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月,热河赤峰的雪踩上去咯吱作响,孙殿英站在东门女墙上,裹着皮大氅,朝南望了很久。那时的他还在指挥“血战七昼夜”,炮火映红夜空,城头的号角此起彼伏。百姓含着泪水,偷偷把热粥递给守军。谁能想到,十四年后,这位在风雪中“抗日大英雄”竟会落到另一个风口浪尖,被一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解放军将领当场擒住,并在皮箱里搜出三件古怪的“宝贝”。
说到这位将领,得先打个照面。韦杰,1914年生,贵州人。早在长征路上,他就是红二方面军最年轻的团政委,以胆大心细出了名。1947年4月,他带部队南下豫北,配合陈赓、谢富治扫荡盘踞汤阴一带的杂牌武装。4月末,国民党军第十军主力被歼,汤阴孤城风声鹤唳,城头剩下的旗号正是孙殿英标志性的“暂编第十三军”。
5月1日晚,炮声在浊漳河畔炸开,炮团射击标尺一次次下调,城墙被撕开缺口。天亮之前,突击连第一个冲了进去。城内火光乱舞,狗吠声与枪声混杂。短兵相接不到一刻钟,孙殿英便被押出府邸。满脸灰尘的他还想套近乎,“兄弟,我那皮箱里有稀罕物,识货的都说值老鼻子钱,你放我一马如何?”年轻战士冷冷摇头,“别废话,走!”寥寥数语,却像一盆凉水浇灭了孙的侥幸。
清点战利品时,那只摔得发旧却上了铜扣的牛皮箱被提到灯下。众人掀开盖子,红绸一角滑落,一株碗口粗的老山参赫然在目,药味直冲鼻端。旁边还躺着一方玉石雕成的西瓜,翠意逼人,晶莹圆润,隐隐透绿。第三格最扎眼,一包虎皮纸包得严严实实,拆开后刺鼻的烟草夹杂着生鸦片的苦甜味儿扑面而来。有人皱眉,有人低声咂舌,韦杰却皱了下眉头,联想起一段尘封的旧事——东陵大劫。
时间拨回到1928年7月。孙殿英借“军事演习”之名,带兵进驻遵化马兰峪。炮声刚落,他便凿开了慈禧与乾隆的地下世界。五十余箱文物在星夜之间上车,夜明珠、翡翠白菜、珍珠锦褥……一车一车消失在官道烟尘里。守陵人一边哭嚎,一边拖着被砍断的石锁求援,却无人理会。北洋残余军阀忙自保,国民党政要倒是很快收到“进贡”,夜明珠落在宋美龄首饰匣,翡翠白菜拱手送入孔祥熙家。金条、珊瑚、翠玉,顺着口袋流进租界,拍卖行灯火通明,上海滩纸醉金迷。
军饷倒是补上了,可一口吞下这笔“冥府金”,孙殿英的胃也穿了孔洞。毒品往来、官场宴请、绸缎舞女,他的钱像流水一样散尽。到了抗战,他打过几场硬仗,居功自傲,转身却在1943年投向汪精卫麾下,留下一地骂名。1945年日本投降,他又急忙自辩“曲线救国”,蒋介石图谋豫北防线,仍留用了他。可兵心早已不在,部队浮头乱尾,枪杆子松垮一片。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刘伯承斟酌“先礼后兵”,派人递信劝降。孙殿英却死守汤阴,自信河南保安三旅正在上路,很快就能救他。结果,那支“救兵”在安阳北的洹水河畔被拦腰截成数段。孙又拖了两日,被迫举白旗。此时他的卫兵才知,这位“老总”真正放不下的不是军队,而是那口箱子。
韦杰押着孙殿英穿过城门。春雨停了,城外旌旗遮天。刘伯承没有当场斥责,他请孙殿英吃了一顿简单的烙饼咸菜,客气却疏离。饭后,刘总司令给了他一名医护兵照顾,理由只有一句话:“戴罪之人亦有人性。”孙殿英嘴角动了动,没再说话,似是感激,又似自嘲。
韦杰却放心不下那枚玉石西瓜。他推断孙的其他赃物还埋藏在老家。战事稍缓,他带警卫员火速赶赴北平东单北洋胡同。孙宅门户破旧,院里荒草没膝。墙角的一块青砖松动,细看,砖缝处有新抹过的灰泥。凿开之后,一溜木匣子露出真容。红珊瑚、翡翠簪、金丝翼善冠、珐琅盒,光芒夺目。士兵们一时看呆,韦杰只喝了一声:“封存!”所有箱匣立即编号封口,连夜押往华北北平办事处保管。
按账面推算,慈禧地宫被抬出的箱子不下五十六口,而孙宅仅余寥寥十几匣。剩余的呢?有人猜,他早年就卖到天津英租界;也有人说,逃亡途中零碎换成鸦片;更有传闻称部分珍品被他拆散,金玉分卖。真相无从考据,只能感叹夜明珠虽闪,换不来人的清白。
拘押期间,孙殿英毒瘾日重。每当夜深,他便在砖炕上翻滚呻吟,口中断断续续嘟囔:“再给一口吧……哪怕一口……”警卫员只能灌他浓茶熬夜戒瘾。1947年9月,病痛忽至,他在剧烈的哆嗦与呕吐中撒手人寰,终年54岁。山河依旧,盗得的金玉却化作随风尘埃。
孙殿英之名,终究没能与抗日英雄并列,却与“东陵大盗”紧紧捆绑。他所看重的人参与鸦片,伴随他走向终点;那方玉石西瓜则被封存入库,成为国家馆藏的一件旁证——提醒后人,乱世的贪婪有多廉价,文化的损失多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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