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述
既往颅咽管瘤（caniopharyngioma，CP）曾根据组织病理学特征分为造釉细胞型adamantinomatous CP，ACP）和乳头型（papillary CP，PCP）两种亚型。然而，每种亚型都具有独特的遗传特征和逐渐分化的治疗模式，WHO将它们重新分类为两种不同的实体。这项描述性的大型多中心研究旨在明确这两种病理类型在临床表现、治疗模式和临床病程方面的当前差异，以作为未来新治疗模式出现时研究的基线。研究者查询了垂体腺瘤及相关疾病注册系统数据库，筛选了数据库中接受初始CP治疗且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ACP或PCP的成年患者。收集并按CP类型比较了患者人口学特征、临床病程、肿瘤治疗和结局数据。
研究内容
方法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是对200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垂体腺瘤及相关疾病登记系统(Registry for Adenomas of the Pituitary and Related Disorders, RAPID)联盟数据库中的患者进行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分析。
患者资格
如果CP患者的初次手术是由14个参与RAPID联盟的学术中心之一的外科医生进行的，则被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必须有ACP或PCP的组织病理学诊断。如果患者病变有既往治疗史、年龄小于18岁或缺乏完整数据集，则也被排除在外（图1）。
图1研究的详细纳入/排除标准
变量
从RAPID数据库中提取患者人口学特征、病史和临床病程。所有变量均通过文献回顾以及研究团队与RAPID指导委员会之间的共识讨论确定。肿瘤大小以最大直径（cm）和体积（cm³）表示。与肿瘤相关的放射影像学变量包括肿瘤位置（鞍区、鞍上区和/或脑室内，允许多个位置）和分型（垂体柄前型、经垂体柄型或垂体柄后型）。还分析了血管包绕率和海绵窦侵犯率。还收集了驱动突变数据，包括BRAF V600E或核/非核β-catenin（CTNNB1）突变的存在与否。分析手术、内分泌和临床病程结局。全切（GTR）定义为术后MRI确认肿瘤100%切除。次全切（STR）定义为75%-99%切除。内分泌结局以术后发生的绝对百分比收集。临床病程结局包括术后住院时间、复发率和无进展生存期（PFS）。PFS首先确定为从手术到影像学复发的时间。然后，根据两组手术时的切除范围对患者进行分层后，进行PFS分析。
统计分析
分类变量以绝对数和比例表示，并通过卡方检验进行比较。所有连续变量的参数性质经过确定，并使用适当统计检验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
在数据提取时，RAPID CP数据库包含605名CP患者。其中，564名患者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ACP或PCP。应用排除标准后，最终确定372例病例进行分析：273例ACP和99例PCP（图1）。
患者人口学特征和既往病史
ACP患者手术时更年轻（平均48.3岁vs 52.8岁，p = 0.034），而男性比例（54.6% vs 55.6%，p = 0.937）或BMI（31.3 vs 28.9 kg/m²，p = 0.211）未见差异。另一方面，PCP患者有高脂血症史（25.3% vs 15.8%，p = 0.036）和心律失常史（6.1% vs 1.1%，p = 0.006）的比例更高。其他合并症如高血压（p = 0.592）、糖尿病（p = 0.121）、癌症（p = 0.188）、慢性阻塞性肺疾病（p = 0.644）和冠心病（p = 0.554）等的患病率未见差异。
内分泌病史和临床表现症状
PCP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发生率更高（33.3% vs 20.5%，p = 0.010），但其他内分泌疾病的发生率相似，包括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p = 0.598）、多囊卵巢综合征（p = 0.137）、性腺功能减退症（p = 0.498）、生长激素缺乏（p = 0.351）和中枢性尿崩症（p = 0.783）。
