。陈赓当时在特科负责情报渗透，第一次和鲍君甫见面就在上海租界的一间小屋子里。鲍君甫没绕弯子，直接说自己能做事，不要求入党，只要别乱给他安名头。陈赓也爽快，拍板收下了这个特殊的线人。从那之后，鲍君甫就踩着钢丝过日子，明面上给国民党办事，还混得风生水起，暗地里把各种关键情报递给共产党。
他会给租界的洋人头目送好处搞好关系，也会帮国民党办点无关紧要的案子，把自己“反共干将”的人设立得稳稳的。这种特殊身份反而比普通地下党员更方便，很多党员进不去的场合，他来去自由，拿到的情报每一份都能救命。那时候上海租界是各方势力角力的灰色地带，鲍君甫就在这夹缝里给共产党办事，救过我党的重要领导人。
当年任弼时被捕，就是鲍君甫第一时间摸清了国民党内部的动向，把准确消息传给特科，给党组织制定营救方案争取了宝贵时间。后来关向应也被捕，鲍君甫一边给上级交差表忠心，一边把关押地点、审讯细节全偷偷告诉陈赓。哪怕顾顺章叛变之前，他都一直没暴露，全靠自己步步谨慎，每次都能把风险压下去。
1931年顾顺章叛变，整个上海的地下网络都被打乱了，鲍君甫也被牵连进去。顾顺章没拿出他通共的实锤，加上国民党内部还有人给他说情，最后他没被定罪，只是放了出来，还当了南京感化院的副院长。说穿了就是国民党明着给职位，暗着把他边缘化，不让他碰核心机密。
之后这么多年，鲍君甫慢慢淡出了国民党的核心圈子，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没权没势的半百老人，只能在南京街头摆个水摊卖茶水维持生计。如果没人多嘴举报，说不定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那段隐秘的过去也就跟着他一起带进棺材了。
镇反运动开始之后，有人认出了这个摆水的老头，知道他以前当过国民党的特务头子，直接就给公安机关举报了。公安把他带走之后，一查履历，全是沾着“特务”标签的经历，谁看了都觉得这人问题不小，不少人都主张从严处理。鲍君甫也不慌，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在国民党任职的事儿，只说了一件没人敢轻信的事儿。
他说自己当年是给共产党做事的，救过共产党的干部，陈赓能给他作证。审他的人都懵了，那时候陈赓是开国上将，还在朝鲜指挥作战呢，你一个摆摊老头敢说陈赓给你作证？鲍君甫说我要是说半句瞎话，怎么罚我都认。办案人员不敢乱下结论，层层上报，真的把核实函发到了陈赓那里。
陈赓当时在朝鲜忙得脚不沾地，看到这封信，立刻就回了函，明明白白肯定了两件事，一是鲍君甫确实和中共秘密组织合作过，二是他在传递情报、营救同志上立过大功。就这一封回信，直接扭转了整个案子的走向。原本要重判的案子，最后改判成管制一年，换做别的有类似履历的人，这个结果真的是天差地别。
管制结束之后，鲍君甫的日子还是不好过，没有固定工作，身体也越来越差，还是靠做点小生意糊口。当年和他接触过的陈养山那时候已经是公开的革命干部了，知道鲍君甫的真实经历，不忍心看他这么苦，就给有关部门写信说明了情况，希望能给老人一点基本照顾。
后来组织上重新核查了他的全部经历，1956年把他接到北京，给他安排了住房，解决了基本生活费，还给他安排治疗身体。那段日子鲍君甫过得安稳，很多人来看他的时候问起当年的惊险经历，他也不多说，只说那时候不那么做，好多人都活不下来。要知道那时候他走的是一根细得不能再细的生死线，走错一步就是掉脑袋的事儿。
其实像鲍君甫这样的人，在当年的隐蔽战线真的不少，他们没有公开的名分，甚至一辈子都不能把自己的功劳说出来，可要是没有他们，当年的地下斗争不知道要多付出多少无辜牺牲。历史不会给每个人都树碑立传，但这些曾经默默扛过生死风险的人，不该就这样被忘记。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留给后人的只有零散档案里的一行行记录，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隐秘人生。
参考资料：人民网 鲜为人知的红色特工鲍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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