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连升：在“正确的程序”与“真实的后果”之间，重建责任的闭环
受访者｜王连升
研究员，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兼副秘书长。主导编制SJ/T 16000《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等行业关键标准，连续六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覆盖两千余家企业。构建了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的完整思想体系，发表全球政产学研用社会责任实践应用研究400余篇。2025年荣膺全球电子协会亚洲ESG杰出个人奖。
访谈时间｜2026年6月
访谈手记
当MSCI的AAA评级与EcoVadis的铂金勋章成为商业世界中“负责任企业”的代名词，当厚达数百页的ESG报告成为上市公司年报的标配章节，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正在浮现：我们是否正在集体见证一场规模空前的“纸面责任”大展？报告越做越厚，评级越卷越高，但供应链最深处的工人依旧在超时加班，环境污染依旧触目惊心。
“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之间的鸿沟，正在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最大的信用赤字。带着对这道鸿沟何以形成、何以弥合的追问，我们专访了王连升。他用多年的行业深耕、四百余篇研究成果和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给出了一个直指根本的回答：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第一部分｜工具理性批判：三种“责任表演”何以成为全球性景象
记者：王老师，您好。开门见山地说，当前全球ESG领域最令您焦虑的现象是什么？
王连升：（沉吟片刻）最令我焦虑的，是我称之为“三种责任表演”叠加而成的系统性失灵——“符号合规”“评级驱动”和“风险隔离”。这三者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统：报告精美、评级光鲜、法律合规——但供应链最深处的真实问题纹丝未动。
这就像一个人，体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显示“健康”，却有慢性病缠身多年。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是：信息披露越来越丰富，评级越来越高，但工人在加班、废水在排放、碳排放在增长。
记者：能不能具体拆解一下这三种“表演”？
王连升：先说“符号合规”。现在很多企业做ESG，本质上就是“报告即尽责”：发一本厚厚的报告，里面充斥着“我们致力于”“我们承诺”“我们计划”，但真正可量化、可验证、有追溯机制的实质性行动少之又少。更糟糕的是，当你追问一级供应商之外的二级供应商的情况，很多企业给出的回答是三个字——“收集中”。这个状态在报告里已经保持了四五年，本质上不是在“采集”数据，而是在“等待监管忘记这件事”。
再说“评级驱动”。全球有超过600套ESG披露标准，MSCI、Sustainalytics、CDP……每一家都在试图用一套标准化的指标框架去衡量所有企业的“可持续性”。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开始“为分数而非绩效”而管理——成立专门团队研究评级模型的权重，优化填报口径，分数上去了，碳排放没下来。
最可悲的后果是，高评分成了企业自我正当化的借口——“评分那么高，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负责任吗？”但评级机构的逻辑与供应链实质责任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裂缝：你可以在问卷上勾选“我们有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得分，但这份准则在实际采购订单里执行了没有，不扣分。这就是把管理工具异化为了表演道具。
第三是“风险隔离”。跨国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让供应商签一份行为准则，然后就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旦出事，那是供应商的独立行为。这其实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墙”，把真正的责任挡在了品牌方的大门外。责任没有被履行，它只是被转移了。但跨国公司真正掌握着供应链的定价权和订单分配权，却在责任问题上假装自己只是“无辜的旁观者”。
记者：您用了一个很重的词——“表演”。这种系统性失灵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哲学根源？
王连升：有。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当前业界对ESG的理解普遍存在一种“技术化迷思”——企业忙于计算碳排放指标、编制冗长的披露报告，却渐渐忘记了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许多企业的ESG实践是被资本市场倒逼出来的，关注的是如何填报表、如何获得更高评级，而忽略了企业究竟要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
用哲学的话来讲，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掩盖了价值理性。我们好像做了一个精密的温度计，却忘记了我们要测量的是温度本身。
第二部分｜学理的重塑：“CSR为魂，ESG为体”的思想体系
记者：您构建了一套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的完整思想体系。能否系统地谈一谈这套体系的逻辑？
王连升：这套体系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两大支柱”。
