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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吉林通化，浑江被冰封了整整半尺厚。
这条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西侧，一路切穿山谷，在通化城南穿城而过，再向西汇入鸭绿江。
东北的冬天，江面封冻的时间能长达四个月，厚厚的冰层盖在江面上，把江底的水封得死死的，只剩下冰层下面那一丝暗流，无声地往西奔涌。
那是1946年农历正月初三的清晨，枪声刚刚停下来不久。
通化城头，站着三千多名穿着单衣的日本战俘。
他们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光着膀子跪在积雪上，浑身发抖，面朝浑江。
站在他们背后的，是一支刚刚平息了一场大规模武装暴乱的朝鲜义勇军。
站在最前面、发出那道命令的，是这支队伍的政委——方虎山，一个1916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的三十岁男人。
在他下令之前，周围的人劝了很多话。有人说纪律，有人说规定，有人说这样做留下骂名。
方虎山把所有话都听完了，一句没有反驳。
然后，他开了口。
他说："骂名，我一个人扛。"
随即，命令下达。那一天，浑江岸边发生的事，后来被记入了多国史料，在争议与沉默中流传了几十年。
方虎山这个名字，也从那一天起，永远地刻进了通化的历史里。
【一】1910年的朝鲜，是什么样子
要说清楚方虎山这个人，就不能不先说清楚他是从什么地方走出来的。
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把这片土地并入日本版图，更名"朝鲜"，设总督府统治。
从那天起，朝鲜这个存在了五百余年的李氏王朝，就从地图上消失了。
方虎山出生于1916年。他出生的时候，朝鲜已经亡了整整六年。
在方虎山出生前，朝鲜就已经沦为了日军的殖民地，他生活在一个处处受到日本人欺辱和压迫的时代。
方虎山出生于朝鲜半岛的咸镜北道。咸镜北道在朝鲜半岛最北端，与中国和苏联接壤，是一个山多地少的地方，冬天格外漫长，雪也格外大。
这个地方历来穷，朝鲜亡国之后更穷，日本殖民当局在这里大规模征发劳役，把当地的矿山和森林资源全部纳入殖民体系，而朝鲜人自己却连吃饱饭都是一件难事。
日本统治朝鲜的三十五年，执行的是一套系统性的文化压制政策。
学校里只准用日语教学，朝鲜语被列为"方言"，在正式场合使用要受到处罚。
1939年之后，日本当局又推行"创氏改名"运动，强制要求朝鲜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日本式的姓名，连姓氏都不能保留。
一个人的名字，是身份的最后一道边界。连这道边界都被剥夺了，那种屈辱感，是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
方虎山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一天起，看到的就是日本宪兵在街头巡逻，听到的就是邻居被强征劳役时的哭声，吃到的就是日本殖民制度压榨之后剩下来的那一点口粮。
这种从少年时代就种下的愤恨，不是一朝一夕能消散的东西。
它沉到骨子里，跟着人一起成长，等到遇见合适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长出一种不可动摇的东西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随即以极快的速度向东北全境扩展，不到半年，整个东北都落入日本手中。
就在这个时候，1932年，16岁的方虎山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活动。
方虎山怀着对日军的痛恨，加入了黑龙江的一个游击队，虽然队伍里大多都是中国人，可他们都有同一个敌人。
一个十六岁的朝鲜少年，离开家乡，独自走进东北的黑土地，扛起了一条枪。
没有任何史料记录他当时的心情。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后来一辈子都没有回头。
【二】白山黑水间的十五年
方虎山在东北的抗日岁月，是从最基层的游击战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方虎山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黑龙江省密山县抗日游击队，即抗联第4军前身，1936年入党。
密山在黑龙江省东部，靠近苏联边境。那一带的地形以山地和沼泽为主，冬天酷寒，夏天多雨，是游击战天然的舞台，也是天然的炼狱。
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一种极为艰苦的生活。
粮食永远不够吃。棉衣永远不够穿。弹药永远不够用。战友永远在不断减少。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里，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最困难的时候，整支队伍缩减到只剩几百人，在长白山区的密林里打游击，靠着炒黄豆和雪水维持生命。
日本关东军对抗联的讨伐一年比一年严酷，不仅出动大规模正规军，还在朝鲜族和汉族聚居区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强迫散落在山间的百姓集中居住，切断游击队的后勤来源。
那些年，方虎山经历的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太多细节。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亲眼看见了日军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屠杀，他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倒在了东北的雪地里，他在酷寒和饥饿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1936年，方虎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这支力量中的一员。