在就诊时，PCP患者比ACP患者更易报告疲劳（28.3% vs 17.6%，p = 0.024）和温度不耐受（9.1% vs 1.5%，p < 0.001）。其他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头痛（52.5% vs 46.6%，p = 0.306）、视野缺损（72.7% vs 64.1%，p = 0.120）、步态不稳（p = 0.730）、阳痿（p = 0.360）、男性乳房发育症（p = 0.226）、记忆力减退（p = 0.637）、睡眠/觉醒周期紊乱（p = 0.192）和体重增加（p = 0.598），在两组之间相似。
放射影像学和肿瘤相关数据
ACP和PCP的中位最大直径（2.70 vs 2.56 cm，p = 0.122）和中位体积（6.59 vs 5.51 cm³，p = 0.173）相似。两组最常见的病变部位均为鞍上区（ACP为94.5% vs PCP为94.3%，p = 0.939），其次是鞍区（47.65% vs 43.2%，p = 0.490）、脑室内（30.7% vs 31.8%，p = 0.843）以及累及多个区域者（58.4% vs 54.5%，p = 0.817）。肿瘤分型为垂体柄前型（p = 0.719）、经垂体柄型（p = 0.530）或垂体柄后型（p = 0.269），组间无差异。此外，两组在海绵窦侵犯率（7.3% vs 5.1%，p = 0.394）和血管包绕率（19.8% vs 16.2%，p = 0.076）方面相似。
大多数PCP（73/78 [93.6%]）携带BRAF V600E突变，而ACP均不携带。核β-catenin突变仅见于ACP（79.2% [42/53] vs 0.0% [0/26]，p < 0.001），而PCP更可能携带非核β-catenin突变（26/26 [100.0%] vs 11/53 [20.8%]，p < 0.001）。
治疗数据
两组的手术入路无差异。大多数ACP和PCP接受了内镜下经蝶窦切除术（79.2% vs 77.3%，p = 0.711），其次是开颅手术（19.6% vs 20.5%，p = 0.861）和显微镜下经蝶窦切除术（1.3% vs 2.3%，p = 0.503）。在接受内镜下经鼻入路的患者中，两组最常用的内镜下经蝶窦扩大方式均为经结节扩大（93.1% vs 87.0%，p = 0.195）。
术后，ACP患者比PCP患者更有可能接受放疗（27.8% vs 15.2%，p = 0.012）。两组在接受的放疗类型上无显著差异，包括术后单次立体定向放射外科（11.8% vs 20.0%，p = 0.393）、分次立体定向放疗（60.5% vs 40.0%，p = 0.142）或质子束治疗（27.6% vs 40.0%，p = 0.338）。ACP和PCP队列的再次切除率也相似（13.6% vs 10.1%，p = 0.376）。至放疗的中位时间两组相同（5.0 [2.0-13.3]个月vs 5.0 [2.0-12.8]个月，p = 0.870）。PCP患者更有可能接受术后靶向药物治疗（8.0% vs 0.0%，p < 0.001）。
结局
两组之间的手术结局未见差异，包括术中垂体柄保留率（ACP为44.3% vs PCP为50.5%，p = 0.267）和切除范围。ACP和PCP患者的GTR率相似（47.2% vs 49.4%，p = 0.724）。
还评估了内分泌结局。ACP患者术后出现食欲亢进的比例更高（12.8% vs 4.0%，p = 0.015）。在其他分析的变量中未见差异。
此外，两种病理类型的复发率（ACP患者为17.3% vs PCP患者为17.5%，p = 0.962）、中位术后住院时间（6.0 vs 6.0天，p = 0.393）或中位PFS（19.0 vs 5.0个月，p = 0.972）均无差异（图2A）。
图2 ACP与PCP患者的中位术后无进展生存期比较
还分别对每组中根据切除范围分层的ACP（图3A）或PCP（图3B）患者独立评估了PFS，结果未显示组间统计学差异。
图3各组内根据切除范围分层后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最后，第三次PFS分析比较了接受术后放疗与未接受术后放疗的患者，同样未发现显著差异。
颅咽管瘤的诊断必然已从一种具有两个组织病理学亚型的单一疾病演变为分子生物学上截然不同的实体，这对治疗具有重大意义。早期数据显示使用靶向治疗可改善预后，PCP的诊断现在就需要考虑靶向BRAF/MEK抑制治疗。随着我们对这些病理类型及其治疗选择的认识不断发展，必须为未来的参考建立一个基线。本研究旨在利用一个大型多中心数据库，总结每种类型颅咽管瘤的真实世界临床结局。
患者人口学特征及临床表现：在研究者的仅限于成人的队列中，观察到ACP患者确诊的中位年龄低于PCP患者（48.3岁vs 52.8岁，p = 0.034）。与ACP患者相比，PCP患者中高脂血症和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更高；这可能与其发病时年龄较大有关，也可能与PCP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发生率增加有关，该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甲状腺功能减退症（PCP组33.3% vs ACP组20.5%）和温度不耐受在PCP患者中更为常见，而其余神经内分泌改变（如尿崩症）在两组之间是一致的。肿瘤解剖位置被认为会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发生率，但在本队列中未发现相关性。
