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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上海。
产房门外，走廊里只有鲁迅一个人枯坐着，旁边是踩灭的几截烟蒂。
里面，许广平难产。
孩子的心音一下一下地往下跌，已经跌到每分钟只剩十六下的时候，医生推开门走了出来。
"留小孩还是留大人？"
鲁迅没有犹豫，说："留大人。"
幸运的是，母子都平安。
那个孩子被取名"海婴"——上海出生的婴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海婴才七岁。
父亲临走之前，在散文《死》里给这个孩子留下了一句话："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七岁的周海婴，不知道这句话将跟了自己一辈子。
更不知道，鲁迅这个名字，将跟这个家族的后人纠缠几十年，把每一个人都卷进去，又把每一个人都逼出来，各自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有人走进了体制，成了技术干部；有人为了爱情只身赴台，落魄到在街头推着爆米花机熬日子；有人在香港荧幕上演了五十年绿叶，到最后病危的消息传出，圈中好友全部奔赴了医院，那条走廊里站满了人……
【1】那个枕着父亲名字长大的孩子
周海婴在父亲留给他的那七年里，是真正快乐过的。
鲁迅从来不逼孩子，不让他背四书五经，不规定他将来必须学什么，只要他自然生长。
孩子爱玩那套叫"积铁"的金属零件玩具，一块铁片、一根螺丝、几个小轮子，拼成小火车，拼成起重机，拆了再装，装了又拆。
鲁迅就站在旁边，不催，不管，还鼓励他。
那台留声机，是周海婴缠着父亲要来的。
鲁迅写作时最怕外头的噪音，留声机一响，思路全断。
但他还是掏了二十二元，给儿子买了一台。
周海婴拿到手，用了没几天，就把它拆开来研究。
鲁迅看见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里，留下了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些片段。
有一次，周海婴问："爸爸可以吃吗？"鲁迅回答："当然，你想吃还是可以吃的。"语气里没有半点劝诫，只有一个父亲对孩子天性的欣赏。
鲁迅去世后很多年，有人问周海婴，当年父亲对他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周海婴语气平和地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其自然，从不强迫，不硬逼。"
但顺其自然的童年，在1936年10月19日那天戛然而止。
鲁迅在上海去世，周海婴七岁。
那一天以后，许广平独自带着这个孩子，扛下了所有的岁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被日军占领，许广平在当年12月15日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了整整七十六天。
审讯是残酷的，但她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情报。
许广平在后来写下的《遇难前后》里记录了那段经历，文字里仍然能感受到那七十六天的重量。
彼时的周海婴，刚刚十二岁出头，守在上海大陆新村，靠着"没人敢抄鲁迅的家"这件事，把日子一天一天熬了下去。
许广平被释放后，在日军监视下蛰居家中，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算得以喘息。
1948年冬，母子二人悄悄离开上海，辗转经香港、沈阳，抵达北京定居。
周海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5月加入共青团，留在北京工作。
此后先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专攻无线电专业。
同年，他与同为北大学生的妻子马新云完婚，夫妻二人在同一所大学念书。
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期间，他和别的同学一样，会出于好奇去看同学打桥牌、跳交谊舞。结果没几天，背后的闲话就传开了。
周海婴后来在采访中讲起这段，语气是平的，但那种感受藏在字里行间："别人说起我，永远都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怎么样'。我要写字、写文章，不能说错话、做错事，如果我越出一点线去，就会有人批评'鲁迅的儿子做错了事'。别人可以去打牌、去玩，可我不行。"
记者问他，这一辈子被父亲的名字压着，是什么滋味。
他停顿了一下，才开口："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场'，你明白吗？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这个"人场"，周海婴一辈子都没能走出去。
他也从没有真正想要走出去。
1960年，周海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进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工作，任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此后晋升至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