1937年，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将他送往苏联留学深造。
随后方虎山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朝鲜班留学，学制一年半。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是苏联专门培训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人士的高等学府。
从1921年建校以来，这所学校培养出了无数后来改变了本国历史的人物。
方虎山在这里待了一年半，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战术指挥和政治理论。
1939年3月，方虎山与朱德海等9名毕业学员一起到新疆。半年后抵达延安。在抗大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
从苏联回来，绕道新疆，再辗转抵达延安，这条路走了将近一年。
延安，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但方虎山到了延安之后，既没有松懈，也没有停下来喘口气，而是立刻投入了学习和工作。
抗日军政大学的课程紧张，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参加大生产。
1942年初，方虎山根据上级的指示，到延安海外研究班学习。
研究班是中共中央海外委员会的所属机构，海外委员会书记由朱德兼任，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冈野进、菲律宾共产党负责人林仲等六人为委员。
研究班的三十多名学员按照国籍分成朝鲜、缅甸、泰国和华侨等小组。
方虎山等朝鲜组成员着重研究朝鲜革命问题。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搞农业、纺毛线、编筐、养羊，并合计制造了一个纺纱器。
这一段史料读起来有一种特别的质感。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聚集在延安的山沟里，纺着毛线，编着竹筐，同时讨论着如何改变各自祖国的命运。
那是一种朴素到极点的革命生活，又是一种理想燃烧得最旺盛的年代。
1943年，方虎山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1945年2月任该校第1区队指导员。
就这样，从1932年走进密山抗日游击队，到1936年入党，到1937年赴苏联留学，再到1939年抵达延安，方虎山在中国的抗日力量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他从一个十六岁的朝鲜少年，成长为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革命军事干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对于无数朝鲜人和中国人来说，是等了太久的一天。
方虎山已经快三十岁了。他这一生中最好的十几年，全部献给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三】通化，一座藏着火药桶的城市
日本投降了，但东北的局势并没有随之平静下来。
1945年8月下旬，方虎山等人随朝鲜义勇军延安部队一起奔赴东北。
1939年3月，方虎山与朱德海等9名毕业学员一起到新疆，半年后抵达延安，在抗大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
到了11月初，方虎山任第一支队政委兼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子仁（崔仁）任支队长。
第一支队的驻扎区域，正是南满一带，核心地点之一，就是通化。
通化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通化是东北的重镇，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南部与朝鲜以鸭绿江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
不但煤、铁、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发达，而且还是东北和朝鲜的交通咽喉。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通化大栗子沟发现了丰富的铁矿山，再加上还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便大力进行开发。
抗战后期，日本关东军认为通化地处山间盆地，易守难攻，战略资源丰富，于是计划把通化变成日本关东军的战略后方基地。
日军制定了庞大的开发计划，想要把通化建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并把抚顺、本溪等地的矿山机械都运过来。
但是还没有实施，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了，苏联百万大军进攻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后，日本关东军总部和大批军队，以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王妃，大臣都逃到了通化。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受日军投降，而后陆续将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我军长白山区的中心根据地。