本队列中最常见的初始症状是视野缺损、头痛和疲劳。疲劳是两组间唯一有显著差异的症状，在PCP患者中更常见，与温度不耐受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类似。值得注意的是，PCP患者中漏斗后肿瘤位置的发生率也有增高趋势，这也可能是PCP组温度不耐受率较高的一个潜在解释，温度不耐受可以是下丘脑受累的一个体征。
治疗模式：颅咽管瘤的治疗管理复杂，需要神经外科、放射肿瘤科和神经肿瘤内科之间的多学科讨论。手术治疗仍然是主要治疗手段，通常是为了获得组织诊断并根据需要控制症状。虽然全切（GTR）可能实现治愈，但激进地追求全切可能对神经或内分泌功能有害，这导致了这些肿瘤治疗理念的转变，倾向于更保守的手术方法，并结合辅助治疗进行局部控制。研究表明，全切与次全切（STR）联合辅助放疗后的局部控制率相似，同时保留了神经内分泌结局。
辅助放疗可用于优化伴有术后残留病灶的颅咽管瘤的局部疾病控制；然而，治疗时机仍有争议。在本系列中，医生更倾向于为造釉型颅咽管瘤而非乳头型颅咽管瘤处方放疗，并且更倾向于使用分次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当决定进行放疗时，最常在辅助治疗阶段进行，两种肿瘤类型均发生在术后中位5个月。
质子束治疗因其更优的无进展生存期结局和更低的毒性而成为颅咽管瘤首选的辅助放疗方式。然而，在这个全国性登记系统中，整个队列中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质子束治疗，这突显了由于保险审批、距离质子中心远近或这种治疗方式的可用性等问题而导致的获得此类治疗的已知挑战。
同样，尽管近十年前就首次描述了针对BRAF突变型颅咽管瘤的靶向药物治疗，但研究者的队列中只有8名患者接受了靶向药物治疗。鉴于支持这些新型疗法治疗益处的证据越来越多，研究者预计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将迅速改变。最近在造釉型颅咽管瘤中发现了其他几个潜在的可靶向通路，包括IL-6、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IGF-1R/PI3K/AKT信号通路，但迄今为止对这些靶点的试验还很有限。
肿瘤学结局：在本队列中，造釉型颅咽管瘤和乳头型颅咽管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没有显著差异。随着乳头型颅咽管瘤靶向治疗的应用日益增多，研究者推测这种无进展生存期差距将显著缩小，为次全切或复发的乳头型颅咽管瘤患者提供更好的结局。因此，乳头型颅咽管瘤的治疗策略正在迅速发展，更多地倾向于采用次全切以保留功能，同时治疗医生有多种有效的辅助和挽救性治疗手段可供选择。这些术后治疗的时间安排和顺序仍不清楚，但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最佳的患者结局。
局限性
本研究的回顾性、多中心设计固有地存在数据收集或录入错误以及各中心之间变量定义解释可能存在差异的风险。此外，由于数据缺失，相当数量的患者被排除在外。本研究未评估关于术前和术后激素水平及激素替代治疗的精细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为两组之间内分泌症状的差异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结论
这项描述性研究利用了一个大型系统的数据，以确立造釉型颅咽管瘤与乳头型颅咽管瘤之间的异同点，旨在作为我们进入靶向治疗时代之前临床结局的基线总结。
参考文献：Damante MA, Juncker RB, Kim AH, et al. Comparison of clinical outcomes in adamantinomatous and papillary craniopharyngioma: a baseline analysis before the targeted therapy era.Neurosurg Focus. 2026;60(6):E11. doi:10.3171/2026.2.FOCUS25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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