先说“CSR为魂，ESG为体”。很多人把CSR等同于慈善公益，把ESG理解为资本市场的评级工具，二者沦为“两张皮”。这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范式危机——企业缺少一套同时容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框架。
所以我提出，CSR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为企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温度；ESG为价值落地提供可量化的框架和标尺。CSR如果失去了ESG的支撑就会流于空谈，ESG如果失去了CSR的指引就会走向异化。“魂不附体则CSR流于空谈，体不载魂则ESG走向异化”。魂体相融，方能同频共生。
再说“责任闭环”。主流ESG框架把E（环境）、S（社会）、G（治理）当成三个并列的“支柱”，这种认知在实践中极易导致资源的分散投入与战略的碎片化——“花一分力气做环境，花一分力气做社会，再花一分力气做治理，三者之间毫无协同”。
“责任闭环”模型的核心洞见在于，这三者本质上是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机关系。治理（G）是基石，它为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优异的环境表现（E）能反哺治理的韧性，比如气候风险管理的有效落实能够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良好的社会关系（S）则构筑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三者不是三条平行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
我用一个带有东方哲思的表述来概括这个系统的终极目标：“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相得益彰。“物质创造”指经济效益与竞争力，“精神滋养”则指品牌声誉、员工认同、社会价值这些无形资本。二者辩证统一，将企业发展从短期的利润追求提升到组织存在意义的价值哲学高度。
记者：您还提出了“价值沉默”战略，这在当前ESG领域人人都想做“大嗓门”的潮流中显得非常反直觉。
王连升：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反直觉的竞争范式。它的核心逻辑是：企业不急于高调宣传，而是将精力用于“积累性沉默”——默默地、持续地构建那些难以被模仿的结构性优势。
这个概念是我从永定河身上悟到的。那条河不声不响，但你知道它在走。这是一种存在但不张扬、有力却不虚张的存在方式。我把这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的方法论——做你该做的事，让结果说话，而不是让报告喧嚣。
“价值沉默”包含三种形态：观察性沉默——在新兴议题面前，避免贸然发声陷入被动，转为内部研究、试点探索；谦抑性沉默——克制自我标榜的本能，防止引发“作秀”质疑；积累性沉默——将重心从价值传播转向价值创造本身，默默投入研发、改造供应链、培育责任文化。
最可惜的是，当前不少企业恰恰走向了反面：在行动上“沉默”，只在报告上“喧嚣”。这不是我所倡导的“价值沉默”，而是它的彻底背叛。
第三部分｜标准化：从“绿色铁笼”到“语言的统一”
记者：您是多部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在很多人眼里，标准就是条条框框的限制。您怎么看待标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
王连升：标准化不是枷锁，而是“语言的统一”，让绿色有据可依，让可持续发展可以度量。
你说你的产品环保，他说他的产品绿色，用什么尺子来衡量？谁说了算？这就是标准化的意义——给绿色安上一把有刻度的尺子。没有统一标准，各家宣称的“绿色”“低碳”就是自说自话。
标准在CSR与ESG语境下的作用至少有三个层次：可量化——不能量化的东西，企业永远会有办法钻空子；可验证——2026年财政部发布《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开始要求第三方对可持续信息进行鉴证，这是非常关键的制度安排；可追溯——从原材料采购的源头到最终产品交付的末端，每一个环节都要纳入可追溯的范围。
一个好的标准必须具备这三个特征，它不仅要告诉企业“应该做什么”，还要给出“做了没有”“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可查证”的判断依据。
记者：但我们也看到“挂名标准”成了一种灰色生意。企业花几十万买一个“标准起草单位”的铜牌，却连标准正文都没读完。您认为这是标准化本身的错吗？
王连升：说到“挂名标准”，我脑子里第一个词是“荒诞”，第二个词是“危机”。荒诞在哪？一家做螺丝刀的企业，花二十万“参编”了馒头标准，老板连标准正文都没读完，却在展厅里挂着“国家标准起草单位”的铜牌。这不是段子，是真事。
危机在哪？当标准可以买卖，那标准就不再是产业共识，而是成了“准入证”式的商品。真正的技术能力反而被边缘化。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标准的本质是“承诺的共识”，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承诺的兑现”。如果你连标准里写了什么都不知道，你拿什么去兑现承诺？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更可怕的是，这种“形式主义”正在向ESG、绿色供应链、责任商业等更广泛的领域蔓延。有些企业花几万块钱买个“ESG评级机构”的所谓“认证”，或者找咨询公司“代写”ESG报告，数据都是编的。然后拿着这张纸去申报绿色金融贷款、去拿政府补贴。这本质上都是 “制度套利”——利用信息不对称，购买一个“符号”，去骗取政策资源或市场信任。
第四部分｜从“成本中心”到“价值创造中心”：实践中的范式革命
记者：您一直强调，ESG和CSR不应该只是成本，而应该成为“价值创造中心”。这句话在实践中如何落地？
王连升：之所以提出这个转变，是因为太多企业把社会责任的投入视为“该花的钱”，把ESG的工作视为“不得不做的合规”。这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思维。
真正的转变在于：将CSR的使命与ESG的目标深度融入企业核心战略与商业模式。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一家企业的CSR愿景是“推动绿色出行”，那么它的ESG战略就可以具体化为“在2030年前实现全系产品电动化”，这不是慈善，而是未来的业务方向。