从战略意义上看，通化是南满最重要的一颗棋子，谁控制了通化，就控制了进出朝鲜半岛的咽喉，也就控制了长白山区的整片山地防御体系。
八路军进驻通化之后，面临的局面极为复杂。
1945年末到1946年初的吉林通化，可谓是鱼龙混杂，暗潮涌动。
尽管通化城已经被我军掌握，但城内仍然驻有蒋匪军，凭借"双十协定"可以正大光明地行走，设置机构。
同时，城内有8000多名被缴械的关东军，以及300多名日本、伪满官员，溥仪等皇室成员也在通化。
由于通化的治安较好，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也有不少来到通化避难，总计1.6万人之多。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处境。
城市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城里还住着一万多名日本人，其中包括曾经的关东军士兵、日本技术人员、日本医护人员，以及大批日本平民和侨民。
八路军进驻之后，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安置政策，把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和医护人员保留在原有岗位上，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
进城头三个月，战士们自己都吃不饱，硬是从牙缝里省出粮食给日本侨民发。
八千多斤高粱米、三万多斤玉米面，甚至还发救济金。
特别是对那些日本医生、技术人员，那是当宝贝一样供着，通化第一医院的院长柴田，都没有换人，让他接着干。
这种宽大政策，在当时是有其道理的。通化是新建立的根据地，稳定是第一位的。
日本技术人员掌握着当地工厂和医院的运作经验，贸然驱逐会造成混乱。
然而，这种宽大，在某些人眼中，成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在日本宣布投降时，贼心不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暗中发出指示：除在铁路干线上的日军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区的日军要尽可能地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
遵照这个指示，关东军125师参谋长藤田实彦带着关东军残余3000余人潜伏于通化。
在日本投降后，通化实际上悄然成为日伪反动分子负隅顽抗的大本营。
这个叫藤田实彦的关东军大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投降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失败。他不打算就此罢手。
在通化城内，他秘密联络散布在各处的前关东军士兵，在工厂、矿山、医院、学校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悄悄渗入通化。
1945年11月20日，蒋日特务近藤晴雄大尉奉日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命令，派只友少尉从奉天（今沈阳）赶到通化，在石人沟林子头煤矿找到以矿工身份隐藏的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陆军大佐藤田实彦，把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长官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委任状授予他，并传达莫德惠上将命令，让其搜罗"东边"地区溃散的日军，对抗共产党。
从此，藤田实彦潜入通化进行活动。
他在通化市以国民党员身份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多次密谋，计划以3000多名日本关东军为骨干，策动大批日本在乡军人和居民，勾结土匪豪强，网罗伪警察、宪兵，欺骗、胁迫幼稚青年，并且在我政府和军队内部策反了160多人为内应，以举行万余人的武装暴乱。
这就是"通化二·三事件"的策划背景。
一边是关东军残部，手里秘密藏着武器，藏在城里的工厂和矿山里，以矿工和技术人员的身份隐蔽着，等待一个信号；一边是国民党特务，从外部为这股力量输送指令和支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把整座通化城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为此他们成立了"暂编东边道地区军政委员会"，孙耕晓为主任，藤田实彦（化名田友）为军事部长兼暴动总指挥官。
1946年1月22日，他们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暴动的攻击目标：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楼、市县民主政府、公安局、后勤部、电话局、电业局、炮校、航校、江南飞机场、广播电台、红十字医院、《通化日报》社。
原定暴动时间为1946年1月7日，后改为1月27日，藤田认为条件不成熟，最后定为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二）凌晨4时。
他们选择这个时间，是有计算的。
敌人选择的暴动时间其实也很讲究，1946年2月3日正值春节期间，通化军区主力部队正在长白山区剿匪，城内守军并不多，而且容易防守松懈。
正月里，家家户户都在过年。谁也不会想到，这座飘着爆竹烟火气的城市，底下正藏着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
方虎山率领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当时也在城外执行剿匪任务，不在城内。留守通化的兵力，相当有限。
