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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北京，秋风刚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气氛烘到最高点，城头上的礼炮声还没完全沉寂，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内阁名单就公之于众了。
那份名单，今天的人翻出来看，依然觉得分量极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刀光剑影、各奔东西之后才走到一块儿的历史。
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里，卫生部部长一栏，写着的是——李德全。
三个字，一个女人的名字。
新中国头一批部长席位里，冒出一个女名字，这事放在那个年代，已经足够让人多看几眼。
更要紧的是，她和史良一起，成了建国初仅有的两位女部长。
当时多少男人绞尽脑汁谋了一辈子，最后也没摸着部长边儿，她却就这么稳稳坐进去了。
而那一年，她53岁。
丈夫冯玉祥死在黑海上整整一年，她把冯家的遗产全部交给了国家，把二十多处房产、二十八箱珍贵历史资料一并清账，两手空空地走进新北平。
那一年的她，既是将军遗孀，又是新中国建设的参与者，身上两个身份交叠，说不清哪个更重。
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习惯用"冯玉祥的太太"来称呼她。
这个标签粘得很牢，粘了她一辈子。
然而，一个人的分量，从来不是由她嫁了谁来决定的。
从北京通州的逃荒人家走出来，到五四运动里的学生会会长，从战火里的儿童救助者，到新中国十五年的卫生部长，她的每一步都是踩在自己的脚印上走出去的，跟冯玉祥那个名字没有半点借力。
而她身后，儿子冯洪达扛着海军少将的肩章，孙子冯丹宇后来走到了海军中将的位置——这个家族三代人，在共和国的坐标轴上，刻下了从未间断的印记，那道痕迹深入骨髓，绝非偶然……
【一】北京通州走出来的蒙古族女孩，怎么就读到了大学
这里没什么好说的——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北方农村，兵乱年头，日子难过，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在为活命发愁。
李德全就生在这样一户人家，蒙古族，父亲后来为了维持生计，跑到运河边上当了船工。
家里最难的那阵子，小李德全甚至被父母送去当过童养媳，后来才在爱国教徒的帮助下回到父母身边。
这种出身，放在那个时代，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辈子留在村里、嫁人生娃的命。
结果她没走那条路。
父母省吃俭用，供她念书。
1911年，15岁的李德全进了北京贝满女子中学。
1915年，考入北京私立协和女子大学。
一个从通州逃荒人家出来的蒙古族女孩，在那个女孩读书还是稀罕事的年代，一路读到了大学，换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实打实的逆袭。
1919年，北京的空气里全是火药味。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李德全不是站在边上看的那种人——她被选为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会长，直接站在队伍的最前头。
同年8月大学毕业，她回到贝满女中当老师，1922年1月又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这条路踩下去，是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任何捷径。
1923年，冯玉祥的原配夫人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留下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中年丧妻的冯玉祥需要重新组建家庭，可他给自己定了三条择偶标准：一是不许穿绫罗绸缎，只能穿粗布衣裳；二是会纺纱织布；三是要精心抚养前房子女。
那些贵家小姐，看到这三条就打了退堂鼓。
对李德全来说，这三条几乎是量身定做——她本就穿布衣、过简朴日子，压根不施脂粉，吃的就是粗茶淡饭，教书育人是她的本行，抚养孩子更不是问题。
两人相识，是在一次青年集会上。冯玉祥看到台上一个女人发表演说，口才出众、性格率真，当场就心动了。
他托部下、通过李德全的堂姐夫妇从中牵线，两人见面一聊，十分投机。
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与李德全在南京举行婚礼。
婚礼的排场，和将军的身份完全不搭：新娘穿蓝色棉布大褂，头戴白纱，待客的是家常饭菜，没有大鱼大肉，更没有流水席。
婚后第二天一早，李德全就陪着冯玉祥骑马去操场观操，全体官兵欢呼雀跃。
翌日冯玉祥置酒招待部下，席间，新娘子起身致谢，张口就讲男女平等。
一桌子见惯了战场的大老粗军官，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新颖、诧异、困惑，这位将军夫人，给众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头一印象。
【二】在学校、军队和妇女工作之间来回跑的那些年
嫁给冯玉祥之后，李德全没有变成那种缩在将军府里相夫教子的官太太。
1925年，她在北京创办了求知学校，专门招收贫家子女，免费入学读书。
同年春，她随冯玉祥赴苏联考察，亲眼看到苏联妇女和男人平等地参与社会建设，这对她的思想影响相当深远。