我看到过非常实际的案例：一家制造企业将部分生产线转型为“零废工厂”后，节省的成本与获得的绿色订单，让ESG从报表走进了生产线与董事会决策的核心。“碳账户”不再只是头部企业的标签，更多中小企业开始将其视为融入未来绿色供应链的“入场券”。
在产业链层面，我特别关注“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它们应该从“单向管控”转向“双向赋能”——不是只要求供应商合规，更应通过培训、技术共享等方式帮助供应商提升ESG能力，从而增强全链条的韧性。
记者：2026年是A股ESG强制披露元年，披露率逼近50%。但中小企业的处境似乎非常被动。您怎么看？
王连升：您说得非常准。中小企业目前确实处于一种 “被动卷入但准备不足” 的状态。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大型企业ESG转型是“开着重型卡车走高速”，有导航、有服务站、有备胎；而中小企业像是“骑着自行车被要求上高速”，连头盔和车灯都不一定配齐。
中小企业的困境可以概括为 “三缺”——缺资金、缺人才、缺激励。再往下拆一层，是四个相互交织的困境：认知困境、资源困境、制度困境、能力困境。
但我必须强调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中小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U型”关系——初期投入确实会拉高成本，但跨过一个阈值之后，会显著提升融资可得性、客户信任度和品牌溢价。问题是多数中小企业熬不到那个拐点。
破解困局的关键不在于将大企业服务“缩水”，而在于彻底重构服务逻辑。大企业需要的是“完美合规”——满足全球监管、评级机构、ESG指数等苛刻要求；而中小企业最迫切的需求其实很朴素：“我的大客户要我提供碳排放数据和供应商行为准则，你给我一个最低有效证明，让我先过准入关。”把前者那套复杂体系照搬过来，就是“杀鸡用牛刀，鸡还被压死了”。
第五部分｜全球博弈：中国标准化的出路与ESG评级批判
记者：您在研究中提到中国在国际标准化领域面临的“敌对叙事”“依附叙事”“被动叙事”三重迷思。能否展开谈谈？
王连升：这三种叙事我都观察过，而且都曾出现在真实的商业决策中。
所谓“敌对叙事”，是把标准政治化了。有些企业一听到国际标准就反感，觉得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壁垒，主张我们另起炉灶、完全独立。企业不是没有技术实力，而是把力量放在了对抗上，浪费了真正的标准化机遇。
“依附叙事”同样危险。有些企业盲目跟从国际标准，甚至把西方主导的标准当作“绝对真理”，缺乏对中国本土实践的深度思考。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国际标准与中国的本土实践深度结合，为全球责任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更值得警惕的是“被动叙事”，很多企业在标准上完全处于“应答”状态：国际社会发布了什么，就对标什么；国际同行做了什么，就跟着做什么。这种状态导致企业永远在追，而不是在引领。
中国国际标准化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敌对”，也不在于“卑躬屈膝”，而在于以“学习者”的姿态真诚吸纳全球标准化的宝贵经验，以“研究者”的严谨将产业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知识体系，以“实践者”的谦逊在每一次标准推进中积累成败得失。
记者：最后，回到您核心关切的问题——ESG评级。您对实践者如何正确使用ESG评级有什么建议？
王连升：很简单。ESG评级不是“道德分数”，别再用信用评级的尺子量它。ESG评级本质上是“非财务风险的组合代理指标”，而组合的权重取舍天然应该不同。
资本市场用途用综合分，但最好用几家不同机构的分，同时回测它们对历史监管处罚、股价异常波动的预测能力。供应链管理用途直接放弃综合分，提取与环境合规、劳工权利、健康安全相关的子维度，或者自建二分类的红绿灯。
但最核心的一点是：不要忘记评级终究只是地图，不是疆域本身。 那个真实的疆域，是工厂里工人的真实处境，是河水的清澈程度，是碳排放的真实现状。任何评级如果脱离了这些实质性的治理对象，都会沦为一场精致的数字游戏。
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这就是我想说的。
采访后记
三个小时的专访结束时，窗外的天色已暗。王连升面前那杯早已凉透的咖啡始终没喝几口，但他的思维却在“标准与人”“工具与价值”“程序与后果”之间完成了多次往返。
这位自称“ESG泥瓦匠”的研究员，用“责任闭环”修补着碎片化的ESG框架，用“价值沉默”对抗着喧嚣的评级游戏，用“CSR为魂，ESG为体”统一着被割裂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他的思想体系，正在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责任治理提供一条可参照、可修正、可深化的进阶路径。
在“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之间的鸿沟面前，王连升给出的答案不是一个更完美的评级模型，而是一个更根本的追问：我们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永定河“不声不响，但你知道它在走”的沉默里。
王连升，研究员，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同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同时，兼任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证券日报特约专家，北京ESG研究院顾问，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等。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414,564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发表各种研究论文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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