从事无线电研究工作长达五十五年，先后担任第四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绍兴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名誉校长、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等职务。
在这些职务之外，周海婴还有另一重身份——摄影师。
他从九岁起便拿着相机到处拍，记录下了无数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侧面。
特殊时期，母亲许广平反复叮嘱他"夹着尾巴做人"，他把大量摄影作品全部销毁，唯独保留了一只樟木箱的底片。这批底片藏了将近六十年，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直到2008年，长子周令飞开了口。
周令飞是用商量的语气说的："爸，我想帮你整理一下底片，给你办个摄影展，就当作送给你的八十岁生日礼物。"
周海婴沉吟了很久，说，担心这批东西"拿不出手，给鲁迅丢脸"。
周令飞说："爸，那是您自己的东西，不是爷爷的。"
这句话说动了他。
2009年10月，周海婴个人摄影展正式开幕。
观众第一次看到那批跨越近七十年的历史底片——1948年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从香港北上的珍贵瞬间，记录解放前上海难民生活的《难民》系列，还有大量那个年代鲜少被镜头留下来的真实日常。
摄影评论家刘铁生后来说，周海婴的镜头里，有一种和父亲一脉相承的东西——他拍底层，拍小人物，拍那些被时代裹挟着走的普通人。
"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心灵深处有着和父辈一样的关注。"
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周海婴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遗体告别仪式于同年4月11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他这一生，从来不拿父亲的名字替自己铺路，也从来没有真正从那个"人场"里逃出去。
周海婴走后，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各自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其中走得最曲折、也最被外界反复提起的，是他的长子——周令飞。
【2】那张"全中国都认识"的脸，以及它背后的倔劲
1953年4月，周令飞生于北京，是周海婴与马新云的长子，打小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
"令飞"这两个字，是许广平取的，取自鲁迅早年用过的一个笔名。
这个名字从一出生就埋下了一道伏线——他这辈子，将始终和这个祖父的名字纠缠着，分不开，也逃不掉。
周令飞的相貌，是整个家族里辨识度最高的。
那两撇浓密的短髭，那个骨架轮廓，那种眼神气质，隔代遗传，和鲁迅像得让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几乎都要愣上一愣。
有学者专门做过论证，说许广平身高一百七十厘米，因此周海婴以及他的三儿一女，个子都远超鲁迅。
周令飞比祖父高出整整二十厘米。
常有媒体人、导演开玩笑，问他有没有人请他去演鲁迅。
"不行啊，我太高了。"他每次都是这句话。
但长得像鲁迅，对周令飞而言从来不是什么福气，只是一道从幼年就套上去的枷锁。
小学时，每次课堂上学到鲁迅的文章，同学们就会转过头来盯着他，带着一种奇异的羡慕和好奇，有时不说话，只是看，有时开口，说的也只是："那是你爷爷写的。"
周令飞后来在一次口述里说起那段："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上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我心里就变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
想逃，于是他去当兵。
1969年，从北京景山学校毕业后，他年龄还不到正式参军的标准，硬是向军代表软磨硬泡，说通了对方，进了东北高炮某部，在部队中入党，后来调入解放军画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积累了相当的拍摄经验。
转业后，他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摄影记者兼美术编辑，过上了一段在北京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
到了部队他才发现，那个名字同样如影随形。
报到第一天，自我介绍刚开口，对方先说了："这位是周令飞，鲁迅先生的孙子。"
恢复高考后，周令飞复习了几个月，终究因为特殊时期过早荒废学业、基础太差，没敢报考。那几个月的复习，只是确认了一件事：空白太大，补不回来了。
1980年，国家开放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
消息一出，周令飞立刻提出申请，经过一番周折，以"公派自费"的名义拿到批文，赴日本富士电视台进修电子媒体，和妹妹周宁一同，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大陆留学生之一。
在东京的语言学校，他遇见了张纯华。
张纯华来自台湾，家里开百货公司，日语基础好，主动帮他补课。
从语言关开始，两个人一起熬过了学业上最难熬的那段时间，一来一往，感情慢慢生出来了。
周令飞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描述过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那种女孩——既传统又现代，能吃苦，踏实，有那种北京那些女孩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品质。他说，张纯华就是那样的人。