1926年，她再随冯玉祥访苏，临走时列宁的妹妹亲自赠给她一支手枪，勉励她为中国妇女解放而战。
一支手枪，从苏联带回中国，带回来的还有她对妇女解放事业更坚定的信念。
1930年和1933年，冯玉祥两度退隐泰山。
他在山上读书写字、著述反省，李德全则在山东泰安一带忙着办学。
这两次退隐期间，她相继在泰安等地创办了15所小学，把周边农村的孩子们一一拉进课堂。
冯玉祥退隐，是政治上的失意；李德全办学，是脚踏实地的积累。
1928年，她又在北平创办了求知学校，之后在山东泰安等地陆续创办十余所学校。
这些年她的行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串起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学校、搞妇女工作。"
1936年1月，她前往南京，发起组织首都妇女学术研究会，专门从事妇女和社会问题研究。
1936年，离战争全面爆发只剩一年。
【三】1938年，汉口，那场跨越党派的儿童救助行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一响，全面抗战正式打响。
随着战线快速推进，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战区里的孩子怎么办？父母战死的、逃难途中失散的、被随手丢在路边的……难童的数字一天天往上涨，没有人能准确统计，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数字触目惊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德全广泛联络社会各界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与发起筹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正式成立。
当天70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场面相当壮观。会议推选宋美龄担任理事长，李德全出任副理事长，理事共56名。
这个组织的理事名单，拉出来在今天看依然让人感慨："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史良、郭秀仪……国共两党、各方人士，在孩子这件事上，放下了政治立场，聚在同一张桌子旁边。"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
保育会成立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个严峻考验——1938年10月，武汉告急，战局危急，保育总会被迫撤离汉口，迁往重庆。
在那之后，保育会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结束，才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历史舞台。
在汉口成立后，保育会陆续在各地建立分会，覆盖了江西、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安徽、浙江、陕西、山西、贵州、福建、陕甘宁边区、香港、成都等省市地区，总数多达61所保育院。
这61所保育院，散布在烽火未熄的中国大地上，接收着来自各处流离失所的难童。
李德全作为副理事长，在这几年里奔走于各地之间，为经费、为人员、为孩子们的吃穿用度，四处奔走周旋，毫不停歇。
那时候冯玉祥、李德全夫妇住在重庆歌乐山，住处与保育院一墙之隔，夫妻俩是那里最常出现的面孔，邓颖超、安娥、王昆仑等人也常来保育院，给孩子们做时事讲座和抗战演讲。
战时儿童保育会存续的八年里，共保育了难童数万名，这些孩子在炮火中保住了生命和受教育的机会。
【四】重庆挨打，赴美开会，然后黑海发来了那封电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
李德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抗战胜利后，她联络进步妇女，组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自任主席，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各种运动。
1946年1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她被选为军事考察团成员，并担任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理事。
然后发生了一件让很多人记住她名字的事。
1946年2月10日，重庆校场口。
这一天，重庆各界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召开的集会，人群密集，气氛热烈。
没想到国民党特务突然冲场，对与会人士大打出手。李公朴、郭沫若都在现场，李德全也在其中，当场被打伤。
一个年过五旬的女人，在重庆的集会上挨了特务的拳头，没有退缩，没有消声。
几个月后，1946年9月，她随冯玉祥赴美国考察。同年10月，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1948年，两人踏上归途，一去再没有回头路。
1948年7月，冯玉祥携家人乘"胜利号"邮轮回国。然而就是这趟行程彻底的改变了冯玉祥一家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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