局面，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险。
【四】1946年2月3日，除夕深夜里的枪声与血
就在暴动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的前一刻，出现了一个意外。
1946年2月2日，也就是暴乱前一天，假意被策反成功的特务沈殿铠突然跑到东北民主联军驻地告密，把孙耕尧和藤田实彦的计划全盘托出。
联军战士得讯后连夜行动，立即抓捕孙耕尧，然而谁也没想到，暴乱的惯性已经停不下来了。
孙耕尧被捕了，但密令已经下达。城里的各路人马已经各就各位，等候的信号是固定的，不管中枢指挥部出了什么问题，信号一响，暴乱就会自动发动。
藤田实彦一看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动手。2月3日凌晨，全城电闸一拉，在那死一般的黑暗里，凄厉的哨声响彻全城。
上万名日本暴徒手里拿着武士刀、木棍，端着私藏的步枪，像潮水一样冲向行政公署、航校这些要害部门。
整座通化城，在正月初二的深夜里，突然陷入了一片混乱。
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爆炸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传来。
此次暴动，关东军投入4000余人，国民党特务及内应1000余人，事先他们制定了详细计划，对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驻地、学校、医院、电站等目标发起疯狂进攻。
守城的兵力，远不如这些暴徒的总数。通化城内的留守部队只有几百人，加上工人自卫队，总共不过八百人上下，而对面的暴乱力量超过万人。
然而，这场仗打得却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原因有两个。
第一，情报已经提前泄露，留守部队虽然人少，但做了提前部署，掌握了暴乱力量的主要集结地点，在暴乱发动的第一时间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反击，而不是被动挨打。
第二，暴乱力量虽然人多，但缺少重型武器。
他们手里大部分是步枪、刀具和临时拼凑的武器，没有火炮，也没有装甲力量。面对有组织的正规军反击，人多并不等于优势。
与此同时，方虎山得到了求援电报，率领第一支队火速从城外赶回。
通化暴动发生前，方虎山率部与通化支队一起在长白山一带剿匪，当他接到求援电报后，便火速带着部队往回赶。
随着大部队参与战斗，战场形势逐渐明朗，仅仅花了两个小时，敌人就被击溃，方虎山率部打死500人，俘虏3000余关东军。
两个小时。从暴乱发动到基本平息，只用了两个小时。
但是，平息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片满目疮痍。
通化城内，到处是战斗留下的痕迹。街道上横着尸体，房屋里有被烧毁的痕迹，各个要害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而其中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发生在通化红十字医院里的那一幕。
1946年2月3日凌晨，吉林通化红十字医院的400名女护士用喂毒药、掐脖、操作手术刀和剪刺杀等手段，残忍杀害了153名八路军伤员。
那153名伤员，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伤的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战士。
他们被送进医院救治，躺在病床上，身上缠着绷带，靠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护士照料度日。他们信任那些人，从来没有怀疑过。
然而，就在那个深夜里，那些一直照料他们的护士，在院长柴田的命令下，拿起了手术刀和剪刀。
那些在抗日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战士，最终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死在了他们以为安全的地方，死在了那些他们从未设防的人手里。
战斗结束之后，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端掉了暴动指挥部，仅用两小时就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毙敌1000余人，俘虏3000余人。
三千多名暴乱的日本战俘，就这样跪在了方虎山面前。
由于组织有着政策，对待战俘要宽大处理，很多人虽然生气，但也不敢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周围的人开始劝说。有人搬出纪律，有人提及规定，有人说这样做会在国际上引起麻烦，有人说这样做会留下骂名。
方虎山一一听完，转头看向浑江方向，沉默了一段时间。那条江在冰下流着，一声不响。
然后，他看着眼前这三千多张跪在雪地上的面孔，那些刚刚还在屠杀战士、屠杀伤员的面孔，下令将他们全部押到通化城头，处决之后，尸体一律塞进浑江冰层下凿开的冰窟窿里。
那道命令下达之后，通化城头出现了那幕后来被记入多国史料的"奇景"——三千多名穿着单衣、在零下三十度中跪着的日本战俘，一排一排地消失在了浑江的冰层之下。
就连当时被关押在通化公安局看守所里的溥杰之妻嵯峨浩，透过窗户目睹了那一幕，后来在她的回忆录《流浪王妃》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处决日本人的场景，枪声持续了两天两夜才平息。
两天两夜的枪声。那声音，穿透了通化正月里的寒风，落进了这座城市所有人的耳朵里。
方虎山，这位回绝了所有劝阻、下令将三千日军俘虏丢进冰河的朝鲜将领，就这样在那个冬天，亲手把骂名扛到了自己肩上，再也没有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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