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黄植诚》词条、维基百科《国军与解放军间的驾机叛逃事件》、凤凰网《揭秘台湾空军飞行员黄植诚驾机起义事件》、文汇报《盘点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驾机起义的台湾空军》、中国新闻社1981年8月8日相关报道、台湾《自由时报》相关档案报道、观察者网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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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8日上午9时28分，福建福州义序机场跑道上，一架机身涂有"中正"字样的美制F-5F双座战斗教练机缓缓降落，引擎轰鸣声在机场上空回荡了很长时间。
等到舱门打开，机场工作人员才终于看清楚——飞行员只有一个人，坐在前舱，机身稳稳停在跑道上，后舱空无一人。
机场工作人员走近飞机，发现后舱盖边缘有一处明显的豁口。
这个豁口说明的事情只有一件——这趟飞行开始时，飞机里坐着两个人，而在降落之前，其中一个人已经从后舱弹射跳伞离开了。
飞行员叫黄植诚，台湾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1952年1月生于台湾，祖籍广西省永淳县，也就是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一带。
他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用一趟时间不到七十分钟的飞行，越过台湾海峡，驾着一架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机，降落在福州义序机场。
消息传出去，两岸震动。
没有人注意到的是，在这架飞机降落到福州之前，它还在台湾海峡上方短暂折返过一次。
那次折返，是为了把后舱的另一个人——台湾空军第五联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送到马祖东引岛上空，让他跳伞。
黄植诚在油量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特意绕道把许秋麟送到台湾军方控制的岛屿上空，目送对方安全开伞落下，才重新把机头调回西边，再次飞向福州。
黄植诚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了两岸历史档案里。
许秋麟的名字，却在那次跳伞之后，几乎从所有公开的记录里消失了。
这个在东引岛上空跳伞回到台湾的人，此后经历了什么，长期以来是这段历史中最少被人提及的部分。
【一】眷村里长大的孩子
要搞清楚1981年8月8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得把时间往前推。
1949年，大批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的家庭，带着各省的方言、口味和记忆，住进了台湾各地新建的军人眷村。
所谓眷村，是专门为这批军人家眷修建的集中居住区，建材简陋，房屋低矮，条件普遍不宽裕，但里面住的人，几乎个个都有一段从大陆某个省份出发、辗转来到台湾的故事。
黄植诚就出生在这样的眷村里。
他的父亲原籍广西省永淳县，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地勤人员，跟着部队撤退来了台湾。
他的母亲原籍四川成都。1952年1月，黄植诚在台北的军人眷村里出生，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姐姐。
在他三岁半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此后，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们过活。
眷村里靠着各家的互相帮衬，生活勉强能够维持，但谈不上宽裕。
兄弟姐妹几个渐渐长大，空军这条路仿佛从一开始就埋在了这个家里。
二哥后来成为台湾空军少校，姐夫是台湾空军中校，整个家庭的氛围，是浓郁的军人底色。
黄植诚打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飞行员的梦想，几乎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
眷村里的生活，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悄悄渗入了黄植诚的成长岁月。
那就是他母亲讲的故事。
眷村里大陆各省来的老兵及其家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思乡的情绪从来没有散去过。
黄植诚的母亲尤其如此。她从四川成都带出来的，除了行李，还有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记忆。
她常常拿出以前在大陆拍的老照片，对着照片说起四川的亲戚，说起广西横县老家的宗祠，说起那些留在大陆、此后再无音讯的故旧。
对于大陆，她用的永远是"老家"二字，从不曾叫"彼岸"或者"对岸"。
黄植诚从母亲嘴里，听了整整一个童年关于大陆的描述。
那是一片他从未踏上过的土地，但在他心里，却有了某种具体的轮廓和温度。