然而两人的恋情，传回国内，就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塘，两边都炸开了。
周海婴的老友们纷纷来劝阻，组织上也过问了。
张纯华的父亲更是直接把女儿召回台湾，扣了整整半年，才放她重返日本。
那半年里，周令飞等在东京，一封一封地写信。
张纯华的父亲是生意人，让女儿回台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怕——怕那个名字带来的麻烦比想象中更大。
当台湾这边得知张纯华的男友是"鲁迅的孙子"，第一反应不是感叹，而是紧张，甚至有人把张纯华描绘成"靠近了危险的女孩"。
两边的家长都不同意，劝阻的声音一浪接一浪地涌来，但周令飞的心意，始终没有变。
父亲周海婴，明确反对这桩婚事。
就这样，裂痕在那时已经埋下了。
【3】爆米花机和一张没人敢收的简历
1982年9月18日，周令飞和张纯华从日本机场出发，飞抵台湾。
临登机前，周令飞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措辞清楚的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情，没有任何其他企图；此事与父母无关；并宣布退党。
那天，日本机场的候机厅里，来了不少媒体。消息早已提前走漏，记者们堵在出发口，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周令飞站在那里，面对镜头，把那几句话说完，然后拎着行李，和张纯华一起走向登机口。
周令飞后来回忆那段时光，说台湾媒体轮番来采访，常问的是：台湾、大陆哪边好？
"台湾记者妙笔生花成了'投奔自由'，我成了叛逃者。"他说这话时，摇着头苦笑。
嫁了大陆丈夫的张纯华，也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有报道绘声绘色地把她描述成"施展美人计的女特务"。周令飞看到那些报道，哑口无言。
消息传回大陆，周海婴迅速被主管领导叫去，被要求写下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这对父子，从此正式隔绝。
1982年9月24日上午，两人在台北地方法院公证处完成婚礼手续。
当天下午，在台北国宾饭店国际厅举行婚礼茶会，张家亲友及各路媒体到场超过一千人，舆论一时轰动。
婚后，生活很快就亮出了它真实的底色。
岳父的百货公司走了下坡路，一步步撑不住，最终倒闭。周令飞开始四处求职，碰了一鼻子灰。
不是没有人认识他，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正是因为认识他，没有人敢录用他。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鲁迅孙子"这四个字，带着太过敏感的颜色，哪家公司把他收进来，外面的麻烦会跟着来的。
求职碰壁之后，夫妻两人坐下来算了算手里的积蓄，买了一台爆米花机，把做好的爆米花批发给摊贩，靠这个维持日子。
这件事被台湾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鲁迅孙子在台北卖爆米花"，很快传遍了全岛。
周令飞在将近二十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提起那段岁月，说了一句话："如果不出去，不受苦，我还是'鲁迅的孙子'，不会有现在这种创造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用十七年换来的。
1985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女儿周璟馨出生，降生于台北。
1999年，随着两岸交流渠道逐步拓宽，周令飞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工作，结束了在台湾将近十七年的生活。
2002年，他与周海婴等人共同创立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担任理事长，致力于鲁迅作品与精神的传播推广。
父子之间多年的隔阂，随着这次回归，慢慢走向了和解。2012年，鲁迅文化基金会正式成立，周令飞担任会长。
此后每年主持举办"鲁迅文化论坛""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鲁迅是谁巡展"等大型品牌活动，著有《鲁迅是谁》《鲁迅影像故事》《鲁迅零距离》等书。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院长、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那个曾经在台北街头推着爆米花机熬日子的男人，用整整十七年绕回来，回到了那个他年轻时拼命想逃开的名字旁边。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他自己选择站在那里的。
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还落在周令飞这段跌宕故事上的时候，在香港那一边，另一条和这个家族牵连着的线，早已在荧幕上，悄悄铺开了将近五十年。
那个人，用一辈子的绿叶把自己活成了一棵大树，直到最后病危的消息传出，整个香港演艺圈的好友，全部奔向了那条医院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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