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26岁。离30岁比离20岁更近了。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没有往上走的事业,也不是父母和我自己曾经期待的那种人——律师、医生、工程师、IT精英,全都不沾边。取而代之的,是我在一场慢性病里挣扎,而那场病,家人根本不相信它存在,因为它看不见。伴随而来的,还有把我咬得很紧的心理问题。

日子经常是糊在一起的。刷牙都成了一项需要奖励的成就,我每天在手机那个傻傻的自我关怀应用里,把“刷完牙”打上勾。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幻想长大以后会穿着一身利落的套装,夹着文件夹,在某个大都市里步履生风地奔忙。那种女孩,叫“it girl”。现在我知道,那个画面永远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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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心底总悬着一个问题:当每一步都像在爬坡,到底什么才叫活得不算失败?我每天奖励自己,只是因为做到了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事。有些日子,感觉像推着一块巨石上坡,用尽力气推上去,它又轰隆隆滚下来,砸回我身上。

这种时候,如果非要说我还剩下些什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先生,一只黏人得可爱的猫,还有一个悬在头顶、我们正拼命期待的计划——明年搬到跨越大洋的另一块大陆,换更暖和的天气,换更多可能性。可是,这一切,在社交媒体上和周围人的目光里,似乎都不算“成功”的信号。我没有存款,名下没有任何资产,短期内甚至永远都看不到自己买得起一个栖身之所的那一天。在网络上,那些兜售成功学、阳刚教练话术的人,和精致普拉提女孩们眼里,我恐怕就是他们最不想遇到的那种人——一个没有焦虑可以被他们收割的活人,因为他们的课程、他们的商品,我根本付不起钱。

一连好几天,我被这些念头摁在原地,出不来。我以为我会崩溃,会大哭一场,会把自己关起来很久。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替代崩溃的,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我居然没有哭。这种感觉,更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死掉了,而我正在慢慢处理这场静默的死亡。我说不清,这算抑郁吗?还是说,在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抵达不了所谓的“全部潜能”之后,生出的一种看破后的麻木冷漠?如果我的大脑没有被那四年充满虐待的亲密关系,和接踵而来的身体心理疾病煎得焦干,也许我应该成为另一个人。

人们总说比较是偷走快乐的小偷。可当你和所有一起长大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唯一的“异类”,你怎么可能不去比较?我就是那个被默认没有跑出来的人,那个把事情搞砸的人。当我的同学们生活在罗马伦敦柏林这样的城市,一年几趟看得见价码的旅行时,我不是在家里忍着疼痛坐着,就是连一份工作都很难稳稳地握在手里。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独自低落了好些天之后,我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我给几个旧时的同学发了消息。只是很短的问候,几次轻松的闲聊,问问他们最近好不好。然后,Instagram上那些精心拼贴的高光画面,就开始一块一块地裂开了。我没有追问,也无意窥探,但在那些零零碎碎的对话里,我开始触到一些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背着隐形债务,有人家里闹得不可开交,有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着和我同样混乱、同样不稳定的步子。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交出去的,都是一份同样安静的谎。不是故意欺骗,而是这个时代好像无声地规定了一条游戏规则:你只能把还在往上爬的样子呈现出来,却不能在爬的过程中喊痛。于是所有人都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掉队,只有自己身上还挂着那件破旧的内里。可是当我们真的掀开那层外皮,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和自己那块推不动的石头较劲,每个人身后都拖着一截沉重的、被生活磨旧的尾巴。

“比较偷走快乐”,这句话也许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我们拿去比较的那个参照物,从一开始就不是完整的。我们看到的是别人凌晨四点就起床冥想,却看不到他们后来的深夜崩溃。我们看到有人升职、旅行、恋爱、搬进漂亮房子,却看不到他们为了这笔账单和谁借过钱,在多少个深夜咬着牙不敢往下想。我们不是在和真人比较,而是在和他人的“展览品”比较。展览品不会告诉你,它背后那块墙皮有多么斑驳,也不会告诉你,它站着的那个展台,也许就是借来的。

所以,我依然是那个离传统成功很远的人,刷牙需要打勾,存款是空的,但对这场平静到近乎冷漠的“崩溃”,我忽然有了一点不一样的理解。它不是哀莫大于心死,它更像是一层旧皮肤的剥落。它让我终于愿意停下来,去看看其他和我一样在爬坡的人,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而看到之后,我没有变得幸灾乐祸,我只是觉得不那么孤独了。原来,不是只有我推着石头,不是只有我上不去那个光鲜的展台。大家,都有一块推不动的石头,也不一定非要推上去才算赢。

那天之后,我依然会把刷牙填进自我关怀应用里,但也开始试着把“今天没有拿自己的内部去比别人外部”放进那一天的小小成就里。也许26岁的这场哑然的“死亡”,死掉的不是希望,而是那个早就该放下的幻觉:以为自己必须活成某个单一的样子,才是没有把人生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