1969年，黄植诚高中毕业，按照台湾当时的规定，进入位于台湾岛内岗山的空军军官学校，开始系统学习飞行。
他学得很快，各项科目成绩突出，被教官认为是少有的飞行天才。
1973年，黄植诚作为优秀生从空军军官学校专修班毕业，分配到台湾空军第五联队，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
此后数年，他先后驾驶过5种型号的飞机，飞行时间持续累积。
26岁那年，他升为少校，后来被任命为第五联队督察室飞行考核官，负责对联队内数百名飞行员进行年度考核，拥有决定飞行员能否晋升或进入战斗编队的权力。
这是一个在外人看来相当顺遂的仕途轨迹。台湾空军里，能在26岁就坐上少校、并且担任考核官的，屈指可数。
然而，黄植诚心里一直有一根刺，拔不掉的那种。
进入台湾空军之后，他陆续接触到了一些与他幼年时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截然不同的叙事——对大陆的贬低、对两岸统一可能性的蔑视，以及充斥在部队日常里的、与他内心判断格格不入的种种言论。
在一次春节联欢活动上，台湾空军总司令手持一把外国赠送的宝剑，放话说谁能击落大陆飞机，就把宝剑送给谁——这个场景，让黄植诚心里颇不舒服。
部队里的腐败风气，也让他心生排斥。
他私下在报纸上写过反对"大陆无攻台能力"这一说法的文字，因为措辞直接，在部队里遭到冷嘲热讽。
他在空中驾机训练时，向西望过去，能看到台湾海峡那边的大陆海岸线轮廓。
母亲说的"老家"，就在那个方向。
起义的念头，是慢慢发酵的，不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的。
【二】将近一年的秘密筹备
大陆方面关于欢迎台湾飞行员起义的政策，黄植诚并不陌生。
早在1962年，大陆就公开发布过相关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标准，并公布了若干机场的航向与联络方式。
其中明确写明，驾驶F-104或F-5E系列战机起义者，奖励黄金7000两。
1964年，大陆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相关奖励政策，并公布了广东汕头、浙江青田和浙江路桥三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这些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在台湾流传。黄植诚从部队里的内部消息和公开渠道，都曾接触过这类信息。
1950年代到1960年代，确实有多名台湾飞行员先后起义，驾机飞往大陆。
台湾方面对此有过一轮针对性整顿——将单人训练改成双人搭档制度，减少训练飞机的油量配额，并在台湾海峡附近加强监控。
这些措施，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后来飞行员单独驾机起义的难度。
进入1970年代之后，驾机起义的事件一度沉寂。直到1980年代，黄植诚出现了。
大约在1980年底至1981年初，黄植诚开始认真筹划这件事。
他利用飞行考核官的便利条件，悄悄收集福建沿海机场的相关资料。
他把最近的福州义序机场确定为目标落地点，反复核算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抵达福州所需的油量与航程，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了预案。
台湾空军当时对飞行员的无线电管理有相应规定，出勤飞行期间必须保持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
黄植诚研究了怎样在不引起雷达注意的前提下，利用超低空飞行规避侦测。
台湾海峡宽约180公里，在超低空贴海飞行的情况下，地面雷达的侦测效果会大打折扣。
他还从以往成功起义飞行员的案例中，研究了如何向大陆机场发出来意信号——放下起落架并左右摇摆机翼，是当时惯用的表示和平降落的飞行动作。
这整套计划，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台湾空军内部有一种叫"双人飞行制度"的安排——为了防止单人驾机起义，训练和考核飞行通常安排两人同机。
这个制度的存在，让单人驾机出境变得格外困难。黄植诚从考核官的角色出发，想到了一个利用职务便利的办法。
他计划在某一次对飞行员进行考核的过程中，以"仪表飞行"训练为由，命令后舱飞行员关上暗舱罩——暗舱训练是让飞行员封闭视野、只依赖仪表判断飞行状态的专项训练，属于台湾空军的常规科目。
后舱罩关上之后，后舱飞行员对外部的方位判断会完全失效。
趁着这段时间，他可以切断无线电，把飞机拉到超低空，向西飞越台湾海峡。
这个计划里，有一个最核心的不确定因素：同机的飞行员，一旦察觉异常，会是什么反应。
1981年8月8日那天，黄植诚选择的同机飞行员，是台湾空军第五联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
【三】1981年8月8日，从桃园到义序
1981年8月8日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台湾桃园机场的跑道上，那天的例行训练与考核，和其他任何一天看起来没有区别。
上午8时许，黄植诚按照惯例来到机场，对飞行员们进行训练考核。
全部考核结束之后，他来到一架编号5361的F-5F型战机旁边，飞行员许秋麟还坐在后舱。
F-5F是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研制的F-5E的双座教练型号，台湾向美国采购后装备于空军部队，机身标有"中正"字样。
