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北平城内尘土飞扬，街头到处是日军的卡车与宪兵的尖叫哨声。空气灼热，像随时会点燃。城里的普通百姓尚且惶惶不安，更别说背负重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脆弱的安全感被打碎，只剩下尽快突围的念头在胸腔翻滚。
此刻，住在东城一处临时公寓的“李太太”正收拾药瓶与衣物。她的真名是邓颖超，三个月前因肺结核自天津辗转北平就医。为了避人耳目，她与“先生”周恩来商定改用杨逸之名。住院期间，外界关于卢沟桥枪声的消息一天天迫近，医生的目光里都是警告：“北平恐怕保不住了，能走就快走。”
北平的交通要道已被日军设卡，身份审查苛刻。邓颖超的朋友张学良旧部提议走张家口，但那条路同样凶险。她沉思片刻，想到一个熟悉的外国面孔——埃德加·斯诺。两年前，《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让无数欧美读者第一次听到井冈山与长征的故事，也让邓颖超与他成为朋友。斯诺此时正在北平整理资料，准备赴天津乘船去沪。
赶往崇文门的途中，邓颖超披了一件灰色对襟褂子，丝毫看不出曾是法国留学归来、在上海主持妇女运动的锋利女将。见面时斯诺一句中文：“李太太，好久不见。”她轻声回答：“今天只能算‘雪太太的女仆’了。”短短一句，把紧张化解成戏谑。
斯诺很清楚，这趟护送若稍有差池，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对邓颖超解释：“美国护照面前，日本宪兵多半礼貌，但也只能保你上车下车，其余全靠自己。”计划随即敲定——剪去长发，换成深色旗袍外罩灰布围裙，背上三只鼓囊囊的帆布包。纸面身份：美国记者家的佣人“玛丽”，陪女主人返乡。
7月30日拂晓，两人混入进城列车的人流。北平站广场正被宪兵驱赶，枪托敲击石板声此起彼伏。斯诺干脆席地坐到制动箱上，装出对尘土毫不在意的“老外”派头。邓颖超则低眉顺眼，手里攥着一块手帕，仿佛随时要替雇主擦汗。列车启动，车厢窗外城墙迅速后退，几百年皇城在荒草与硝烟间模糊。
行至通县，宪兵登车搜查。步枪枪栓拉动，“パスポート！”的吼声贯穿通道。斯诺递出美国护照，顺势挡住车门口的视线；邓颖超抬头微笑，用生硬的英语答：“Yes，sir。”此后她干脆学仆人样子，在角落剥鸡蛋给“主人”递上。对话不过几句，列车又鸣笛前行。
不到黄昏，火车抵天津东站。月台口人潮被刺刀拦成几段，男女老少排成长蛇。前一个自称农夫的青年因露出细腻手掌被拖走，那惨叫穿过闸门。轮到斯诺，他被礼貌敬礼放行；身后的“女仆”却被两名宪兵围住。眼看检查要扩展到行李夹层，斯诺心头一紧。“女仆”却不急不躁，先解开包袱让对方翻找，随后故意掩嘴咳嗽几声。宪兵嫌脏，连连摆手放人。这一幕过后，斯诺才吐出积在胸口的闷气。
原本预订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但淞沪会战同日爆发，航班停航。邓颖超决定临时改道青岛，再经胶济线北上潼关入陕。斯诺须留津修订手稿，遂召来同乡记者艾德蒙·亚当斯，将这位“玛丽”托付给他。分别前，邓颖超调侃：“外国人若不带个佣人，中国女人反倒寸步难行。”斯诺苦笑，没有接话。
天津至青岛，海路只有日本船。亚当斯是美侨子弟，凭护照买到两张最普通的三等舱票，再三嘱托邓颖超“少开口，尽量咳嗽”。甲板上日本宪兵巡逻频繁，夜风呛着煤烟味，浪花打湿船舷，咸腥扑面。旅客席地而坐，邓颖超在灯下低头缝补衣角，仿佛真的是个操劳女工。短程航行却像过了漫长一季。
8月初，青岛港外防线刚设立不久，宪兵盘查相比天津更粗暴。幸运的是，波兰裔犹太青年爱泼斯坦前一晚抵港，正准备赴延安采访，他的国际记者证为邓颖超再添一层保护。三人会合后没做停留，拂晓赶到青岛站，取道济南、潼关，十多天后抵延安。
延河岸边的窑洞前，周恩来迎上前，目光里含着压抑已久的担忧。“路上辛苦。”他轻声说。“只是换了件衣服罢了。”邓颖超把围裙抖落在黄土坡上。墙角成堆的作战公文提醒众人，战争已由北平烧到了全国。
同年秋，斯诺、爱泼斯坦相继抵达延安。邓颖超已重返中央妇委，肺病被洛川医疗站诊治后有所好转。茶余，她偶尔提起那段“女仆”经历，语气平淡，似乎叙述别人的故事。听者却忘不了当年沦陷区铁路上的尖啸和海面夜风的腥咸。
爱泼斯坦后来回忆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赢得国际同情，不仅靠飞越千山万水的新闻报道，也因为在炮火与审查之间，那些互相信任的手一次次把朋友送出险境。邓颖超、斯诺、亚当斯、爱泼斯坦，他们的名字像散落的火星，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点起微光，让后来者得以辨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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