这款战机的单座型F-5E在低空性能上与当时大陆装备的主力歼-6相比不落下风，高空性能也大体相当，是台湾空军当时最先进的机型之一。
这架飞机，是台湾方面从美国诺斯罗普公司购得，机身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黄植诚爬上前舱，对许秋麟说，要进行仪表飞行训练，让他把暗舱罩盖上，自己来飞一段特技。
许秋麟没有起疑，照做了。
上午8时20分，这架F-5F从桃园机场起飞。
在场的地勤人员，看到黄植诚在登机时朝地面人员比了一个"V"字手势，没有人明白这个动作背后的含义。
一小时后，当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才想起来，那个"V"字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飞机升空之后，黄植诚驾机飞行了一段时间，等飞机到达一定位置，他偷偷关掉了无线电，切断了与台湾地面雷达站及指挥塔台之间的联系。
紧接着，他把飞机从当时的高度急速下降，降至距离海面约20米的超低空，机身几乎贴着海面向西飞去。
这样的飞行高度，是正常训练飞行所不会涉及的，也是地面雷达最难以有效侦测到的区间。
在台湾海峡这段路程上，黄植诚一直保持着超低空飞行状态，把飞机牢牢压在海平面以上极低的位置，用2100多小时飞行时间积累下来的操控能力，控制着这架战机在几十米的高度平稳穿越海峡。
后舱的许秋麟，被暗舱罩完全隔绝了视野，对外部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飞机飞了一段时间，许秋麟从仪表数据上感觉出了一丝异常。
他打开暗舱罩，向舷窗外望去——机翼下方，已经不是台湾海峡的海面，而是大陆的海岸线。
他立刻意识到飞机飞偏了方向，当即向黄植诚报告，说飞机正在接近大陆。
黄植诚没有多解释，平静地说，自己就是要去大陆。
许秋麟当时的反应，是惊慌和拒绝。他坚决表示不愿去大陆，强烈要求黄植诚把飞机飞回台湾。
两人在舱内陷入了僵持。
黄植诚在油量已经告急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消耗时间和燃油的决定——他把飞机重新拉离大陆上空，飞回外海，专程把许秋麟送到了马祖列岛最北端的东引岛上空。
东引岛处于台湾军方控制区域，跳伞落地之后，许秋麟能够被台湾军方的搜救力量发现和营救。
在东引岛上空，黄植诚让许秋麟弹射跳伞。
弹射跳伞那一刻，后舱盖被顶开，留下了落地之后工作人员发现的那处豁口。
黄植诚在飞机上目视许秋麟的降落伞打开，确认其安全落下之后，再次把飞机机头调向西边，往福州方向飞去。
此时，飞机的油量已经所剩无几。这段往返折腾，把本就不宽裕的燃油消耗得七七八八。
黄植诚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把战机控制在极限油量的边缘，贴着海面飞向福州义序机场。
抵近福州机场空域后，他与地面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随后按照事先掌握的降落信号规程，驾机左右摇摆机翼，放下起落架，用动作表明来意。
机场工作人员辨认出信号之后，立即启动引导程序。
上午9时28分，飞机平稳落地。
从起飞到降落，算上中途折返送许秋麟到东引岛的那段绕路，一共用了约68分钟。
【四】东引岛跳伞后，台湾那边等待他的是什么
许秋麟从东引岛上空弹射跳伞，降落伞打开，他从几千米高度缓缓落下。
落点在东引岛附近的海域，很快被台湾军方的蛙人部队发现并打捞上来。
台湾军方的蛙人部队，是常年驻守在马祖、金门等外岛附近海域的特种救援力量，负责在危险海域执行搜救任务。
许秋麟落入海中之后，被这支部队打捞救起，接着被转送回台湾本岛。
从跳伞到回到台湾本岛，整个过程相对顺利，许秋麟本人没有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
但等他踏上台湾本岛，等待他的局面，远比跳伞更加复杂。
就在他落地的那个上午，台湾方面已经接到了来自地面雷达站的报告——一架起飞的F-5F战机在海峡中线附近失去了无线电信号，随后雷达光幕上也找不到踪迹了，后来收到的消息，是它降落在了福州义序机场。
黄植诚驾机起义这件事，在台湾当局那里引发的反应，用"震怒"两个字来描述都嫌不够。
一架台湾空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就这样从桃园机场起飞，飞过了台湾海峡，落在了对岸。
随机带走的，不只是飞机本身的军事价值，还有这款战机的全部机载设备、雷达特征、飞行性能数据，乃至台湾空军的出勤管理模式、训练程序、无线电频段等一系列涉密信息。
台湾当局随即启动了紧急调查程序，追查黄植诚的全部行动轨迹，以及这件事背后有没有更大的网络和帮手。
许秋麟，就在这个调查的核心位置。
他是这趟飞行的当事人之一，是全程在场的唯一证人，也是台湾军方能找到的、最直接掌握黄植诚行动细节的人。
从他踏上台湾本岛那一刻起，调查就开始了。
调查的范围，不只是他在飞行过程中知道了什么、做了什么，还包括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在事前，对黄植诚的起义计划，究竟知不知情。
这是台湾军方最想弄清楚的事，也是许秋麟此后命运走向的关键所在——然而，当调查结果一步步浮出水面，等待许秋麟的，是一段此后再没有出现在公开历史记录里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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